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夹道欢迎的同时需擦亮眼睛

　　三中全会之后，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二次分离将成定局，这就为土地流转打开了一扇门。因此，在全球资本都高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背景下，资本不选择在中国下乡，才会是一件天大的怪事。

　　全球资本都在“下乡”

　　索罗斯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最值得投资的领域是农田--他指出，从人类有信史的2000年的时间来看，只有一种生产资料升值幅度最大，那就是农田--从公元元年到目前，农田的价格已经升值了1200%，远远超过贵金属和其他生产资料。

　　事实上，对农田的投资也是在顶级投资顾问看来十分稳妥的一种长期战略投资选项。例如索罗斯拥有南非Adecoagro农场23.4%的股份，另一位投资大鳄罗杰斯也在2010年面对媒体提问时承认，他一直在买入农田--而一家名为Ceres Partners的公司则在2011年宣布，自其从2008年开始投资农田以来，每年的收益超过了16%。

　　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以来，全球资本为了避险，都开始寻找那些风险小的资产。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肆无忌惮的印钱举措，使得食品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像坐火箭一样上升”--联合国曾在2010年宣称，自美国宣布量化宽松以来，全球食品的年通胀率达到30%，并警告说“对于使用弱势货币的国家来说，从其他国家进口食品的成本将每两年就要翻一番”。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全球投资者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都对农田投资趋之若鹜--人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但食品价格在上涨，全球人口却在呈几何基数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肯定会越来越大，而全球农业产值最多不过是算术式增长，很难出现数量级级别的变化，因此农田肯定还会升值。

　　农民为什么会出让土地？

　　著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曾指出，虽然农产品价格在不断上涨，但从全球的情况上看，农民从中获益却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获益。

　　他为此举出了众多周详的例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阿根廷与著名公司孟山都之间的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费用之争。恩道尔指出，孟山都先是利用阿根廷急于提升农业产值的心理，“诱使”阿根廷全面采用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但随后向其提出收取高额的专利费用--阿根廷农民由于无法承担弃转基因种子而产生高额代价，不得不接受孟山都的条件，从而实现了“摧毁阿根廷农业”的目的。

　　恩道尔认为，国际资本可以轻松利用其掌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这一“核武器”，任意调节全球农民的收益水平，以至于“农民如果不用他们的土地抵押就无法贷到款来购买肥料，或者无法灌溉，或者无法得到种、苗和农药”--这些手段能轻松实现将一个家庭几代人赖以生存的农田无法传承下去的目的，因此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抵押或者出卖土地--所以，“国际资本总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当然，恩道尔所说的全球，事实上不包含中国，因为中国农民的土地都是集体所有的，而且在去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之前，无法转让--但三中全会之后，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二次分离将成定局，这就为土地流转打开了一扇门。因此，在全球资本都高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背景下，资本不选择在中国下乡，才会是一件天大的怪事。

　　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次分离政策背后逻辑

　　既然“资本下乡”是必然的，那么资本在中国的下乡，是会产生“摧毁阿根廷农业”那样的后果，还是会成为积极的发展因素，就成为了一个摆在国人面前十分现实的问题。

　　但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所谓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次分离”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上来。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人均GDP相差幅度还是很大的，最高的天津与最低的贵州差距有5倍之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人均GDP较低的省份事实上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例如江西、安徽、四川及河南等省份常年交替“把持”最大劳务输出省的地位。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人均收入较低，却又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的省份大都面积较大，拥有较多的农业用地--但劳动力却大都输出到了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农业生产的效率一定会受到影响。

　　但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在看到了无数基础设施和工业用地征地会带来巨大收益例子的今天，谁不会平白放弃所承包农业用地。同时考虑到，十八大所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收入实现翻一番”，而我国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即使拿2012年的数据来算，天津等经济发达省份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这一目标的实质是提升这些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因此提高这些省份的土地利用率，不但可以作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来看待，而且事实上是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关键。

　　应如何怎样看待资本下乡？

　　很明显，提高土地利用率，无非就是进行开发。而土地的开发无非就是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开发等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无一不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因此，我们当下应该探讨的是资本应该如何下乡的问题，而不是下不下乡的问题。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多资本下乡的实例。其中既有亿利和“褚橙”这样治理了上万平方公里沙漠和生产出全国闻名的柑橙等正面的例子，也有为数不少的对农业是一个高风险、投资回收期较长的行业的特性认识不足就盲目下乡，最后碰得头破血流的例子--例如趁着“全球资本下乡”概念热潮而得以在美国上市的艾格菲，投资乳业却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新希望，甚至像高特佳这样并非新手的企业也在云南大旱中交了学费。

　　但这些，并没能抵挡住在全球资本下乡热潮下，资本在中国的悸动，而且其逐渐呈现井喷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到2009年，针对中国农业的风险投资案例不过200多件，投资总额仅70亿美元左右。而2010年至2013年，这类投资的总额开始井喷式增长，其中仅2011年一年的投资总额就超过了过去的总和，并有8只农业产业基金成立，总规模超过60亿元人民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以前的资本下乡项目还比较专注于农业生产和开发，而2009年后在全球资本下乡的热潮涌动下，中国的资本下乡开始不断涌现，租用了大片优质耕地，说是进行养殖业或是工业开发，但却闲置不用，一头猪也无没出栏，一件产品也没有生产出来比较极端的反面例子。

　　这充分说明，中国是需要资本下乡的，但必须对资本进行监管。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农业部在2013年2月为什么表态说“不支持、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租种农户承包耕地，与农民争夺耕地经营权……下一步，农业部将通过试点和总结实践经验，从租地资格准入、经营风险控制、土地用途监管等环节，探索加强对企业租赁经营农户承包地规范管理的制度办法”了。

　　也就是说，对资本下乡，我们要在夹道欢迎的同时，擦亮眼睛。

　　文/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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