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根治“号贩子”需要对医院体系进行改革，把“蛋糕”做大，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而多数政协委员也认为，靠取消现场门诊号治“号贩子”的路并不通。
“炒号”已然成为中国的一门职业，号贩子也是不小的群体。随着“互联网+”的热潮，“炒号”工作模式已经从街边转到了“互联网+”，形形色色的APP公司应运而生。深谙中国医疗体制的商家们也看到，只要他们控制了医院的现金流、药品流、卫生材料流，甚至检查检验，他们完全可以把医生养起来。因此，互联网要颠覆传统的医疗模式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黄牛党”炒号的现象？首先要从医生的定价来思考。“黄牛”倒号，各地价格不一，基本上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报价”，最低120元，一般两三千元，最高五六千元，而专家的“合法”价格在7至15元之间。如今，公立医院已有一些“天价”特诊，一般在三五百元上下，而“黄牛党”给出的专家号价格，挤去“恶炒”的水分之后，才是专家真正得到社会认可的价值。
期望依靠取消现场门诊来杜绝号贩子“炒号”现象还待商榷。不少媒体把“黄牛党”炒号看成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医生的价值没有得到公正客观的体现，反而把打击“黄牛党”作为打击炒号的重点。我们若对专家的价值视而不见，岂不可悲？作为冤大头的医生，收到的只是可怜的十几元，成为了“黄牛党”的摇钱树，岂不更加可悲？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托”？很多人提出，要解决“托”的问题，首先该解决医生的服务价格问题，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定价问题。很可惜，医改到今天依然没有对医生劳动价值的合理定价达成共识。我在一篇三明医改的报告中看到：三明医改提高了服务价格，而有的医生却认为“太高”。另外，由于提升医疗服务价格，重庆爆发了示威游行。这是多么可怜、可悲的事情呀！民众不理解医生的价值情有可原，但连我们医生自己也不认可自己，依然沉浸在旧体制下，盲目地通过检查、药品等创收和“薄利多销”来获取并非价值所在的报酬，不是更加令人扼腕叹息吗？何况，这种不易得来的报酬也是在多种压力下的“铤而走险”。
那么，医生的价值该如何回到一个合理的定价，走出被“托”的困境呢？就是要建立起“医院是为医生提供服务的平台，医生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主体”的新格局。也就是说，医院要做的是“筑巢引凤”，使医生能够“良禽择木而栖”；病人要选的是医生，而不是医院。实现这个新格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实现医生从单位人向自由执业的转变；二是医院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设计一个为医生、专家提供能力发挥的平台，而不是面面俱到；三是通过粗犷的扩张方式来留住人才的“解锁”；四是医院真正做到不得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剪断医生与其它服务的利益链。
要使医生的知识价值回归，必须从支付制度下手，把医生真正的价值通过服务价格的调整体现出来，使医生的收入与药品、检查检验脱钩，让医生对症施治，而不是“利益分成”。具体来说，支付方可从四个方面支付：医生服务、医院服务、药品服务和检查检验服务。这四个方面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支付，不是“以药养医”，也不是“以医养药”。通过市场无形的手配置医生资源和推进分级诊疗才能更好地体现医生价值。
号贩子不是因为现场挂号、医生加号权而存在，而是医生的价值给这个群体提供了生存土壤。依靠取消现场门诊号的措施打击号贩子，恐难以如愿。
文｜廖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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