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总统的女人们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癌症,奥巴马
  • 发布时间:2016-04-13 15:33

  在白人与黑人恋爱还是禁忌的上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18岁白人姑娘斯坦利o安o邓纳姆最终决定放弃学业,嫁给肯尼亚男人老奥巴马时不会想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会在多年后被人一次次提起。只是,后人讲述她的故事时会特别强调——这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遗憾的是,邓纳姆没能看到儿子功成名就。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四十四任总统,1995年邓纳姆已因癌症离世。

  邓纳姆的确与众不同:1961年2月,在与老奥巴马结婚时,邓纳姆已怀有三个月身孕。奥巴马1岁时,父亲离开夏威夷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64年1月,邓纳姆在结婚三年后提出离婚,身在哈佛的老奥巴马没有提出异议。奥巴马两岁时,邓纳姆重返校园,将儿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在夏威夷大学,她遇到来自印尼的留学生罗罗·苏托洛。1967年奥巴马6岁,邓纳姆与苏托洛结婚,多年后两人离婚。

  然而邓纳姆的与众不同,某种程度也被“总统母亲”这个“政治身份”有意无意放大了——“在奥巴马生平的压缩版本里,她是一位白人母亲,跟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父亲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在超市小报和因特网的异想天开的报道里,她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花儿嬉皮士……”在《纽约时报》记者珍妮·斯科特看来,外界为邓纳姆打上的诸多标签,将这个总统母亲过度简单化了。

  多年前,斯科特受邀撰写一部关于邓纳姆的传记,两年半的时间里,她对邓纳姆进行追踪调查。她采访了将近二百个邓纳姆的同事、朋友、教授、雇主、熟人和亲戚,以及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她的两个孩子,最终完成《特立独行:奥巴马母亲的传奇》一书。

  在书里人们看到了小报上那个“抛弃儿子的母亲”的另外一面——她独力养育一对儿女,同时从事人类学研究,并终生为第三世界女性争取经济平等。

  可以说,邓纳姆作为女性杰出的一面长久以来被外界忽略——在与第二任丈夫苏托洛结合后,她携奥巴马随夫到印度尼西亚生活。尽管几年后,邓纳姆和苏托洛离婚,但她从此把自己的专业生涯与印尼紧紧相连。1972年,她带着分别拥有非裔和亚裔背景的一双儿女重返美国,攻读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她不断重返印尼,开展自己的研究。1992年,邓纳姆终于完成自己长达1000页的博士论文——对一个印尼村庄手工业长达14年的观察与分析。

  不光外界对邓纳姆的评价有失偏颇,即便自己的儿子,奥巴马在那本让他政治生涯一路上升的传记《我父亲的梦想》1995年首次出版时,也将母亲描述成一个腼腆的小镇姑娘,迷恋上了才华横溢、魅力四射、喧宾夺主的非洲男人。在下一章里,母亲又成了一个天真的理想派、纯真的海外派。竞选时期,奥巴马一再宣称自己是由“少女母亲”带大。在美国,少女母亲一般指二十岁以下、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少女未婚生子。在医改斗争中,奥巴马则表示,自己的母亲贫病交加,是偏离正轨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在她生命流逝之际,曾哀求过保险公司替她买单,最终因缺少医疗费支持而死于癌症……

  “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不知奥巴马写书时,是怎样一种心境,但至少邓纳姆的朋友在看到小报上那些诸如“奥巴马遭生母抛弃”之类的评述后多少有些难过,甚至忍不住潸然泪下。她的朋友们确信,他们能够在奥巴马的智力水平、气质和幽默中找到母亲的影子——更不用说他的长下巴、露齿笑容和耳朵的角度。

  邓纳姆的朋友们说,邓纳姆一直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她常常夸耀奥巴马的智商、进步和勇气。邓纳姆一位住在夏威夷的朋友表示:“她总会说:我儿子很聪明,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甚至是美国总统。”

  作为母亲,邓纳姆也会将自己的价值观教给年幼的奥巴马。多年后,斯科特找到了奥巴马一家在印尼生活时的老邻居——美国人伊丽莎白·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记得在当年的一次午餐聚会中,邓纳姆穿着由印尼传统布料制成的长裙,教导自己的儿子和每个人握手。客套完毕,奥巴马坐在沙发上,拿起邓纳姆带来的一本英文书安静读。整个午餐时间,当时只有9岁的奥巴马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专注听着大人们谈话。他问母亲自己能否离开餐桌,邓纳姆则让他问主人是否答应。得到许可后,奥巴马离开餐桌坐在地上,和布莱恩特13个月大的儿子玩起来。

  布莱恩特还记得,午餐结束后,众人走在街上,奥巴马跑在前面。这时,一群印尼孩子开始用石头砸他,还朝他骂难听的绰号。“当年这边的人对黑人不太友好。”布莱恩特说,但小奥巴马表现得很平静,一一躲了过去。正当布莱恩特想要上前阻止,一直没有反应的邓纳姆拉住她说:“没关系,他已经习惯了。”

  布莱恩特佩服邓纳姆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无畏,另外,还会教育奥巴马懂得尊敬别人。她觉得奥巴马正是有赖于母亲的教育,才“既有亚洲人的礼貌谦逊,也有美国人的耐心平静”。

  “母亲不允许我们行为粗鲁、言语刻薄,或者骄傲自大,而要有宽广的胸怀。如果我们说了什么人的坏话,她会试着从对方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她不允许我们形成自私的习性。这样的教育是长期、一直持续的。”多年后,奥巴马的妹妹玛雅对斯科特如是表示。

  从邓纳姆遗留的文件和朋友、同事的叙述中,斯科特发现,前者有着极强的价值观,并把这一点遗传给了她的孩子。比如,邓纳姆曾说过要向儿子灌输公共服务的思想,她希望奥巴马有义务感,心中要有回报社会的想法。

  在亲人朋友眼中,邓纳姆是个从不受世俗制约的人。比如她十分看不惯印尼社会对妻子的要求,她甚至告诉朋友,不要成为那种懦弱无能的女人。在印尼,邓纳姆显得特立独行:她衣着简单,从不化妆,长头发由头巾缠到脑后。另外,她坚持己见,很少为取悦他人而作出改变,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丈夫。

  因为工作原因,丈夫苏托洛需要和石油公司的高官及他们的妻子进行交际。在印尼,女人们应该穿上传统服装,陪着丈夫参加这样的活动,还要和其他高官的妻子们大谈育儿经。但对于邓纳姆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无法忍受。在给朋友的信中,她抱怨那些中年白种美国人谈论的都是些空虚的事情,而自己的丈夫也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在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一书中,也曾记述过母亲与继父关于是否参加聚会的争吵:“得克萨斯或者路易斯安那来的美国商人,会拍拍苏托洛的背,吹嘘自己怎样贿赂政府拿到新的海上钻井权,而他们的妻子则会跟我的母亲抱怨印尼仆人的水平。苏托洛经常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这种活动该有多么不像话,并提醒她这些都是自己人。而我的母亲则会大声叫喊:他们不是我的朋友。”邓纳姆的不妥协几乎注定了夫妻两人最终分手。

  感情生活跌宕起伏的邓纳姆曾向朋友感慨,自己的生活“彻底搞砸过几次”。但对于孩子,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不吝惜向子女表达爱意。女儿玛雅说,邓纳姆很喜欢搂搂抱抱,并常说“我爱你”,一天说一百遍也不厌烦。

  就是这样一个妈妈,为何会成为日后小报新闻中,那个抛弃儿子的母亲?

  随母亲在印尼生活时,奥巴马进过当地两所学校,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尼学校条件普遍不好。随着时间推移,邓纳姆对儿子未来的设想也出现了变化。奥巴马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以前常常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尼的文化习俗,她教育我不要像其他美国人那样无知傲慢。但是后来她的看法改变了,认为美国人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人生可能。我是一个美国人,正如她所决定的,我的生活应该远在印尼之外。”

  1971年,邓纳姆告诉奥巴马,他可以返回夏威夷,进入著名的普纳荷学校就读。之后,人们熟知的故事是:10岁的奥巴马孤身一人回到夏威夷,回到祖父母身边;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每当邓纳姆收到儿子从美国寄到印尼的信都会高兴一整天。偶尔,她会向好友伤感地、可怜巴巴地吐露心事,但总是适可而止。就像她告诉奥巴马的那样,“没有别的,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一切都来自我的母亲”

  同样拥有一位个性鲜明且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母亲的,还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其母弗吉妮亚多年前曾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为名出版自传。弗吉妮亚结过四次婚:第一位丈夫,也就是克林顿的生父在车祸中丧生;第二任丈夫是个虐待老婆孩子的酒鬼、赌棍,虽然多年后克林顿曾宽容地评价这位继父——“看到一个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被恶魔控制着,真的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第三个丈夫是她的理发师,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但因股票诈骗而入狱;她的第四位丈夫是惟一可靠的人。

  经历如此多的生活挑战,弗吉妮亚却几乎一生都保持逍遥自在的性格。她说自己有一套对付糟糕事情的方法:“在我的头脑里,我构造了一个密封的盒子。我把我愿意想到的东西放在那里面,其他的东西放在外面。盒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爱、友谊和乐观,外面是消极的、悲观的东西,还有对我以及我所有的东西的批评。”

  有人说,克林顿正是继承了母亲的“密封盒子”理论。比如,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漫长的一年中,克林顿遭到众议院的弹劾和参议院的审讯,然而他却能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摆脱那些针对他的责难。

  克林顿最终走上政治舞台,也与母亲密不可分。这位前总统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没有母亲的有力支持,他不可能当上总统。每一次,有人问克林顿,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总毫不犹豫地说:“我母亲。”

  从1974年儿子第一次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开始,弗吉妮亚便投身到了克林顿的每一次选举。那时的她,不仅是一个母亲、一个保护者,还是儿子生活中的伙伴。她的车上装满了竞选要用的东西:徽章、钉子、旗子、张贴品。当人们向她挥手致意时,她说自己会来个急刹车,拿出她的那些宝贝。于是,人们看到了那个挂着克林顿竞选标识的候选人的母亲——弗吉妮亚,她同每个人握手,只要对方愿意;她同每个人交谈,只要他愿意给她一分钟。如果他们有不友好的表示,她努力去说服。

  199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弗吉妮亚走上阿肯色州代表团的讲台,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儿子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此前,从没有一位总统母亲上台宣读提名自己儿子的选票。在初选胜利后的演说中,克林顿表示:“想知道我是从哪里获得战斗精神的吗?一切都来自我的母亲。”

  但克林顿从母亲身上获得的,不仅有战斗精神。他说,她教给他真正的民主,教给他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鼓励他努力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另外,也正是母亲告诉他要有竞争意识和斗争精神。弗吉妮亚常说,“在你没有的时候,你要装作有信心——然后,你可能真的获得了信心。”

  比邓纳姆幸运,弗吉妮亚亲眼看到引以为傲的儿子当选总统,亲眼目睹他的就职典礼。那一天,弗吉妮亚精心梳妆,她放弃平时常穿的明亮衣装,着一身高贵素雅的黑色。只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此时的她,正饱受癌症折磨。

  儿子赢得大选,弗吉妮亚却最终败给了疾病。在与癌症斗争四年后,70岁的她被病痛夺去生命。“造就了总统的女人在睡眠中死去”。白宫生活区摆放着弗吉妮亚的照片,克林顿说,宛如母亲还在向他微笑。他说,正是母亲教会他: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屈服,永远不要停止微笑。

  “在我们表面差异之下,潜伏的是同一种东西”

  不仅克林顿对母亲始终感念,美国前总统林肯也曾说,自己拥有的一切、希望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艾森豪威尔说,母亲绝对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前总统卡特,则出版过一本回忆母亲莉莲的书。书中写道,莉莲年轻时是一名护士,经常为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免费服务,其中包括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堪称真正的“白衣天使”。她在68岁时,还赴印度参加当地对妇女儿童的教育和医护工作。莉莲对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的关心,深刻地影响了卡特。所以,卡特虽然在任期间被视为“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却在卸任后积极斡旋于全球和平事业,甚至有“最杰出卸任总统”之称。

  至于小布什的母亲芭芭拉,她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在家里,他就是我的孩子,不会享受在戴维营那样的总统待遇。吃饭时,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坐在餐桌中部。如果他不守规矩,我还是一样会训斥他。”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母亲保利娜叶,也是儿子成功之路上的领路人。据说,在当年一次政见发布会上,初出茅庐的戈尔显得紧张、呆板。保利娜见状,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词递给儿子:微笑、放松、攻击。

  韩国总统朴槿惠则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她22岁时,遇刺身亡的母亲。比如,母亲坚持让朴槿惠过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她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出门上学,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自己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被风吹翻,她跑回去,但母亲只是帮她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说:“风雨这么大,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母亲却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她。年幼的朴槿惠大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就抬头挺胸踏出大门。“她对我的教导处处都体现着坚忍、勤奋和诚实。”朴槿惠说。

  相对于其他人对母亲绝对的赞美,奥巴马在《我父亲的梦想》中对母亲的描述,确实有些不同他人。只是,2004年,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奥巴马谈及9年前去世的母亲,公开承认道,假如他知道母亲会一病而去,他可能会写出一部不同的书——“会少一点对父亲这个缺席的角色的追想,而多一些赞美,给我生命中唯一始终相伴的母亲。”两年后,在《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这本书里,奥巴马重拾这一话题。他写道,只有在反思中,他才领会到她的精神“无形之中”深深地“指导着我最终走的路”。

  2010年7月,就任美国总统已有十八个月的奥巴马在接受斯科特采访时,再度谈起了自己的母亲。“总统向我描绘,她既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又谙晓人情世故,聪明能干。他说她对待工作特别认真,却因有一颗亲切而慷慨的心,偶尔变得一贫如洗。她似乎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不同寻常地率真坦诚。”斯科特感到,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奥巴马,谈起自己的母亲显露出复杂的感情,既有爱意又有一丝距离,她甚至从中体会到了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会以怎样成熟、宽容的视角来看待父母。

  奥巴马和斯科特说,自己在竞选和选举过程中,几次想到了给了他价值观和自信的母亲,想到“如果她能参加今天这个会议,会是多么幸福”。奥巴马说,那感觉好像是,母亲还在家里,她的精神陪伴着他。“我非常感动,掉下了眼泪。因为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在我年轻时赐予我的东西,而今天,一切以非常伟大的方式显现了出来。这证明了她所相信的事业,以及她是什么样的人。”

  当斯科特问总统:你从中领悟到的是什么?

  奥巴马答道,“在我们表面差异之下,潜伏的是同一种东西。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好的部分大于坏的部分。而且,我们可以跨越一切,触摸彼此,相信彼此,共同奋斗。”

  文|《小康》记者 罗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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