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足球最不济的时代是何时？
最初有人认为是1997年的十强赛。职业联赛三年，国家队在金州被马达维基亚打爆。从壮志凌云到如坠冰窟，不过短短的90分钟。但那时候大家没有想过，4年间日本是如何应对1993年多哈噩梦的。一来这是别人家的球队，二来那一年我们没有进入最后的预赛，早就不关心了。
一转眼，职业联赛都22年了。具体而言，真正的转折是最近3年。过去，中超一度在国家级电视台不得直播，对于足球的态度，可以从中窥一端倪……现在，连“谁是球王”都推出了足球版。
在这个变化之下来理解正在进行的足协管办分离，一切都容易解释了。
按照《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要求，“脱钩”具体内容包括：实现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协会秘书处）的转变，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按规定核销相关事业编制。“脱钩”改革完成后，体育总局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转而对中国足协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这应该不是第一次提出管办分离，但确实是动作最大的一次。
严格来说，中国足球的失败应该是在专业足球和职业足球上两端都没有走到纯粹，以至于2010年朝鲜闯入南非世界杯决赛圈时，圈内人士还在认为，有无必要重塑专业足球之魂。其实不管是职业俱乐部还是体工队，从事足球专业的人的态度才是关键。2000年8月，阎世铎主持北区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他无意中看到大连实德总经理林乐丰、辽宁总经理程鹏辉和沈阳海狮总经理章健三人正交换名片。这使阎世铎感到困惑。2000年已是职业联赛的第七个年头，怎么辽宁境内的3家俱乐部总经理还在这里交换名片？林乐丰说，别不信，这真是第一次坐下来吃饭。过去只打招呼，不聊天，不交流。
足改曾经试图改变中国足球畸形的部分，即职业足球究竟是否应该交给投资者而不是从天而降的管理者。媒体也曾认为中超联赛是足协在G7事件后的变通，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实际上，足球改革重要的是内核，而不是外表。
究竟什么才是职业的内核？
其实只有两点，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要真正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门领导赴日本考察，引发了两大猜想：一是足球管办分离；二是成立多部委参与的级别更高的足球办公室。
多年以来，中国足球圈内各阶层对日本的考察次数不胜枚举，甚至引起了日方的不解。在笔者的私人接触中，日本足球人士的态度是足球没有诀窍，只是管理者、俱乐部、投资人、教练、球员和其他分子履行好职业精神。但在中方看来，日本足球的成功有其“捷径”。其实，管办分离不是日本的创造。至于访日归来的第二个足球猜想，更是毫无日本痕迹。
其次，中国职业足球及其从业者组成的国字号，一直承担了举国体制思维带来的压力。如果说羽乒、跳水等项目是唯金牌论，足球则有“出线论”。
2001年来访的国际足联考察组中，阿卡罗莫夫曾是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主教练。1994年亚运会决赛前，他近距离看中国队做准备活动。中国队教练和球员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说：“我知道他们的压力很大，很紧张，就连教练员也坐在那里不说话。我回去跟我的队员说这场球我们能赢，最后我们真的赢了。”
对于唾手可得的胜利，每个人都会应对自如。但20年间对于失败的恐惧，从足球领头人到球员逐级放大，每逢大赛都显露无疑。
足球再次成为体育改革的先锋，关注度不降反升。至于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吴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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