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习瑞典语言文化的人来说，诺贝尔奖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它就像一个“生物钟”：每年当第一个诺贝尔奖项的得主揭晓的时候（通常会在10月4日左右），我就知道十一黄金周已经过半了；而当诺奖得主们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12月10日），这一整年也快过去了。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前夕，媒体上的一条新闻勾起了我很久以前的一个回忆。那条新闻是这样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乌尔佳布特纳教授说，物理学奖评委会每年都会向中国的大学发出邀请信，希望联系上物理学领域的教授，继而由他们向评委会推荐物理学奖候选人，但是多年来几乎未得到来自中国的回复。”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多年来错失了很多参评诺贝尔科学奖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大约是在2001、2002年左右，我曾经接到过一封这样的信，那是瑞典文学院寄来的，信里让我推荐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选。那时候我才刚刚参加工作，瑞典这扇大门才刚刚向我开启，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跟这个国家有关的资讯向我涌来。对于这封信，我并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以为它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或者是一个广告。我还记得当时我跟老教授聊起这事，老教授想了一想，说：“嗯，我觉得应该推荐一下巴金。”当然，聊天终归只是聊天，老教授的这个建议，我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就像信箱里无数的广告一样，这封信很快就被我忘到爪哇国去了。直到很多年后，有一天我给学生上国情课，讲到诺贝尔奖的时候，用了瑞典文学院的一篇材料，里面讲到：“为了刺激提名，诺贝尔委员会通常在每年秋季向600~700位符合推荐条件的收件人（个人或组织）寄去信函，邀请他们提名下一年度文学奖的候选人。”——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当年的我，很有可能就是那600~700位收件人之一。
接着往下读这份材料，我更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每年通常都会收到350个建议。”——呃，也就是说，有大约一半的收件人没有给瑞典文学院回信，而我显然就属于其中之一。从那一年以后，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再也没有收到过瑞典文学院的信件，我想，我可能已经被他们拉入黑名单了吧。
细想起来，因为所学专业“近水楼台”，所以我跟诺贝尔奖的“亲密接触”还真是不少。大约是在2001年，我还在读大学，有一天上文学课，上到一半教室里来了几个瑞典客人，其中有一位坐在轮椅上，是我们外教请来的著名作家。他在我们班里朗读了几首他写的诗，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没听懂，也不知道怎么跟作家互动，半堂课就那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得奖的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媒体上纷纷贴出了他诗集的中文版封面。我一看，我书架上就有一本啊！一想，不正是当年那位坐轮椅的作家送的吗？——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就是特朗斯特罗默。
还有一次是在2004年，我去瑞典进修，11月的一天，一位同事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她收到了瑞典相关部门寄来的信，里面是一份邀请函，“我们”将受邀去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参加12月10日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彼时我正要出门，打算拎着个大箱子去周游瑞典，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兴奋不已。那次旅行我拜访了很多瑞典朋友，每到一家都告诉他们我要去现场观看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了，朋友们都替我高兴，说身为瑞典人他们都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纷纷给我出主意，应该穿什么样的正装，还说到时候会在电视里找我的镜头。
旅行结束回到家，我这才顾得上打开信箱，可是里面空空如也！这是怎么回事？我赶紧给相关部门写了一封邮件，告诉他们我的同事收到了邀请函，而我那份似乎寄丢了，请他们再寄一遍给我。我很快就收到了答复，读那封邮件的时候，我简直汗如雨下。信里说：他们其实只有一张票，所以从上百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中抽取了一位幸运者，我的同事被抽到了，而我并没有……
12月10日晚上，同事华丽丽地去参加了颁奖典礼，我则落寞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实况转播。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年的文学奖得主是耶利内克，她因为有“社交恐惧症”而没有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时间过得真快啊，这番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已经11年过去了。
文/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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