上中学的时候，对于《顺境与逆境》的作文题，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有意无意的暗示，几乎所有的同学在作文里都认为：逆境更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材；优裕的生活则会使人心生怠惰，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现在想来，大家之所以能够几乎无人例外地对这类作文的“立意”心领神会，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这样写才能表明自己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一旦不这样写，比如说写成“顺境才有利于人的成长与成材”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思想有问题。
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感觉到，如此对待“顺境与逆境”才是成问题的。固然可以举出很多身处逆境然意志益坚的成功者作为立论的依据，“逆境出人才”，似乎也更能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到呼应：孟老夫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位号称“宋代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有那句在民间更广为人知的“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等等。然而即使有一万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成功者，也无法抵消生活本身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人其实是被逆境给毁掉了，从而无法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供我们援引；更多的人被贫穷毒化了心灵，扭曲了灵魂，湮灭了智慧和才华，甚至吞噬了生命。
行有余裕、不必为柴米发愁的宽松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升华，对于一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其实是更重要的。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虽是以调侃的口气说的，恐也是感慨系之的悟道之语。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坚强后盾与实际保障。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
中国读书人往往以“君子”自我标榜或自我期许，而君子是“谋道不谋食”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讲要“安贫乐道”，所以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要之，颜回也需要有“一箪食，一瓢饮”可供充腹，方可“乐”得起来，若是像孔夫子当年“在陈”绝粮，饿得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星，我就不相信会有什么“乐处”。其实，孔子之后约四百年，司马迁即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与儒家唱了反调：“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蓄妻子，举家冻馁，而高谈仁义，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惜的是，太史公一番洞达世情的老实话千载而下竟落得“轻仁义而羞贫贱”之苛评。
都说鲁迅的骨头硬，然鲁迅的骨头所以“硬”得起来，离不开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支持。鲁迅对金钱的极度关心显得是那么鲜明而独特。他在《碰壁之后》中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甚至不惜与先是学生、后是挚友的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翻脸，从而就版税问题对簿公堂；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曾一再向自己供职的教育部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正是牢固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才使得鲁迅能够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才使得鲁迅即使是走着“独战”的道路也没有被中国社会无边的黑暗所吞没。
【原载2012年7月15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标题有改动】
●丁辉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