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为了不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压垮，就让我们付出那些额外的努力。

　　超越可预测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演进中，固然有个人的选择问题，但选择主要不是通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通过文化传递的特性、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惯例会被人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的演化其实遵循同样的道理。海尔创业之初，张瑞敏对下面招收干部要求就是8个字：同心同德，独当一面。所谓同心同德就是干部对集团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应该认同。所谓独当一面就是在干部负责的部分，能够把集团的思路转化为具体行动。由此海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一个特点是团队精神，所有发展都取决于大家的齐心协力；再一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强执行力的文化。

　　但在转型过程中，集团要求经理人要找到自己的市场用户，并通过创造用户来体现自身价值。也就是说，执行力文化必须向创业文化演变。很多中层经理人马上感到迷茫和困惑，甚至向张瑞敏请求：集团到底怎么弄，能否直接下指令？我们也不要操那么多心了，只要跟着好好干就行了。

　　张瑞敏形容说：“一下子变成了这样：原来你叫我向东，我绝对不往西，你叫我向东今天跑100米，我绝对不会跑90米，可是突然叫我自己跑了，有点不会跑。有点像一个小学生，老师叫他做什么，原来都有标准答案在那了，现在叫他自己做一个东西，那就难了。很多中间层原来就是承上启下的，现在一下变成自己要自找市场，自找出路，这完全是一个太大的落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个双刃剑，本来过去这种雷厉风行的执行觉得挺好，但是现在它反过来会伤到你自己。”

　　张瑞敏提出了组织变革中最根本的问题——“文化的双刃剑”问题。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经由普遍的推行而内化为组织中每个人的行为准则时，可能会对企业的剧烈变革产生反制作用。此时，企业必须主动开刀动手术，修正此前其赖以成功的惯例和路径。我们将此称为“成功者文化的自我解构”。

　　制造业组织的强执行力文化是由组织结构的信息流特点决定的。所谓的生产效率，就是指执行效率，本质上是上层意志的传播效率。作为中间环节，经理人的任务是尽量减少信息的临时存储空间，从而让信息不间断地向下流淌。人作为生产知识的主体功能越来越弱，在根本上是对知识型组织的一个反动。

　　当海尔进行网状组织的剧烈变革时，对人的要求是和上述特性完全相反的。网状组织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节点能力，节点的知识生产力越好，其链接能力就越强，从而给整个网状组织带来的新陈代谢的效率就越高。

　　在完成变革的过程中，企业要承担必须的风险，即个体的失败以及退场。KK认为，在一个复杂性系统里，“创造性失灵”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活系统的标记”。部件将死，整体永生。

　　企业应该追求生命的力度，而非长度。有力的生命才可以产生更多的生命。这个过程中会处处存在风险。

　　经济学家对风险概念有着大量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贡献是经典性的。1921年，奈特出版了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他通过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来研究利润的起源。奈特指出，只有当变化及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时候，才可能带来特殊形式的收入，这就是利润。只有敢于创新的企业家，才可能创造出乎人们预料的收入，才能带来利润。这种不可预测的变化及其结果，就是不确定性。而风险则是可以被计量的，不会带来利润。

　　具体而言，风险是人们可以预知概率分布状态的，比如可根据以往的数据对某只股票未来一段时间的表现作出预估，这种预估是基于涨跌的概率分布而言。也就是说，当未来发生事件的概率可以计量时，我们遭遇风险；而当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或是难以估量的，我们遭遇不确定性。和风险相比，不确定性更加难以捉摸。它甚至可以存在于风险之中。比如了解了一只股票的历史涨跌的概率分布，也相应做了未来的投资；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家上市公司突然爆出了内幕交易的丑闻，这个事件打乱了模型中的概率分布。这就属于不确定性了。

　　无论是通过先验方式还是经验观察，风险可以量化，因此，人们可以做好事先安排，防止自己受到风险损害，从而把风险变成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由于其不可量化，因而无法提前防范。它不合规，所以不能进行先验的分析；它太独特，也不能经由经验观察到。奈特写道：“利润从事物内在的、绝对的不可预测中产生。”面对不确定性，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正是基于良好的判断和由此而来的对资源的调动，个人才可能挣得利润。谁可以窥视到未来更不可知的那一面，并决定什么是自己合适的道路，谁就将被赐予利润；决定的道路不合适，则遭受损失。

　　那些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直成功地作出正确决策的人，别高兴得太早了。奈特说，从某一事情中获利，可以说是卓越的判断的结果。但这其实是一个有关判断的判断，因为没有办法断定获利到底是因为好运还是因为好判断。如果出现了一系列足以衡量判断好坏或是决定其可能价值的事例，利润在此刻就变为了工资。

　　这个提醒对企业家来说是个谦恭的警示。等到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发生的一系列事例足以证明企业家的判断准确的时候，不确定性在这段时间内就变成了风险。风险是可知的，没有利润可以赢取，那个一度带领企业穿越不确定性去力争利润的企业家，现在不过是为了一份工资在管理着已知的风险。

　　由此，奈特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利润虽仍然来自我们周围世界的内在的不可预测性，但其中一些不可预测性是可管理的，只有那些努力超越这种可管理性的人才能赢得利润。这是在礼赞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意义。

　　避免成为自大的火鸡

　　苏格拉底说，唯一真正的知识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塔勒布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之一。他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即使你看到了一百万只白天鹅，也不要轻易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在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的21世纪，没有什么比一种随机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存更加重要。

　　所谓“随机”不是别的，就是指不完全的信息或不完全的理解。如果我看到一名怀孕的女性，她的孩子的性别对我来说是纯粹的随机问题（两种性别各50%的可能），但对她的医生不是，他可能已经为她做过超声波检查，而对上帝来说更不是。所以随机是一个认识论问题，随机的程度因观察者而异。

　　从观察获得的任何知识中都有陷阱。以一只火鸡为例，它每天有人喂食，每次喂食都令它确信人类是多么为它的利益着想……然而感恩节前的几天，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将发生在它身上，喂它的那只手变成了拧断它脖子的那只手。在此，火鸡遭遇的黑天鹅事件对杀鸡人来说并不意外。

　　你可以看到，黑天鹅现象是笨人的问题。某种东西在过去一直起作用，直到它出乎意料地不再起作用。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可能会误导我们——错误地把对过去的一次天真观察当成某种确定的东西或者代表未来的东西，是我们无法把握黑天鹅现象的唯一原因。

　　所以，做火鸡就意味着满怀“认知自大”（epistemic arrogance），就是说，人们在自以为拥有的知识方面非常自大。我们当然知道不少，但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倾向，以为我们比实际上知道得多一些。确实，我们的知识在增长，但它受到自信过头的威胁，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疑惑、无知和自负。

　　认知自大有双重影响：我们高估自己的知识，低估不确定性（也就是低估未知事物的范围）。当把随机性等同于不完全的信息的时候，塔勒布实际上提出了人类知识的脆弱性问题，这和前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相信人类的理解具有不可靠性。这和哈耶克也是一致的：知识是分工的、不完整的和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断都是微不足道的，在知识如此之零散的世界上，人为设计的制度怎么可能维持下去？

　　自大使得知识大成问题，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话。虽说如此，人类仍然相信经验会给予我们教益。此情可以原谅：获取知识的确没有更好的路径。然而，在行进在这条路径上之前，我们必须把握归纳问题为我们的知识断言所设定的局限。

　　可是，这种关键性的自醒意识在紧要关头却常常是付之阙如的。为此，让我们引进“认知谦卑”，不介意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傻瓜，拥有少见的敢于说“我不知道”的勇气。这并不意味着如此说的人缺乏自信，只是他对自己的知识持怀疑态度，念念不忘人类的认识错误。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在一篇著名论文《精神系统如何相信》中指出，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需要额外的精神努力才能不相信。为了不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压垮，就让我们付出那些额外的努力。

　　文/胡泳 郝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