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次在伦敦街头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了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我随意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造假卖假？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而西方的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完全没法理解。
很多人可能都感受过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难处和难度：你得具备方方面面的知识（并非常识），有些还相当专业--从物理、化学、机电、建筑、通讯到医学、农业、经济、法律，能在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中辨识真假，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你得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能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中不时发生的水、电、家具等方面的故障；你还得人情练达，有很强的社会交往能力，遇事能找到熟人，拉上关系，解决正常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想想吧，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容易吗？
没有规范的市场、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普通消费者就会逐渐趋于全知全能，因为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处陷阱，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而实际上，这种被要求全知全能的消费者又是最缺少知情权的，信息残缺，虚假广告，会让消费者在以为是自主的选择中被愚弄和被宰割。
扩展一点来看，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普通社会成员也只能越来越“精明”。时常能听到国人嘲笑西方人“傻”和“笨”：比如，购物时一旦收款机出了故障，店员就不会算账，只能等机器恢复正常；家庭用品有一点毛病就得等专业人员上门修理，甚至连换灯泡也做不了。殊不知，一个制度设计合理、良性运作的社会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成为专业人士。
人人都必须“精明”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社会的毛病。人人做事事都得提着心，把别人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即使是熟人、朋友也难以信任，“杀熟”之举不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吗？
盛产“精明人”的另一重要机制就是社会的评价体系。“精明人”精于包装炒作，擅长把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装点得花哨热闹。而一个社会的评价机制如果不断地肯定、褒奖这种做法，而且让这些人得到各种好处，那将使更多的“精明人”层出不穷，会败坏社会风气并给下一代人的选择带来极坏的影响。
试想，一旦该由制度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郭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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