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式替代教育

　　在许多人看来，体制内教育糟糕得难以容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许多方面到了摧残孩子的程度，这样的认识至少在一些社会阶层和亚文化群体中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尽管不满，家长们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移民似乎成了摆脱这种教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这已成了一条很常见的移民动机）。

　　换句话说，尽管对新型教育的需求普遍而强烈，尽管对替代教育的种种探索也已持续多年，但这些探索迄今未能找到足以成为普通家长可行选项的替代品，在旺盛的需求与薄弱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目前正在被实践的替代方式，要么难以让足够多家长信服，要么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行；而与此同时，原本被寄予希望的民办教育，却多半沦为了体制的追随者，在迎合应试教育方面，他们甚至常常比公立学校更加起劲。

　　替代教育的这一不如人意的局面，根本原因当然是制度限制，但在探索与实践者方面，似乎也不乏可以反思与改进之处；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可以称为“拓荒者效应”，作为第一批吃螃蟹者，过去十多年在体制外寻找教育出路的家长，大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专业供给方帮助的情况下“徒手”探索的。尽管希望脱离体制的家长很多，但真正能够鼓起勇气跨出这一步并坚持多年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的个性往往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较为流行的几种替代教育模式，全都具有宗教背景（假如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一词的话）：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家上学的基督徒，送孩子上私塾、国学堂和读经班的儒教徒，把大理变成替代教育圣地的佛教徒和各式各样的灵性论者，而迄今最成气候的替代教育模式华德福，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所谓人智学，其实也是一种新宗教。

　　宗教背景本身对教育事业并不是问题，它在很长历史中都是教育的主要载体，在西方，教会也曾是教育的最大赞助者，但新皈依者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和偏激气质，在为他们的探索实践提供勇气和毅力的同时，却也构成了一些障碍，特别是他们对科学方法和商业化的疏离、冷淡甚至抵制。

　　许多家长和教育者单纯强调天性、爱、自由、接纳等等抽象而笼统的观念，而疏于为他们的理念寻找一套含义具体明确、可操作、其成效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教育方法，有些人甚至对刻意寻求教育方法表示反感，认为那会妨碍孩子天性的自由发展，许多人也反对划分科目和设置课程，以及按特定阶段顺序推进的教学程序，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他们联想起传统主流教育，因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反感。

　　实际上，即便他们愿意这么做，也会因为缺乏可以依靠的研究资源，或者难以与之形成互动关系，而得不到必要的学术支持；理想情况下，我们本可期望，教育实践的探索会从学习理论等相关学科成果中得到启发，他们的实践经验也会被反馈到这些学科中，借助恰当的概念体系、启发式模型和统计手段，将这些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科学事实，而不仅仅停留在零散的个体经验和小圈子内流传的朴素知识甚至只是逸闻的状态。

　　替代教育的生存空间被体制压制得极为狭小。然而，即便这个狭小空间，也并未被探索者充分利用，而这很可能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所带来的另一个倾向——远离商业化——有关。

　　结果是，除了国内学生很难进入的国际学校之外，替代教育实践者所办学校极少有成规模的，学校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实在太小就会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许多需要靠规模来摊薄成本的教育条件就无法利用，比如百人以下的学校就不大可能有足球场，30人以下就很难组织体育竞技；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相处的同龄孩子太少，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会缺乏原本应有的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类似于独生子、孤儿。

　　不过如同所有变革运动一样，在第一代先锋凭借理想和勇气完成拓荒之后，第二代参与者通常会更加温和与务实，更能平静而同情地看待与自己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包括他志在改造的旧体系，这样，他们也将更有意愿和机会去利用主流社会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尤其是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学术资源和主流市场的商业资源，那时，他们方能从边缘地位走出来，成为普通家长也可轻松做出的选择。

　　文/周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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