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总统的女人们

　　在白人与黑人恋爱还是禁忌的上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18岁白人姑娘斯坦利o安o邓纳姆最终决定放弃学业，嫁给肯尼亚男人老奥巴马时不会想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会在多年后被人一次次提起。只是，后人讲述她的故事时会特别强调——这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遗憾的是，邓纳姆没能看到儿子功成名就。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四十四任总统，1995年邓纳姆已因癌症离世。

　　邓纳姆的确与众不同：1961年2月，在与老奥巴马结婚时，邓纳姆已怀有三个月身孕。奥巴马1岁时，父亲离开夏威夷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64年1月，邓纳姆在结婚三年后提出离婚，身在哈佛的老奥巴马没有提出异议。奥巴马两岁时，邓纳姆重返校园，将儿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在夏威夷大学，她遇到来自印尼的留学生罗罗·苏托洛。1967年奥巴马6岁，邓纳姆与苏托洛结婚，多年后两人离婚。

　　然而邓纳姆的与众不同，某种程度也被“总统母亲”这个“政治身份”有意无意放大了——“在奥巴马生平的压缩版本里，她是一位白人母亲，跟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父亲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在超市小报和因特网的异想天开的报道里，她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花儿嬉皮士……”在《纽约时报》记者珍妮·斯科特看来，外界为邓纳姆打上的诸多标签，将这个总统母亲过度简单化了。

　　多年前，斯科特受邀撰写一部关于邓纳姆的传记，两年半的时间里，她对邓纳姆进行追踪调查。她采访了将近二百个邓纳姆的同事、朋友、教授、雇主、熟人和亲戚，以及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她的两个孩子，最终完成《特立独行：奥巴马母亲的传奇》一书。

　　在书里人们看到了小报上那个“抛弃儿子的母亲”的另外一面——她独力养育一对儿女，同时从事人类学研究，并终生为第三世界女性争取经济平等。

　　可以说，邓纳姆作为女性杰出的一面长久以来被外界忽略——在与第二任丈夫苏托洛结合后，她携奥巴马随夫到印度尼西亚生活。尽管几年后，邓纳姆和苏托洛离婚，但她从此把自己的专业生涯与印尼紧紧相连。1972年，她带着分别拥有非裔和亚裔背景的一双儿女重返美国，攻读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她不断重返印尼，开展自己的研究。1992年，邓纳姆终于完成自己长达1000页的博士论文——对一个印尼村庄手工业长达14年的观察与分析。

　　不光外界对邓纳姆的评价有失偏颇，即便自己的儿子，奥巴马在那本让他政治生涯一路上升的传记《我父亲的梦想》1995年首次出版时，也将母亲描述成一个腼腆的小镇姑娘，迷恋上了才华横溢、魅力四射、喧宾夺主的非洲男人。在下一章里，母亲又成了一个天真的理想派、纯真的海外派。竞选时期，奥巴马一再宣称自己是由“少女母亲”带大。在美国，少女母亲一般指二十岁以下、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少女未婚生子。在医改斗争中，奥巴马则表示，自己的母亲贫病交加，是偏离正轨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在她生命流逝之际，曾哀求过保险公司替她买单，最终因缺少医疗费支持而死于癌症……

　　“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不知奥巴马写书时，是怎样一种心境，但至少邓纳姆的朋友在看到小报上那些诸如“奥巴马遭生母抛弃”之类的评述后多少有些难过，甚至忍不住潸然泪下。她的朋友们确信，他们能够在奥巴马的智力水平、气质和幽默中找到母亲的影子——更不用说他的长下巴、露齿笑容和耳朵的角度。

　　邓纳姆的朋友们说，邓纳姆一直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她常常夸耀奥巴马的智商、进步和勇气。邓纳姆一位住在夏威夷的朋友表示：“她总会说：我儿子很聪明，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甚至是美国总统。”

　　作为母亲，邓纳姆也会将自己的价值观教给年幼的奥巴马。多年后，斯科特找到了奥巴马一家在印尼生活时的老邻居——美国人伊丽莎白·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记得在当年的一次午餐聚会中，邓纳姆穿着由印尼传统布料制成的长裙，教导自己的儿子和每个人握手。客套完毕，奥巴马坐在沙发上，拿起邓纳姆带来的一本英文书安静读。整个午餐时间，当时只有9岁的奥巴马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专注听着大人们谈话。他问母亲自己能否离开餐桌，邓纳姆则让他问主人是否答应。得到许可后，奥巴马离开餐桌坐在地上，和布莱恩特13个月大的儿子玩起来。

　　布莱恩特还记得，午餐结束后，众人走在街上，奥巴马跑在前面。这时，一群印尼孩子开始用石头砸他，还朝他骂难听的绰号。“当年这边的人对黑人不太友好。”布莱恩特说，但小奥巴马表现得很平静，一一躲了过去。正当布莱恩特想要上前阻止，一直没有反应的邓纳姆拉住她说：“没关系，他已经习惯了。”

　　布莱恩特佩服邓纳姆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无畏，另外，还会教育奥巴马懂得尊敬别人。她觉得奥巴马正是有赖于母亲的教育，才“既有亚洲人的礼貌谦逊，也有美国人的耐心平静”。

　　“母亲不允许我们行为粗鲁、言语刻薄，或者骄傲自大，而要有宽广的胸怀。如果我们说了什么人的坏话，她会试着从对方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她不允许我们形成自私的习性。这样的教育是长期、一直持续的。”多年后，奥巴马的妹妹玛雅对斯科特如是表示。

　　从邓纳姆遗留的文件和朋友、同事的叙述中，斯科特发现，前者有着极强的价值观，并把这一点遗传给了她的孩子。比如，邓纳姆曾说过要向儿子灌输公共服务的思想，她希望奥巴马有义务感，心中要有回报社会的想法。

　　在亲人朋友眼中，邓纳姆是个从不受世俗制约的人。比如她十分看不惯印尼社会对妻子的要求，她甚至告诉朋友，不要成为那种懦弱无能的女人。在印尼，邓纳姆显得特立独行：她衣着简单，从不化妆，长头发由头巾缠到脑后。另外，她坚持己见，很少为取悦他人而作出改变，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丈夫。

　　因为工作原因，丈夫苏托洛需要和石油公司的高官及他们的妻子进行交际。在印尼，女人们应该穿上传统服装，陪着丈夫参加这样的活动，还要和其他高官的妻子们大谈育儿经。但对于邓纳姆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无法忍受。在给朋友的信中，她抱怨那些中年白种美国人谈论的都是些空虚的事情，而自己的丈夫也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在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一书中，也曾记述过母亲与继父关于是否参加聚会的争吵：“得克萨斯或者路易斯安那来的美国商人，会拍拍苏托洛的背，吹嘘自己怎样贿赂政府拿到新的海上钻井权，而他们的妻子则会跟我的母亲抱怨印尼仆人的水平。苏托洛经常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这种活动该有多么不像话，并提醒她这些都是自己人。而我的母亲则会大声叫喊：他们不是我的朋友。”邓纳姆的不妥协几乎注定了夫妻两人最终分手。

　　感情生活跌宕起伏的邓纳姆曾向朋友感慨，自己的生活“彻底搞砸过几次”。但对于孩子，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不吝惜向子女表达爱意。女儿玛雅说，邓纳姆很喜欢搂搂抱抱，并常说“我爱你”，一天说一百遍也不厌烦。

　　就是这样一个妈妈，为何会成为日后小报新闻中，那个抛弃儿子的母亲？

　　随母亲在印尼生活时，奥巴马进过当地两所学校，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尼学校条件普遍不好。随着时间推移，邓纳姆对儿子未来的设想也出现了变化。奥巴马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以前常常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尼的文化习俗，她教育我不要像其他美国人那样无知傲慢。但是后来她的看法改变了，认为美国人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人生可能。我是一个美国人，正如她所决定的，我的生活应该远在印尼之外。”

　　1971年，邓纳姆告诉奥巴马，他可以返回夏威夷，进入著名的普纳荷学校就读。之后，人们熟知的故事是：10岁的奥巴马孤身一人回到夏威夷，回到祖父母身边；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每当邓纳姆收到儿子从美国寄到印尼的信都会高兴一整天。偶尔，她会向好友伤感地、可怜巴巴地吐露心事，但总是适可而止。就像她告诉奥巴马的那样，“没有别的，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一切都来自我的母亲”

　　同样拥有一位个性鲜明且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母亲的，还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其母弗吉妮亚多年前曾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为名出版自传。弗吉妮亚结过四次婚：第一位丈夫，也就是克林顿的生父在车祸中丧生；第二任丈夫是个虐待老婆孩子的酒鬼、赌棍，虽然多年后克林顿曾宽容地评价这位继父——“看到一个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被恶魔控制着，真的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第三个丈夫是她的理发师，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但因股票诈骗而入狱；她的第四位丈夫是惟一可靠的人。

　　经历如此多的生活挑战，弗吉妮亚却几乎一生都保持逍遥自在的性格。她说自己有一套对付糟糕事情的方法：“在我的头脑里，我构造了一个密封的盒子。我把我愿意想到的东西放在那里面，其他的东西放在外面。盒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爱、友谊和乐观，外面是消极的、悲观的东西，还有对我以及我所有的东西的批评。”

　　有人说，克林顿正是继承了母亲的“密封盒子”理论。比如，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漫长的一年中，克林顿遭到众议院的弹劾和参议院的审讯，然而他却能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摆脱那些针对他的责难。

　　克林顿最终走上政治舞台，也与母亲密不可分。这位前总统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没有母亲的有力支持，他不可能当上总统。每一次，有人问克林顿，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总毫不犹豫地说：“我母亲。”

　　从1974年儿子第一次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开始，弗吉妮亚便投身到了克林顿的每一次选举。那时的她，不仅是一个母亲、一个保护者，还是儿子生活中的伙伴。她的车上装满了竞选要用的东西：徽章、钉子、旗子、张贴品。当人们向她挥手致意时，她说自己会来个急刹车，拿出她的那些宝贝。于是，人们看到了那个挂着克林顿竞选标识的候选人的母亲——弗吉妮亚，她同每个人握手，只要对方愿意；她同每个人交谈，只要他愿意给她一分钟。如果他们有不友好的表示，她努力去说服。

　　199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弗吉妮亚走上阿肯色州代表团的讲台，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儿子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此前，从没有一位总统母亲上台宣读提名自己儿子的选票。在初选胜利后的演说中，克林顿表示：“想知道我是从哪里获得战斗精神的吗？一切都来自我的母亲。”

　　但克林顿从母亲身上获得的，不仅有战斗精神。他说，她教给他真正的民主，教给他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鼓励他努力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另外，也正是母亲告诉他要有竞争意识和斗争精神。弗吉妮亚常说，“在你没有的时候，你要装作有信心——然后，你可能真的获得了信心。”

　　比邓纳姆幸运，弗吉妮亚亲眼看到引以为傲的儿子当选总统，亲眼目睹他的就职典礼。那一天，弗吉妮亚精心梳妆，她放弃平时常穿的明亮衣装，着一身高贵素雅的黑色。只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此时的她，正饱受癌症折磨。

　　儿子赢得大选，弗吉妮亚却最终败给了疾病。在与癌症斗争四年后，70岁的她被病痛夺去生命。“造就了总统的女人在睡眠中死去”。白宫生活区摆放着弗吉妮亚的照片，克林顿说，宛如母亲还在向他微笑。他说，正是母亲教会他：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屈服，永远不要停止微笑。

　　“在我们表面差异之下，潜伏的是同一种东西”

　　不仅克林顿对母亲始终感念，美国前总统林肯也曾说，自己拥有的一切、希望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艾森豪威尔说，母亲绝对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前总统卡特，则出版过一本回忆母亲莉莲的书。书中写道，莉莲年轻时是一名护士，经常为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免费服务，其中包括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堪称真正的“白衣天使”。她在68岁时，还赴印度参加当地对妇女儿童的教育和医护工作。莉莲对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的关心，深刻地影响了卡特。所以，卡特虽然在任期间被视为“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却在卸任后积极斡旋于全球和平事业，甚至有“最杰出卸任总统”之称。

　　至于小布什的母亲芭芭拉，她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在家里，他就是我的孩子，不会享受在戴维营那样的总统待遇。吃饭时，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坐在餐桌中部。如果他不守规矩，我还是一样会训斥他。”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母亲保利娜叶，也是儿子成功之路上的领路人。据说，在当年一次政见发布会上，初出茅庐的戈尔显得紧张、呆板。保利娜见状，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词递给儿子：微笑、放松、攻击。

　　韩国总统朴槿惠则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她22岁时，遇刺身亡的母亲。比如，母亲坚持让朴槿惠过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她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出门上学，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自己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被风吹翻，她跑回去，但母亲只是帮她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说：“风雨这么大，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母亲却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她。年幼的朴槿惠大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就抬头挺胸踏出大门。“她对我的教导处处都体现着坚忍、勤奋和诚实。”朴槿惠说。

　　相对于其他人对母亲绝对的赞美，奥巴马在《我父亲的梦想》中对母亲的描述，确实有些不同他人。只是，2004年，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奥巴马谈及9年前去世的母亲，公开承认道，假如他知道母亲会一病而去，他可能会写出一部不同的书——“会少一点对父亲这个缺席的角色的追想，而多一些赞美，给我生命中唯一始终相伴的母亲。”两年后，在《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这本书里，奥巴马重拾这一话题。他写道，只有在反思中，他才领会到她的精神“无形之中”深深地“指导着我最终走的路”。

　　2010年7月，就任美国总统已有十八个月的奥巴马在接受斯科特采访时，再度谈起了自己的母亲。“总统向我描绘，她既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又谙晓人情世故，聪明能干。他说她对待工作特别认真，却因有一颗亲切而慷慨的心，偶尔变得一贫如洗。她似乎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不同寻常地率真坦诚。”斯科特感到，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奥巴马，谈起自己的母亲显露出复杂的感情，既有爱意又有一丝距离，她甚至从中体会到了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会以怎样成熟、宽容的视角来看待父母。

　　奥巴马和斯科特说，自己在竞选和选举过程中，几次想到了给了他价值观和自信的母亲，想到“如果她能参加今天这个会议，会是多么幸福”。奥巴马说，那感觉好像是，母亲还在家里，她的精神陪伴着他。“我非常感动，掉下了眼泪。因为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在我年轻时赐予我的东西，而今天，一切以非常伟大的方式显现了出来。这证明了她所相信的事业，以及她是什么样的人。”

　　当斯科特问总统：你从中领悟到的是什么？

　　奥巴马答道，“在我们表面差异之下，潜伏的是同一种东西。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好的部分大于坏的部分。而且，我们可以跨越一切，触摸彼此，相信彼此，共同奋斗。”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