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危机

　　2016年春节前后，多地消息显示，全国医院儿童医生紧缺，甚至出现断诊现象。

　　2月1日，广医二院等三家医院贴出“取消儿科急诊下夜开诊”的告示，继一个半月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萝岗院区的儿科急诊停诊后，“儿科医生短缺危机”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接连两条“儿医告急”的消息将这场关于公立医院儿科危机的争论推向高潮。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儿医紧缺并非新问题，“二孩”、“停诊”都只是引爆问题的导火索，无论是“重启儿医专业招生还是内科医生弥补儿医，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儿医紧缺的局面。”

　　儿科危机尚待破局。

　　儿医告急

　　3月8日早上9点，《小康》记者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挂号大厅看到，整个大厅人群接踵摩肩，挂号窗口排起长龙。一位年轻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从凌晨2点开始发烧，一直高烧不退，她非常着急。在前面排队的大概还有三十多人，她担心是否能够挂到上午的门诊号。“先前还想着挂专家号，现在只希望能有个医生给看看就行了。”

　　11点，记者来到位于珠江新城的广东省妇幼医院，这是广东一家顶级的儿童医院，因为知名度高，又是新建医院，医生技术好，设备先进，更是人满为患，11点之后来挂号几乎没戏。随后记者前往位于番禺南村的广东省妇幼医院分院，即使这是位于广州“郊区”的医院，偌大的地下停车库也塞得满满当当，马路边上等着进入车库的车辆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患儿妈妈陈女士对记者说，为了给两岁的儿子看病，一家人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到医院挂号了。“都知道现在看病不容易，不得不早起准备，折腾了一上午，好不容易快轮到了。”陈女士看着怀里四肢无力的孩子说，大人不管怎么辛苦，孩子没事就好，“看病要是不用这样折腾就好了”。

　　看病难，这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而看儿病难，2016年年初这一社会危机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5年12月14日凌晨起，广州三甲医院中山三院岭南医院由于儿科医生严重短缺，被迫限制急诊儿科服务，仅收治危重症患儿，成为首个因缺儿科医生而限制急诊儿科的医院。位于萝岗的中山三院岭南医院是原萝岗区辖内唯一三甲医院，近年来周边居民增多，新生儿也不少，儿科成了医院最热门的科室之一。针对目前儿科人手紧缺的情况，中山三院岭南医院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单玉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医院的确存在儿科医生不足、超负荷工作、没医生替班等现象，上周已经就限制儿科急诊的情况对外公布。

　　“医院的做法主要是出于限制非急症患者看急诊的情况，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单玉涛说道，“两名当值的儿科急诊医生，有时一天要看两三百个患儿，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目前医院只是暂时限制非急重症的急诊需求，如果患儿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过敏、食物中毒、喉咙梗阻等急症，医院仍一如既往尽快救治患儿。”

　　2月1日，广医二院等三家医院贴出“取消儿科急诊下夜开诊（凌晨2：00～8：00）”的告示，据广医二院医务科副科长钟文德介绍，停开下夜儿科急诊实属无奈。“最近有两个骨干儿科医生离职，3月，我们还要派出一名高年资的儿科医生去粤西帮扶，人手严重不足。”

　　钟文德介绍，在此之前，儿科急诊的夜班需要3名医生，上夜值班是两名医生，下夜值班一名医生。由于医生短缺，再加上下夜的急诊患儿很少，医院才做出暂时取消儿科急诊下夜开诊。“这也是为了保证上夜能有两名儿科值班医生。”

　　“所谓急诊，应该只承担急救的功能。”钟文德解释，医院虽然贴出了取消儿科急诊下夜开诊的告示，但是，如果有患者来求诊，还是会按照预诊分诊制度进行预诊和分诊，如果确实情况紧急，住院部的值班儿科医生会及时来急诊室接诊。

　　发出儿医紧缺信息的不仅仅是广州，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问题同样存在。

　　“美国儿童医生是1.6/千人，而中国是0.43/千人，我们国家仅是人家的四分之一。”廖新波说，《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近5年来，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与全国平均每千人配备2.06名医师相去甚远。有人测算过，早在几年前，我国的儿科医生缺口就是20万。仅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便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逃离儿科

　　廖新波说，导致儿医紧缺的因素除了绝对数量少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分布不均，大部分优质医疗资源都分布在全国的各大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就广东而言，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和佛山。另一个原因是患者盲目找大医院、找专家挂号，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儿医紧缺问题就更显突出。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更可怕的是儿科医生在不断流失。我们卫计委就有从儿医过来的。”廖新波表示，因为儿医的现实情况，不少医生都离开儿科，有条件的转做行政，没条件的逃离医院，甚至去做药品销售。

　　“压力大、风险高、待遇低”是对儿科医生的普遍共识。

　　中山三院岭南医院一份数据显示，在该院的儿科刚开始运作时，仅2012年全年儿科门急诊量就已达5.1万人次。急诊儿科实行全面无限制挂号，使得急诊儿科的就诊量显著增加，2013年和2014年该数字分别达到5.8万和6.3万人次，今年前10个月则达到5.9万人次。儿科急诊量较多时，甚至一天就有约300人次。

　　加上目前“421”（注：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孩子）的家庭人口结构，一旦小孩子生病，往往是整个家庭倾巢出洞，一个医生给一个小孩看病，却有好几双眼睛在盯着，医生为了更准确确诊，不得不做各种检查，而检查多了，家长埋怨过度检查，而不做检查，家长也会责备医生不负责任。由于患儿不会说话，或者缺乏表达能力，不可能准确表达自身不适，使得医生只能依靠经验诊断病情，再加上孩子疾病往往来得急、变化快，造成儿科医生风险高。

　　儿科通常被称为“哑科”，很大程度上依靠医生的经验来判断。廖新波对记者说，“收费低、检查少、康复快”的小孩病情特征决定了医院或医生收入低的结果。因为儿童用药简单、量少，很少拍片检查，而现实是，医生奖金的主要构成却是药费和检查费。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也会选择离开儿科，做行政或其他。”在儿科干了五年的彭枫告诉记者，儿科医生要转到其他科室也不是那么容易，先不说有没有渠道转科，专业也不对口，其他科室未必能做得下去。他表示，“先干着再说，等待机会。”

　　中山三院岭南医院儿科2011年开科以来，先后入职了8名住院医师，然而目前已有4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在职住院医生仅剩4人。广州市妇儿中心医务部主任孙新向记者表示，“离职的儿科医生以年轻医生为主，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医院工作五六年的医生。这些医生经过医院的正规化培训，已经成为临床的主力，他们走后给科室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不会造成缺人停诊的情况，但是全院800名医生面临全年360余万人次的门诊量，还是压力很大，只能一边培养新人一边继续招人。”而儿科医生不仅流失率高，也很难招人。孙新透露，该医院近几年都完不成儿科医生的招聘计划，而且情况逐年严重，有时甚至只完成原计划的50%～60%。

　　记者了解到，有如彭枫一样想法的年轻儿科医生不是个案。彭枫也表示，他有接近一半的大学同学都已萌生此意。

　　尚需良策

　　儿科医生严重短缺，谁给孩子看病？随着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儿童的看病问题也许将面临新的挑战。

　　国家卫计委自从提出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专业加试降分引起业内一片哗然之后继续出招——“儿科医生不够内科医生上”、“协调恢复儿科招生”。有人担心这是变相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国家卫计委实属无奈，不这么做，又有何良策？

　　廖新波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坦言，这一系列“举措”在让人唏嘘的同时，也不免让人担忧。他第一时间在博客发表长文言陈利弊。

　　廖新波表示，“恢复儿科招生”之类的想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甚至要问意义何在？为什么17年前（1999年）某些院校停止儿科本科招生？是行政的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1998年及之前没有定向培养，有没有出现儿科医生如此短缺？本科教育更加侧重于“博学”，即通识教育，研究生教育才是专注于专业化教育。原本的儿科本科专业被并入临床医学专业，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出儿科专业，符合由通识教育到专业化教育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符合医学教育由系统到专科的培养。而且，其它被并入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科以及临床医学下的许多学科并没有出现儿科这样的艰难处境，如外科、眼科、皮肤科等。因此，停止本科教育是当前儿科医生短缺的缘由确实值得商榷。

　　广州“订单式”定向培养儿科医生也许是一个解决儿科医生“适销对路”的办法，与美国儿科医生的培养异曲同工。美国的医生是在读完“全科”之后，从住院医生时开始选择专科与定向。只要经过了儿科医生住院医师训练计划，出来的就是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的成熟培训与经验积累更为重要。像“儿科不足内科上”，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是专业技术问题。

　　其次，“恢复儿科招生”、“内科转儿科”是一个一厢情愿的问题。目前，我们医生的教育培养与就业完全是市场行为，政府完全没有“指派”能力。因而，报与不报儿科专业、转与不转儿科专业，涉及的因素很多，其中就包括业内对儿科专业的认识。

　　“要考虑儿科医生的出路问题。出路，无非就是待遇与就业环境。待遇，与我们公立医院的分配制度和医保的支付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廖新波说，目前，公立医院的分配制度完全处于“分产到户，自食其力”的状态。儿科病的特点之一就是起病急、病程短，更多的是靠医生的判断能力，但这种“看不见”的价值往往不被人们认可。因此，儿科医生的价值与其他医生的价值一样基本被“抹杀”，加上儿科医生依靠检查、药品“维生”不如其他专业，“创收”能力差，待遇更是雪上加霜。这种情况越到基层越明显，也造成了儿科医生大多数只能在专科医院或大医院谋生，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不足。即使在专科医院或大医院，他们也只能是通过“薄利多销”来维持“体面”的收入。正是由于不完善的“市场”、医疗资源的配置无力、过度的集中等，造成了当前儿科实际的缺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儿科医生不足、儿科医生流失是当前公立医院没有抓住医改本质的典型写照。他说，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它的公益性，但如今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主要还是靠创收。绩效评估不是来自医生的劳动或者工作难度，而是来自其所开的检查药物、检查项目，而儿科在这些方面“创收”最少，与此同时，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大、压力大、待遇低造成了当前儿科医生流失厉害。而儿科医生的流失，在综合医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不是人才流动，而是人才流失，儿科的人才流失很鲜明地反映了医院公益性的缺失。”

　　廖新波直言：“医生价值不回归，这几条措施也无济于事！”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