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非政府组织（NGO）占了极大的份额。WTO和NGO的关系，一度构成东西方学界的热门话题。现代人往往不假思索，把非政府组织看成次于政府的角色。其实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两者的关系恰好相反。
所有文明都是首先产生没有公共权力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以后，才产生政府的。近代文明的源头在西欧。他们首先经历了数百年近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演化，然后才产生具有管理能力的君主，最后才把君主的私人权力转化为国家的公共权力。没有国家，并不意味着社会无法管理，只是意味着社会同时存在许多自我管理的团体，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无论在近代国家产生以前还是以后，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莫过于教会。教会除了宗教事务以外，还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其中包括今天福利国家办理的大多数业务。社会底层无形的力量，因此也融入了宗教文化传统。英国文学的鼻祖和杰作《坎特伯雷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坎特伯雷故事》来自一群结伴朝圣的香客。他们为了打发旅途的时间，轮流讲故事给大家听。他们朝拜的目标，就是圣徒托马斯·贝克特的坟墓。贝克特最初是亨利二世的大臣，亨利二世在英国历史上以英锐著称，很想扩大王室法庭的管辖范围，这样必然会压缩其他社会势力的空间，教会法庭首当其冲。亨利需要在教会内部安插靠得住的自己人，才拿出了唆使老朋友贝克特出家的锦囊妙计。贝克特在大臣任内以豪奢著称，并不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善男信女型人物。他出家前的名声相当于国王的最佳损友，私生活密切到不分彼此的地步。国王没有料到：这样的人进了教会，照样振振有词地反对自己。人之常情，老朋友的反目比陌生人的反对更令人难受。国王一怒之下，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审慎，结果把原先的花花公子变成了殉道者和圣徒。
约克大主教提醒亨利，只要贝克特还在人世，王国就不会太平。国王在狂怒之下，向侍从们叫道：难道忠臣已经不可复得，才让他没完没了地遭受这个忘恩负义的傲慢僧侣的折磨？四位内侍认为国王的发作是暗示他们除掉贝克特，彼此商量了一下，发誓为主君报仇，秘密离开了宫廷。他们流露出一些敌意的表现，引起人们对他们计划的怀疑。国王派使者追赶他们，命令他们不得伤害大主教的人身。但命令来得太迟，已经不能阻止致命的计划。四位刺客分道前往英格兰，大约同时抵达坎特伯雷附近的萨尔特伍德，增加了一些助手，迅速向大主教府前进。他们发现大主教完全信赖自己圣洁的人格，对一切威胁责难不为所动，根本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直接前往圣本尼迪克特教堂听晚课。刺客们尾随而至，在祭坛前行刺。大主教噩耗传来，国王大惊失色。他立刻明白了这种结局的危险性，有理由担心这一意料之外的事件。“
别的圣徒只是为基督教义而受苦，贝克特却为教会的权力和特权牺牲了生命。大主教的血没有白流，他名垂青史有赖于此。贝克特的圣德载在口碑，永无止境。他的遗物可以创造奇迹，数量、荒诞、无稽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忏悔者或殉道者。他去世两年后就被亚历山大教皇封为圣徒。为纪念他的圣德，举行了大赦年。他的遗体移往壮丽的圣殿，装点着各地基督徒献上的礼物。朝圣者祈求他向上苍陈情。据统计，每年有十万以上的朝圣者前往坎特伯雷，朝拜大主教的坟墓。
文｜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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