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让利的改革应该让社会参与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放权让利
- 发布时间:2010-11-01 08:35
10月27日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虽然只是提出了2011年到2015年的发展纲要，但某种意义上它是未来30年的开端，下一个五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成果，是未来30年发展的关键基础。
本次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除了提出转变经济发展结构、进一步改善民生等问题之外，首次把“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而其中对“行政体制改革”和“财税改革”等内容的阐述，虽然稳妥依旧，但却显示出更加实质性的态度。
“十二五”规划建议第十章中，“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言论，在以往并不多见。经济和政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主题，经济的发展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滞后的政治体制也会阻碍经济发展，敢于承认这一点，是一种进步。
而此章节中，关于“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以及“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等建议，在我们看来更是一个亮点，这或许意味着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从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放权让利”开始。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一个实践了几千年的老问题。封建时期的各个王朝，都会因集权和分权引发矛盾，高度的放权或集权，结果总是导致社会崩溃。但这并不能证明放权和集权的好坏，因为在“家天下”和“官民利益对立”的局面下，统治阶层不被约束的贪婪，才是导致官逼民反、推倒重来的真正原因。
建国以后，分权和集权的争议也一直存在，但最后，我们看到，中央政府放权让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邓小平提出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财税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这种放权让利的做法，放开的是对生产力的约束，让出的是经济发展的空间。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对财权和事权的集中度有所增加。这同样有积极意义，它让中央财政困境得以缓解，财政收入明显上升，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1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20%以上。在此局面下，中央政府可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集中力量解决一些大的问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过，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度集权的弊端也随之出现。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基础建设越来越多，而事权和财权又不匹配，使得他们必须在“土地财政”和“地方债”上找出路。据统计，2009年，全国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约为1.5万亿，地方债规模超过7万亿，这不仅导致各地房价虚高，也为地方经济埋下了隐患。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改革，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对这种改革的方向寄予希望，但也提醒人们保持冷静，因为所有的改革都会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都会存在大量的讨价还价，这种博弈往往会影响到改革的最终成果。
中央和地方对事权、财权的分配，涉及的是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利益，而利益的主体不仅仅是各级政府，也包括社会中企业、民众等各个利益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难免会引起争议和矛盾，我们相信，任何人都不希望改革的结果，最后演变成为各级政府、各类官员“分果果”的游戏。
要防止改革变味，就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正是因为所涉及的利益过于复杂、涉及到的群体过于庞大，改革才要谨慎，才要追求各方利益群体之间的最大共识。而最大的利益群体莫过于民众，因此，增加改革中的公众参与权、知情权，比改革的效率更重要。
我们相信，新一轮的“放权让利”会进一步激发中国的经济活力，但这同时也对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考验。权力和利益的下放，给基层政府带来更大的空间，如何让基层官员们用好这种权利，使这种权利服务于百姓，而不是成为与民争利的利器？
被下放的权力，需要有监督相伴，这种监督不仅应来自中央政府，还应来自民间。在中央地方分权改革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基层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基层的民主自治和直选机制，让基层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当然，做好这种工作的前提是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从行政领导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应该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直接利益，限制其对微观的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涉。没有利益纠葛，增加透明决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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