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人民币互换协议

　　2008年以来，人民币与国外的一些货币互换协议逐渐多了起来，于是一些舆论也开始为之欢呼。无可否认，舆论所欢呼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大大增强交易的便利性”这句“老生常谈”是很有道理的，但具体应该如何理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此，我们不妨拓展一下思路：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用美元计价进行国际贸易，肯定离不开英语。众所周知，俞敏洪是凭借“新东方英语培训”成为富豪的，人们随便在街上晃一晃就有可能收到“华尔街英语”、“新东方”等英语培训机构的小广告，一般而言，学费还至少是万元起，甚至比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还要贵很多。

　　也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不但要经过基础教育、专业技能甚至是高等教育培训，还有可能要额外花上数万元接受英语培训，过了语言关才行--这是要额外付出时间、金钱的代价才能得到的--而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说就是最直观、可见的交易成本。

　　但是，如果说随着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越多，数额越大，中国人就可以逐渐摆脱这一过去只能被动接受的交易成本了，恐怕还为时尚早。

　　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货币互换，还主要用于贸易结算和计价，而对于投资、储备、旅游、留学等方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同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债券和期货贸易市场，我们现阶段还对其有很大依赖。这些方面，我们不但都还需要使用美元，而且还要讲英语才行。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不但不能因为签署了越来越多的货币互换协议，就此高估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而且，我们也不能在短期内就抛弃昂贵的英语培训--尽管这也许并不能令人感到欣慰。

　　QE 退出后 中国货币政策如何调整？

　　近日，美联储正式宣布退出QE，对于它的后续影响，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比较积极稳妥地应对的话，这可能不是个坏事。

　　目前，QE退出对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压力较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资本流出拖累经济和对本国货币形成压力。不过，中国不同于这些新兴经济体。毫无疑问，与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相比，目前中国的情况最为良好，即使再低，经济增长也会在7%的水平上运行。而且，我们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应对资本流出，完全有充足的准备。当然，中外之间的资本逆差仍然会有，即使我们的利率不动，美国升息仍然存在较大概率，这对国际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中国回旋余地比较大。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开发对境外资本还会产生一定吸引力。另一方面，在经济运行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仍有明显扩大，这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资本流动做出一些适当的对冲。

　　因此，总体而言，QE退出，对中国即使有影响，也不会有非常大的冲击。我们不要把对新兴经济体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完全等同于可能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另外，QE退出对中国而言，也可能不完全是坏事。2005年汇改之后，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占款，这其实就是表示了货币政策所承受的压力。我们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加以改变，但因为整个国际环境的关系，我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现在我想机会来了，我们应该把握好目前这个机会，使资本和金融账户保持一定规模的逆差。这种状态在最近已经显山露水。

　　同样，对于汇率来说，人民币持续近十年升值，对美元升值了30%，毫无疑问越来越接近均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民币能够拥有一个贬值的机会也挺好。根据实际需求，根据市场供需关系，汇率有弹性上下波动，它产生的效果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避免短期内资本迅速地较大规模地流出，这需要政策在各方面很好地配合。在我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需要加以注意：

　　1.从基础货币投放来说，要尽快开展推进投放的渠道转换。或者说，在外汇占款这个渠道逐渐地退出之后，迅速以其他的方式，更加前瞻地加以应用，保证这个新的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能够很好地弥补由于外汇占款迅速减少所带来的损失。

　　2.存款准备金率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做适度的调整。原来我们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高位，使得银行存款持续大规模增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运行方面发生逆转，在必要的时候，存款准备金率需要做适度下调。

　　3.人民币汇率应该在这种新形势下更加灵活，可以进一步考虑扩大波动的幅度，以此来抵御资本流动冲击。这也是国际社会通常运用的一种工具。

　　4.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我认为接下来特别需要谨慎，总体态度还是可以保持积极，但它的推进方向，需要斟酌和考虑。

　　5.有人建议，应对资本大规模流出，我们的利率应该上调。在我看来，这与中国经济目前整体运行格局相矛盾，我们没有必要上调利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这本身就存在一种适度的逆周期调节需要，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利率政策在未来总体仍然应该是基本稳定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一些小幅调整，但它属于微调。当然，思维固化也不行。该打压的时候打压，该抬升的抬升，这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文|连平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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