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诞生记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深圳,特区,诞生记
- 发布时间:2010-08-25 09:35
过去的30年，深圳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走过了非凡的光辉之路。在这片热土上，奇迹般地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其宛如江河奔流的轨迹，真实地记录着中国人的勇气、智慧与神奇。
采写｜《小康·财智》记者 陈建华
足足30平方公里，听了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和广东省的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半岛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个足球场大小。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聪明人袁庚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梳理深圳的发展脉络，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蛇口，停着一艘快艇，袁庚从这里上岸。
这是刚刚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的袁庚对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个地方，建个拆船厂，作为开拓他61岁新事业的起点。
溜达了一上午，他只看到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和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在这个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镇上，看不到男人，偶尔露脸的老弱妇孺都躲在墙角里，没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这个地方。袁庚是个聪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给他的这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价码”。袁庚说，对于蛇口，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要免税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写下“拟同意”三个字的同时补充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动作很快，不到4个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诞生。
邓小平盯上深圳
深圳和香港，在地理上只隔着一条宽不过30米的深圳河。
建国后，中英交恶，双方封锁边界，深圳河见证着两岸的变迁。深圳拥有和每一个大陆城市相同的记忆，大跃进、“文革”，而香港却在此间发展成亚洲四小龙。
于是，不断有人逃到对岸。官方有记载的3次大规模逃港，分别发生在1957年公社化、1961年自然灾害和1972年，累计外逃6万余人，参与者10万余人。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马万祺力推设立特区
“设立特区，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追忆起设立特区前后的如烟往事，马万祺感慨万千。
1979年4月14日，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贸易团前往广州出席广交会。其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向他征询意见：“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
“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万祺爽快作答：“我十分赞成。”
次日，马万祺和夫人罗柏心飞抵北京。老朋友廖承志把他们接到家里，叙过家常后，廖公说：“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
“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万祺高兴地把昨日同习、杨二人会晤的情况说给廖公听。
廖公又说，马万祺的亲家荣毅仁前几天来找他。荣毅仁带来的是侄子荣智鑫所写的一份有关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议。廖公说他看完荣智鑫的建议书，发现“和香港查济民先生的建议不谋而合！”对荣智鑫的建议，马万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廖公一听，连声说“好、好、好”，“这样的工业出口特区，要成立，宜早不宜迟。”
翌年8月21日，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等地成立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跃上了新台阶。
马万祺先生还追述了特区设立初期邓小平肯定特区的一件往事：那是1984年1月底，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邓小平来到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邓小平在此接见了马万祺、霍英东和柯正平。交谈中，邓小平问：“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马万祺、霍英东都回答说，试办特区是成功的。邓小平听了很高兴，说：“看来路子是走对了。”
深圳大事记
1979年
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
2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8年
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89年
12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1992年
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
……
采写｜《小康·财智》记者 陈建华
足足30平方公里，听了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和广东省的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半岛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个足球场大小。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聪明人袁庚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梳理深圳的发展脉络，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蛇口，停着一艘快艇，袁庚从这里上岸。
这是刚刚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的袁庚对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个地方，建个拆船厂，作为开拓他61岁新事业的起点。
溜达了一上午，他只看到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和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在这个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镇上，看不到男人，偶尔露脸的老弱妇孺都躲在墙角里，没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这个地方。袁庚是个聪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给他的这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价码”。袁庚说，对于蛇口，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要免税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写下“拟同意”三个字的同时补充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动作很快，不到4个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诞生。
邓小平盯上深圳
深圳和香港，在地理上只隔着一条宽不过30米的深圳河。
建国后，中英交恶，双方封锁边界，深圳河见证着两岸的变迁。深圳拥有和每一个大陆城市相同的记忆，大跃进、“文革”，而香港却在此间发展成亚洲四小龙。
于是，不断有人逃到对岸。官方有记载的3次大规模逃港，分别发生在1957年公社化、1961年自然灾害和1972年，累计外逃6万余人，参与者10万余人。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马万祺力推设立特区
“设立特区，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追忆起设立特区前后的如烟往事，马万祺感慨万千。
1979年4月14日，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贸易团前往广州出席广交会。其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向他征询意见：“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
“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万祺爽快作答：“我十分赞成。”
次日，马万祺和夫人罗柏心飞抵北京。老朋友廖承志把他们接到家里，叙过家常后，廖公说：“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
“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万祺高兴地把昨日同习、杨二人会晤的情况说给廖公听。
廖公又说，马万祺的亲家荣毅仁前几天来找他。荣毅仁带来的是侄子荣智鑫所写的一份有关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议。廖公说他看完荣智鑫的建议书，发现“和香港查济民先生的建议不谋而合！”对荣智鑫的建议，马万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廖公一听，连声说“好、好、好”，“这样的工业出口特区，要成立，宜早不宜迟。”
翌年8月21日，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等地成立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跃上了新台阶。
马万祺先生还追述了特区设立初期邓小平肯定特区的一件往事：那是1984年1月底，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邓小平来到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邓小平在此接见了马万祺、霍英东和柯正平。交谈中，邓小平问：“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马万祺、霍英东都回答说，试办特区是成功的。邓小平听了很高兴，说：“看来路子是走对了。”
深圳大事记
1979年
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
2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8年
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89年
12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1992年
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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