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地方创新助推改革前行

　　核心提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秉承了中国改革一贯的思路，即通过创新培养出新的机制，再慢慢替换掉旧的机制。

　　据余姚县志记载，“这里襟海带江，山钟奇秀；山川佳美，人杰地灵。”

　　自古以来，浙江余姚一带能人辈出，王守仁、蒋梦麟、余秋雨……众多名人出生于这块富饶的江南之地。作为余姚人，郑永年为家乡的美名感到自豪；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郑永年则不遗余力地为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建言献策。

　　自去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改革计划都已经出台。与此同时，在反腐倡廉方面，“老虎”、“苍蝇”一起打，垄断国企中石油高管相继落马。这些都表明，中央的改革决心不容动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应鼓励地方创新来推动改革车轮的前行。

　　社会改革广东先行一步

　　面带微笑，眼神专注，言谈举止儒雅又不失机智。这是郑永年给《支点》记者的第一印象。

　　他从来就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类改革政策密集出台，这些无一不牵动他的神经。而今年以来，郑永年辗转各地调研的步伐就从未停歇。

　　郑永年尤其钟情广东，并频频造访，将广东作为他社会政策研究的首选地。在他的《中国的开放社会》、《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等著作中，广东的案例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广东是观察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中国各方面的改革都会放在广东先行一步，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郑永年说。

　　郑永年的另一个身份，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今年8月，在他的推动下，“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这次活动。

　　郑永年希望能把这一学术研讨会办成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达沃斯”。

　　作为长期观察和研究“广东经验”的学者，郑永年注意到，最近国务院推行的几项改革中，有两项改革--下放行政审批权和政府购买服务，广东早已先行先试。

　　今年3月底，《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确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出台时间表；今年5月上旬，国务院要求加快出台指导意见。

　　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广东省财政厅就发布了《2012年省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事务服务、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技术服务事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和技术性服务等262项服务项目被纳入第一批政府采购服务范围，此举为全国首创。

　　近一年多来，广东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下放一大批审批权限。郑永年认为，广东的社会改革，最具有“顶层设计”味道。广东的改革做好了，将为其他省份提供重要参考，这不仅对广东有利，也对整个国家有利。

　　提及郑永年与广东的渊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品曾被广东省委定为党政干部研究学习改革的蓝本。

　　除了进行研究工作，郑永年一直热衷于学术活动，并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署中国部城乡发展与民主顾问。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增加等现象昭示着中国急需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在东亚，社会政策经历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轨迹，而中国又有着不同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路径。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阶段，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虽然这一政策带来了良好的经济表现，但也破坏了传统的社会政策。更严重的是，它侵入社会领域，造成社会政策的商品化，从而削弱了社会基础。因此，在第二个时期，国家试图引入社会政策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社会后果。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地方创新具有动力机制

　　体制创新，有时比体制改革更重要。事实上，地方创新持续在推动着改革的车轮向前。

　　郑永年举了一个例子，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一种体制创新，而非体制改革。

　　同样，1979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勾画出经济特区，也是在设立制度创新的空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秉承了中国改革一贯的思路，即通过创新培养出新的机制，再慢慢替换掉旧的机制。

　　“在特区内部，特区政府可以对各种新的制度先行先试，成功了就向其他地区推广；不成功，其影响也局限于特区之内，不会影响大局。”在郑永年看来，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这种方法非常重要。要把一种尚未进行试错的改革举措推广到整个国家，其中所包含的风险巨大。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看，这种试错方法非常有效。

　　然而，在各方面的改革都遇到极大阻力的今天，如何赋权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这三大主体继续承担体制创新的责任呢？这是郑永年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不同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根据经验，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郑永年说，近年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都在实践体制创新，并在各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例如，广东包括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以分权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管理的全方位体制创新；浙江的省管县制度。其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明显，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的改革处处凸显生机。

　　在郑永年看来，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首先是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

　　通过走访各地，郑永年发现一个有积极意义的现象，现在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竞争，要有竞争力，他们必须有所作为。尤其是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县级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

　　“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与1980年代作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改革开放初期，地方充满创新动力。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人，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郑永年说，对于地方创新，当时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改革需要企业体制创新

　　今年年初，酝酿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又被搁浅，舆论将其归咎于垄断国企和一些主管部门的阻挠，这一事件也再次将垄断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推上风口浪尖。

　　周其仁、张维迎等学者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扩张，急速挤占了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而在普通民众看来，既得利益集团主导改革，改革对象又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似乎陷入了困境。

　　“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郑永年说，现在人们谈论改革受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但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着既得利益的。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邓小平发起改革的时候，也存在着既得利益，当时的既得利益并不比现在的小。“要推进改革，主要是要找到克服既得利益的方法。”

　　他指出，对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郑永年判断，无论是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还是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可能会使经济结构失衡加剧，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做法，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通过非国有部门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了，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郑永年说。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部门很大的财政支持，所能给的就是政策。如今，中央政府的财力已今非昔比。

　　因此，他建议，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在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部门，也就是说，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

　　以税制为例，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和2008年以来国有部门的大扩张有密切关系。”郑永年认为，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微型企业，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支点杂志2013年12月刊）

　　《支点》记者 丁杰

　　（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支持）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