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夫妻：几多荒唐事，一把辛酸泪

　　人生离不开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事关民生，一个事关快乐。后者，恰是打工群体的难言之隐。

　　病症：不离原配，不弃“炮友”

　　32岁的程霞（化名）躺在昆山市妇幼保健院的病床上，她期待康复的心情比任何病友都急迫。年关临近，返乡火车票已经订好，留给她的休息时间不到三周。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忙着跟微信上制作假证的卖家联系——她需要一份诊断证明来掩盖自己的荒唐事。

　　作为已婚妇女，意外怀孕做人流算不得什么荒唐事。程霞的尴尬在于，她和丈夫已有半年没见面了。这次怀孕，与丈夫无关，与同居男友小孙有关。

　　程霞和小孙都是工业园区的工人，一个在服装厂，一个在电子厂，俩人通过陌陌“摇一摇”认识后，从偷偷摸摸地去开房，逐步发展到了同居。程霞的丈夫是一位焊工，常年跟着主营水泥厂建设的施工队四海为家。小孙的妻子在家里照顾老小，不能出门。孤男寡女的两个人，很自然地开始了“临时夫妻”的生活。

　　“几千人的厂子，晚上在厂区转转，看看城里人万家灯火，身边人接吻拥抱。这种环境下，很寂寞很痛苦，时间长了，看身边不少人都搭伴过日子，就没把持住自己。”程霞解释时，脸色微红。发工资多寄钱给家里，回家买上大包礼物，以此来掩盖内心的愧疚：这事儿万一让家人知道，怎么有脸见人？

　　程霞的纠结，在当前农民工“临时夫妻”群体中很普遍。2015年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数在2.74亿，这样庞大的基数之下，“临时夫妻”的数量会有多少？不少媒体推测可能超过10万。只能是推测，无法确切统计。

　　“临时夫妻”引起公众关注，是在2013年的两会上。“最美洗脚妹”刘丽在“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最关注“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她面对着直播的话筒说：因长久分居，在城市农民工中出现了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这个群体非常常见。这导致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不得安宁。

　　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群体的“临时夫妻”现象，“常见”到什么程度？尽管多数被访者欲说还休，但根据记者的调查，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临时夫妻”确实存在，但人数比例不算高，并非外界热议的那么“泛滥”。

　　病因：孤独寂寞冷+周围传染

　　早在2008年，作家吴治平在《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中写道：“临时夫妻”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在她看来，反映在家庭婚恋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和婚姻生态受到挑战。

　　作家的视角，深刻不失犀利。

　　“临时夫妻”的出现，是打工潮兴起带来的副产品。农村青年为了改变经济状况，多数选择外出打工。能够拖家带口跳农门的毕竟是少数，为了照料家中老小和庄稼，不少打工家庭不得不常年分居。而背井离乡的男女，为了解决精神上孤独、生理上的需求，“临时夫妻”开始悄悄流行。

　　“临时夫妻”不止精神、生理上的需要，更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城市环境的陌生，都在纵容“临时夫妻”的增多。前者导致诱惑不断，后者使得熟人社会里的种种道德约束失效。

　　此类现象的增多，还跟新生代农民工人数的增长有关。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身上保持着吃苦耐劳和道德坚守。这样的特征，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越发稀缺。他们打工更愿意选择较为轻松的职业，更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更强。想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六根清净、独守空房，显然与他们追求的生活品质格格不入。对于他们，即便没有“临时夫妻”这种现象，也会有性交易、一夜情等行为。

　　只图一时之快自然会带来不少社会问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子女成长，甚至可能诱发犯罪。总之，这是游走在法律和伦理边缘的毒罂粟。

　　对于这株毒罂粟，有人举起道德大棒，斥责为伦理畸变，伤风败俗。更多的舆论却表现出较“小三”“出轨”更多的宽容。或许是因为，“临时夫妻”在荒唐的同时，也映射出农民工令人同情和心酸的生存状态。

　　已有专家表示宽容：“临时夫妻”的出现，是更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不必大惊小怪。

　　此类现象，不止农民工群体，在北美的华人移民圈内也出现过。一些人因配偶留在大陆不能前来团圆，只好与人搭伙组成临时家庭，解决长期不能与配偶在一起的性饥渴问题。这类人在北美被称为“搭伙夫妻”。

　　处方：政府企业助力，支一张双人床

　　热播剧《芈月传》中，刚成年的昭王嬴稷指责母亲与义渠王来往，芈月对儿子说：阴阳相合，仍是人伦大理。这句话，充满着坦然和自辩。

　　如果说芈月的言论是编剧杜撰，比她早200年的孔子的话却白纸黑字，他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生离不开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事关民生，一个事关快乐。后者，恰是打工群体的难言之隐。卫生部的数字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

　　赖货哀求道：“我求求你中不中？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能不想？忍忍吧。”妻子红莲无奈地说。

　　这是小说《临时夫妻》中，农民工赖货与妻子的一段对话。进城打工半年多，能过一次夫妻生活，是他们最奢侈的事了。

　　在这部小说里，红莲和赖货及其他农民工夫妻外出打工期间，在高房租、高路费面前，为解决精神上的孤独寂寞以及生理上的需求，做了种种努力，道尽打工者的辛酸。

　　能在一个城市打工却无力解决夫妻生活，遑论那些分居两地的夫妻了。

　　对于事实存在的“临时夫妻”现象，一味地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无济于事，分析背后的原因，找出对策，才会对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所帮助。

　　披露此现象的刘丽就提出了她的对策——解决了住房问题就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二是由政府租赁城里人的多余住房，再以税后房租返租给农民工。

　　农民工要的不多，无外乎一次团圆，一张能够夫妻独处的双人床。

　　解决好这张双人床的问题，可能需要企业与政府的合力。

　　比如企业，应当尽可能地为农民工团圆创造条件，能不能人性化地为农民工设置“探亲房”？能不能宽容地给农民工放几天“探亲假”。这样的事情在新闻中会有，现实中的普及面还不广。

　　具体到政府层面，应该在城镇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临时夫妻”的困境。能否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能否制定更加合理的户籍制度，减少夫妻分居、儿童留守的比例？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治标的方法还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中小城市，促进农民工户籍地企业发展，使他们能够就近打工赚钱。

　　如此，农民工才能去除漂泊之苦，消除“程霞们”的尴尬。

　　文－本刊记者 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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