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 没有必要排斥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在2013年末前，曾约陈凯歌的采访许多次，都因为种种原因被拒。直到陈凯歌获邀并作为评委会主席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才终于与他碰头。

　　提到陈凯歌，很多人会提到他的“突变”，无法将《霸王别姬》与《无极》联系在一起。而采访陈凯歌，你可以感受到在大浪淘沙时代下，导演的不同生态。他在国际屡获大奖，却也向商业市场做出妥协转变。有人说渐行渐远会被认为是“江郎才尽”，也有人说时刻变化才能一直不退出时代的舞台……而陈凯歌却自有一套原则，他拍电影的拳头动机是尝试不同题材，任何舆论都拿他的固执没办法。

　　Q：女报时尚

　　A：陈凯歌

　　没有什么理由比出生在一个电影家庭更适合做导演了，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是著名导演，母亲是一位电影编剧。二十几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然后执导《黄土地》、《大阅兵》等。最初的他在以批判、问询的态度闯入影坛。

　　Q：您曾在作品里提过，因为贫困和吃不饱，家里的工人经常偷吃。同样，您也经历了特殊的年代，您说人在恐惧、饥饿及极度困苦的时候，就不会有所谓的爱了。也就是说道义是可以因为环境而发生变化的？

　　A：在骨子里，我是非常认同一些东西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多少年总结出来的，比如礼义仁等等。我们该如何做人，是一种潜移默化契约式的意识形态。很可惜的是，这种意识在现在很多时候被粉碎了，因为大环境变了，特别是很多西方的意识形态进入之后。

　　刚才说礼义仁，其实还有忠和义，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认同感，因为大家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把这样的标准加在老百姓身上，是不是要求就有些高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吃饱喝足有家就够了。所以我会提到那个保姆，那只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的时间内作出的决定，我们不能就此判断她不是好人。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恐惧，再加上极度两个字，或许就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甚至不会顾忌所谓的爱。

　　Q：那你做这行一开始也是意气用事吗？

　　A：也不是。我对我的父亲感情比较复杂，我一直很怕他。“文革”后父亲重新做导演，我也开始尝试拍戏，但他不是太支持，跟我讲做导演太累，生理和心理都会极端疲惫。但我已经决意做这行，他也给我写信，告诉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伴随了我一生，包括后来的《霸王别姬》，父亲是艺术指导，我知道，他是把荣誉和成就都让给了我们这些后代。

　　Q：但听说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您的父亲，在逼迫下你也推搡了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A：是。一种爱恨交织。我该如何表达呢？很多时候，父子关系始终是社会的主体关系。在“文革”那种特定的时期，中国人有一种思考和生存模式：不能被集体抛弃，因为社会结构就是那样的，一旦脱离了集体，你是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办法成为有竞争力的个体。所以那时候我不愿意被集体抛弃，那只能证明你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做一件对批斗对象不尊重的事情，我很清楚，那么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对父亲一直很愧疚。但他从来没有计较过。

　　Q：所以您也觉得自己是个比较冲突且矛盾的人？您觉得这是民族沉淀所影响的吗，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作品表达？

　　A：总体上说，我们整个民族都很情绪化，比较理性的声音和判断都比较少，而且有从众的心理。但至少对我来说，高调唱不得。我总说道理和常识是多少代沉淀下来的东西。当我们把很多东西忘记，想要捡回来的时候，绝对不是十年八年就能找回来的。但我相信我们终究会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信仰。

　　Q：有人说过，民族的苦难史是第五代导演的财富，你认同吗？

　　A：（笑）这个我们要是自己说出来，别人肯定会说我们有点扯，但不得不说，事实就是这样。但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在那种生活状态中获得多少能量和经历，那种时代对人的冲撞是非常大的。能怎么做？打落牙往肚子里咽，掉泪也吞下去，然后还要对世界笑，挺扯的。

　　Q：您在《少年陈凯歌》里曾经描述过人的死亡。人对生命的认识，是从感知死亡开始的，你认同吗？

　　A：这个怎么说呢，无论什么年龄对于死亡都会有不同的认知。只是在那个时间段你会在看到的一瞬间，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现实原来可以那么的残酷。

　　Q：您曾经说过，在那个时间段也有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还好没走那一步。

　　A：其实那时候就是对生活和生命不抱希望了。你要知道小的时候视野和思想的宽度深度有限，再加上你周围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就会容易想不开。等自己慢慢缓过来，重新再建立希望，建立期待，很难。

　　对我来说，这些正面的东西其实是从劳动力体验出来的。在农村要自食其力，我突然发现乐趣原来在这里，完全被劳作激发了，会有意识地看那些正面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树在发芽、鸟在叫。回到这生命最简单的东西里，就是你必须升华下去，而这些都需要你的劳动实现。接地气的东西，可以唤醒你的生存意识，人太过意识流是不好的。

　　Q：2010年之前，国内导演圈基本都是大牌导演的天下，但《失恋三十三天》、《泰囧》、《致青春》等票房惊人，新导演层出不穷，有人说导演圈要重新洗牌，您对此现状如何看待？

　　A：我以前就说过，不要看不起商业片。商业片要拍得好是需要很高技巧的。而专业出身的年轻人什么时候把艺术家的身份放弃了，好电影可能就出来了。从内部来说，在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上，新生代导演也得到了重视。我们是不一样的发展形态，每一个导演的风格都是不同的，无论新旧。

　　Q：您平时也会上网看一些资讯或者是其他东西吗？认同网络文化吗？

　　A：是的，但我还不至于到每天不上网心里会不舒服或者觉得有缺失的地步。就像抽烟、喝酒等等不同嗜好的人一样。但我也和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会好奇，网上的很多事情，我也会看，背后到底在说些什么，表达什么。

　　无论是名人还是平凡人，都没必要排斥网络文化，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再就是社会环境都是需要的。

　　Q：那么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怎么才能让所谓的有文化元素的电影活下来？

　　A：不知道你对京剧了解不了解。我举个例子：戏曲界讲两样东西，一是票房，二是玩意，这两样缺一不可。不能说需要票房的日子里你就能做到没有玩意，所以电影也是一样，既得到了娱乐，又可以得到一些娱乐之外的东西，我能做的，就是尽力找到这二者之间的平衡。

　　Q：对观众的诸多看法和评论，甚至是批评，您会怎么想？

　　A：无所谓，但会全收，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既然有声音处理，也都会有存在的理由。感受、探讨、汲取就会让人进步。我知道批评我的人很多，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些声音就放弃了一直要做的事情，有争议才有话题，这也是市场决定的。

　　Q：只关注市场吗？

　　A：其实我自己比较关注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但也提前做了心理准备，就是这部电影有可能赚不到很多钱。因为现在的市场诱惑太大太多，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拍一些对我自己来说比较不同的电影，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的。

　　Q：可以理解为，您拍过的电影都能表达你的情绪或者关注的内容吗？

　　A：我们不能在一部电影中去评判谁对谁错。但至少可以对社会的某种现象有批判有态度，但是电影究竟应该直接给予答案，还是让它只是扮演社会观察者的角色？是应该承担某种责任和任务，还是取悦观众？无论怎样，电影应该是有正确指导性的东西。而观众应该通过观影的愉悦之后，会有思考。

　　Q：您一直都是这样想的，还是某一个时段的经历改变了您的看法？

　　A：我们都在变，无论是观众，还是我。因为时代不同了。我刚拍电影的时候，“文革”结束不久，观众和我都会有很大的悲情色彩，这需要宣泄和表达。所以那个时期的电影都是很严肃的、带着悲情，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现在就不能这样，观众的主体以年轻人居多，很多生活方式，我可能没有很细致入微地经历过，但我有强大的背后团队可以去深入了解许多资讯。作为一个电影人，我不能要求观众去懂，去知道它的根源，所以我必须用观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表述我想表达的故事。

　　Q：最后，请您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您最认同的生活状态？

　　A：你看，日本导演新腾兼人，他在101岁去世，去世前一年还拍了一部电影，抽烟喝酒一辈子。从业一辈子过得多快活，我也希望自己能这样。（笑）

　　采写_宛冬 设计_兰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