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艺术的宿命

　　一位作家、艺术家要是总惦记着别人的赞叹，就等于登上了一个舞台，不断表白，辩解，无所适从，心里并不轻松。

　　有一天，当我们终于明白自己当初梦想的东西没得到，曾经拥有的东西也失去时，怎能不难过呢？最近，我又看了一遍1984年由路遥同名小说改编、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就是这种感觉。

　　记得张艺谋抱怨他拍《山楂树之恋》时已经很难找到清纯的女孩子了，我有同感。可是过去我们不缺这样的角色和演员呀！看看吴玉芳饰演的《人生》中的巧珍吧，她把那位农村姑娘金子般的心演绎得光彩夺目，简直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美的艺术化身！还有周里京，演活了那个“既像于连，又像保尔”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他徒然地向往城市，痛苦地在巧珍和城里姑娘黄亚萍之间徘徊。

　　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灵感主要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中，所以1984年青年影评征文竟有一半稿件是谈论《人生》的。可那时文艺界认为这种写实风格有些落伍了，对刚刚引入的西方艺术手法充满新奇感。如今30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西方艺术思潮的洗礼，也有了中国版的商业大片、标新立异的诗画，却难过地发现，不管西方艺术的长处学没学到，我们今天的作品却在和自己民族那种对于苍天厚土、世道良心的敬畏感疏离了，也把原有的质朴失去了。

　　正是对照《人生》，我们才肯定《山楂树之恋》中描写的同时代人物和故事确实过于单薄和造作了。也正是比较了2010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我们才意识到1987版《红楼梦》是多么经典，难以超越。特别是剧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艺术形象，活脱脱就像是从曹雪芹笔下走出来的。令人困惑的是，新版《红楼梦》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在选秀、造势上，却连广告价值都不大，因为观众连主要演员的模样都记不住，分不清。

　　以往作品的厚重感，不仅在于创作者的艺术天分，更在于他们的艺术本分。他们的心是静的，心思是单纯的，目标是向内的，知道要出类拔萃就得最大限度发掘自己的潜能，保持对艺术的忠诚。那时候，他们的真性情只见于各自的作品中，还不习惯于在媒体上自我炒作。可是看看今天吧，中国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越来越像沙龙里的常客、跑场子的明星，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经常露面，会交际，而不是他们的作品多么有名。

　　当然，今天这个商业化、信息化和图像化社会，一切热热闹闹而又转瞬即逝，让人害怕过得无声无息。所以，人们急于推销自己的每一点成绩，广为宣传，到处解释，而不再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唐诗《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又解释过什么呢？人们只知道他做过一任小官，可一曲“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便如月涌大江永世流传。需要解释的艺术也许是这样好那样好的艺术，却不是最自然完美的艺术。恰如林庚先生所说，伟大作品总是深入浅出、深于解释而又无待解释的，就像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一遍不觉深，读一千遍不觉浅，韵味无穷。

　　所以，一位作家、艺术家要是总惦记着别人的赞叹，就等于登上了一个舞台，不断表白，辩解，无所适从，心里并不轻松。前几年有位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说了些批评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可是作家们难道不知道吗？辩护的权利唯在作品自身，甚至连创作者在作品完成后都无权置喙，一如他人。事实上，再自恋的作家为自己作品辩护也不过百年，然后就交给历史了，或者流传下去，或者永远尘封。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早就劝告过艺术家们，不要老是在观众耳旁喋喋不休，解释“这是母性”，“那是智慧”，如果真的那么隽永，就让一代代欣赏者来作证吧。如同德加的名画《系鞋带的舞女》，默默放在那里多少年了，不管哪个时代和国度的人一看就会被迷住。

　　孤独是艺术的宿命。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不能太在乎外界的反应，而应多倾听内心的声音，时时回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被这条道路所吸引，最终想追求的境界又是什么。正如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所说：“在时空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孤立，是产生伟大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闭目静思片刻，我们当不难发现，世界上有某些东西其重要性远超过群众的短暂垂青。事实上，我们所受的痛苦，不在于神学信仰的贬值，而在于孤寂气质的消失。”作家、艺术家的一生注定是孤独而幸福的一生，因为他攀登的是自己选定的高峰，当终有一天他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了，满意了也就满足了。

　　蒙田也曾这样问过自己，“即使谁都不读我的书，我用很长的空闲时间去整理一些有益而有趣的思想，是不是就浪费了光阴了呢？”他的结论是否定的，因为写作是一种有助于“从本质上深入考究自己”的存在方式，思绪不加整理，就会不安地搅动灵魂。这倒和中国古人说的“读书不肯为人忙”、“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有暗合之处了。

　　作家、艺术家既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世界沟通的，他就不必热切地希望与别人互递名片，期待久仰；或者故意特立独行，痴迷于名声，却汇入一条喧嚣、单调而迷茫的河流。因为公众最感兴趣的总是作品，而非作家本人。当然，对于极少数伟大作家、艺术家而言，当人们涌起强烈的愿望想与他本人交流时，真正荣耀的时候就来临了。那不是聚光灯下虚幻的满足，而是人们不由自主地循着作品的小径，想走进作者孤独而美丽的内心里。

　　正因为如此，对作家、艺术家持久的敬意不可能来自任何张扬的奖项和媒体的捧场，甚至连真正的羞辱也只能来自于普通人。我记得前苏联小说《解冻》中有两位画家，一位趋炎附势，徒有虚名，却暗自嫉羡另一位画家，也是他的同学。后者尽管生活艰辛，寂寂无名，却幸福地达到了艺术的高峰。有一次他去那位老同学家，同学的妻子，一位跛足而困苦的女人坚持要单独送送他，原来只是想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您今后永远别再来了！我恳求您！”被善良人们当苍蝇一样看待，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彻骨寒了。

　　应当敢于承认，作家、艺术家就属于社会精英文化那部分，因而不要过于羡慕、攀比赵本山、小沈阳他们的知名度。这些民间艺术家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来活跃大众文娱生活，应当获得掌声。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也需要沉思默想的精英文化来作为平衡，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提升美感，净化人心。著名电影导演谢晋说得好，他不看重电影结束后的掌声，而是观众久久不动的沉默。他真懂艺术！此时正是心灵被艺术优美震撼的明证。可以想象，大众娱乐节目要是遭遇观众长久的沉默，那就等于是砸场子。

　　所以，我想强调的观点是，无论时代怎样发展，艺术精神都只能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处境下都要维护自身尊严、美感和精神价值的决心。否则，娱乐至死，醉生梦死，就真的像一位英国学者预言的那样，艺术若不存在，将引起一场生物灾难。

　　文－郭小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