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了需要伟大企业的时代

　　核心提示：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通过企业家的尝试与实践，中国能够有伟大企业的崛起，完成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蜕变。

　　改革开放至今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扩张了约114倍。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按M2来衡量的货币供给增加了约7.9倍；截至2014年，按销售收入计算的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里已经出现了100家中国企业，而且还以每年多家的速度在增长。

　　但“大”并不等于“伟大”。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破晓之旅该如何起步？

　　多年工作经历及研究得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保持比竞争对手、比资本成本要高出一截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简称ROIC），中国就能够有伟大企业的崛起。

　　当中国企业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时，请向上走！

　　“大”不等于“伟大”

　　中国企业在规模上迅速做大，有其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首先，这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有关。中国经济是一种投资拉动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很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在1970年到2009年间是38%，近年更是逼近甚至突破50%。投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对能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需求极其旺盛，客观上为这些行业中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提供了保障。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能源、电力、钢铁、铁路、电信、建筑材料、金属产品、汽车等行业，与中国经济成长靠投资拉动这一特性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从上世纪末开始提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也为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机会。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出口占GDP的比重近10年一直维持在30%以上；出口的年均增长在过去15年的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0%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出口关税，使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快速成长机会。贸易自由化，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各行业能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外资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高了竞争水平，促使中国企业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来迎接挑战。这些变化，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也扩大了其规模。

　　此外，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高速成长，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总额激增，现已接近4万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使中国从纯粹的资本输入方变成了资本输出方。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并购市场跨国界并购也实现了一系列规模上的超越。很难对过去10年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关税税率变化做出精确的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众多国家不同的关税税率。

　　与合作的同行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从1996年到2008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17%降到8%。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力是贸易自由化。

　　然而，规模上的“大”并不等于“强”，更不等同于“伟大”。中国企业习惯接受的生存上的“森林法则”很简单：把自己做成庞然大物，从而提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企业丛林”中的生存机会。衡量企业是否伟大的指标，不是总销售收入或是总资产规模，而是盈利能力、财富创造能力，以及企业是否具有一个可持续的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伟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基业长青，而实现基业长青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比竞争对手、比资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

　　IBM是伟大的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传统的业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制造--因为竞争的加剧和替代性产品的出现而导致收入快速萎缩之际，IBM能够重新定位，果断卖掉或是剥离大量虽然带来销售收入但盈利甚微、占用投资资本甚巨的制造业部门，确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新业务格局。这一转型，大幅提高了IBM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使一头已显臃肿、步履蹒跚的“大象”开始跳起轻盈的舞步。

　　我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或是旧有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与企业能找到新的方法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有关。

　　中国企业不伟大的原因

　　但现实是，中国缺乏具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商业模式的企业。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第一次长征，实现从小到大的结构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制约中国企业实现从大到伟大的结构性因素。

　　从外部看，其一，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其二，与中国目前脆弱的制度基础设施有关。

　　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投资主体主要又是国企或地方政府。国企和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对“做大”有无限渴求，但同时又相对忽视投资资本收益率。在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如食品饮料、食品服务、制药、医疗保健、娱乐、信息服务、食品与药品零售等，鲜见有中国大企业的影子。归根到底，消费还不是拉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落后。中国的产品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但要素市场，尤其是资金市场和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等仍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

　　脆弱的制度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往往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提供了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寻租机会。寻找“漏洞”的制度套利，便成了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创新。

　　据国资委的数字显示，中国逾百家央企平均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还不到收入的1%。没有强大的研发，何以成就伟大企业？作为对比，民营企业华为在不到30年的历程中，每年从收入中拿出10%做研发。迄今，华为在全球有20家研发机构，全部雇员中有46%从事研发活动。

　　从外部因素来看，其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其二，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企业战略上的误区--追求规模与片面多元化。

　　在中国资本市场“向上成长”的20多年，由于一直强调资本市场在国企改革中的辅助性作用，采纳的其实一直是行政管控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在美国和英国，资本市场相对发达，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主要围绕着市场来进行。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多元化和追求规模其实是中国企业在战略层面上的最大误区。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最近20多年内更出现了“去多元化”趋势。企业的“去多元化”是对“多元化折价”（即多元化企业如果能把其业务板块分拆并独立经营的话，平均能获得10%的价值提升）的一种理性回应。专业化经营更有利于企业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获得资本市场更为清晰的估值。

　　有境界自成高规格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未来经济成长的重心将由投资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营企业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驱动，由沿海转向内陆省市。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技术等大量新兴行业的崛起。

　　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我们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所占比例，增加投资资本收益率。唯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成功的关键。

　　从公司金融的角度看，伟大企业就是那些能够长时间保持高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过去30年，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揭示投资资本收益率是与企业价值创造和资本市场表现关系最为密切的指标。一个企业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能够长时间创造价值并最终赢得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尊重。

　　以联想集团为例，按市场份额计算，它在2011年第三季度已经超越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联想当年的全年税后利润只是戴尔的1/5；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投资资本收益率，联想的15%也比戴尔低了近10个百分点。

　　为什么投资资本收益率对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很重要呢？从1886年首次编制道琼斯工业指数起，GE直到目前仍是榜上的企业。从这个角度，GE确实是一个基业长青的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GE上一任CEO杰克韦尔奇任职的15年时间里面，绝大部分是2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GE一块钱的投入能带来两毛钱的税后利润。这是GE能够基业长青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按照我们的理解，GE整个转型过程，就是摒弃了所谓对规模的向往，而转向对企业现金流、价值创造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等诉求，这对中国企业在未来发展是有启发的。

　　伟大企业或在民企

　　那么，中国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呢？

　　我倾向认为，只有从底层发展起来的企业，对市场、消费者有敬畏感，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伟大企业。对此，我有两点建议：

　　一是及早规划，及早培养。无论是由家族成员接掌还是聘请职业经理人，要尽量在外部环境比较配合的时候建立起和接班人之间的信任，双方建立起契约精神。

　　二是不用太纠缠于世袭的传承。企业的本职就是创造价值，只要有团队能给企业创造价值，这个团队的成员是家族成员还是外聘人士并不重要，股东的心态需要放宽一些。

　　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商业契约精神、商业伦理方面需要明显改善，才能产生良好的代际效应；将来这方面做得漂亮的企业会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摩根、福特。

　　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像华为和联想这样的优质企业，但能被称为伟大的中国企业还为数不多。毕竟，伟大企业需要时间去验证，验证它们在跌宕起伏中、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时能否“创造性地破坏”，保持高过竞争对手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实现超越。

　　我还把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具有创新精神、不怕失败的年轻人身上。未来中国的伟大企业可能源于这些尚不出名，甚至还未诞生的企业。这些企业渴望成长。未来的5至10年，这些企业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路径呢？一种现实的选择是追随约定俗成的游戏原则，追求一种短、平、快的快速成“财”模式；但是，还有一种选择或可能，就是致力于挖掘促使企业基业长青的盈利模式，不以一时一势、一地一域计较得失与短长。

　　从“大”到“伟大”，是必然选择，中国伟大企业的破晓之际必将来临。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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