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有用的东西都是靠无用支持

　　起初我有点儿怕止庵。第一次交集缘于三年前做“萧红热”的选题，采访了他，记得电话里他叮嘱：记得把稿子给我看一下，不要有错误。对他的严谨早有耳闻，2009年，内地出版《小团圆》，他是校订者。原稿复印件中遗漏了一个字，他给补了出来。

　　想象中他有文人的嶙峋傲骨，令人佩服却不敢亲近。

　　这次去他家拜访，门锁如果硬关可能就锁死了，他见我试图把门关上，赶紧过来阻止，显得有点紧张。记得电话里问他的邮箱地址，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却听不明白，正在谈事的他终于失去耐性：“哎呀，你怎么这样啊。”然后又拼读了一遍邮箱地址。

　　为了不耽误我上班，采访安排在早晨，离开时他走到窗前给我指路，也重复了好几遍。临关门他一挥手，笑着催促我快走，“上班别迟到了。”这一刻，他恍似家中某位亲近无拘的长辈。

　　他的人生颇有戏剧性。他当过医生、记者，还当过外企销售、出版社副总编辑，最终却回归书斋。从读书到编书再到写书，他著作颇丰，被媒体视为“明显与其他研究者拉开了档次”的学者，他谦称自己是自学成材的文学爱好者。

　　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大学读的是化学。止庵报考大学的时候，按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学医。在父亲看来，文学不是一门谋生存的技能。止庵是在上大学的往返途中，在床头，在公交车上，修完了他的中文专业。

　　回顾四份工作，他觉得都不大有意思，唯一有点儿意思的是最初的两年牙医生涯。因为生活艰难，他四十岁之前很少在床上睡觉，他不讳言转行做自己不喜欢的外企销售是因为收入高，而他一待便是十一年。

　　专心是指你把一件事做好了，可能还有余裕干第二件事

　　Q=《女报时尚》 A=止庵

　　Q：您年轻时几次换工作，在我们看来每次都是跨行业，最初学医，当了两年牙医之后去报社做记者，后来又去外企做销售，还当过出版社的副总编，每次变换的动因分别是什么？

　　A：其实我主动换的也就两次。当医生日复一日重复性很强，而且中午经常吃不上饭，晚上回家很晚，很累，所以就到医院的合作报社去了。在报社的五年很清闲，我读了很多书，先秦的书和宋词都是那时候读的。再后来去外企，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在转型，北京出现了宾馆、饭店，出租车甚至私家车，慢慢我感觉这个社会的变化把你排斥到边缘，当时我跟朋友说，这些宾馆饭店我可以不去，不去是我不想去，不是它不让我进。

　　Q：听您的意思，似乎是因为钱不够？

　　A：对，当时整个社会使你变得特别边缘，我对生活水准要求不高，但不能有衣食之忧，当时一个月你很难买一件衣服，很难请人吃一顿饭，真的有衣食之忧了。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外企，收入跟做记者没法比，但我当时就想最多到40岁我要离开外企，退休回家。在外企工作买了房子，生活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离开时中间有一年要交接，到41岁我就回家了，在家待了五年，看书写书，后来新星出版社请我当副总编辑，当了两年以后我又从那辞职回家了。

　　Q：那您做过的这几份工作里，哪一份最有意思？

　　A：除了最初的大夫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意思之外，剩下的工作都没多大意思。这四样工作，最没意思的就是记者，你采访的人都是你不想采访的，你还要问还要写还要给他拍照片，你想想这是多无聊的事。

　　Q：您之前的采访说，是当医生让您学会不妄言。那其他几份工作对您又有哪些影响？

　　A：对，当医生让我养成了实证精神，比如写传记，要有材料才能写，没有的事虚构那是写小说，你不能拿写小说的态度来写历史、写传记。同时还形成了我的逻辑思维习惯，就是有大前提，小前提，才有结论，什么事都得合理。当记者和销售一共十几年，它们唯一给我的好处是训练得我能和人说话了。我以前不爱和人说话，现在你让我到一个地方讲课，只要是我知道的，没有讲稿，没有PPT，我说一两个钟头没有问题。后来在出版社的工作，让我知道书籍出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好多作者不了解，觉得出版社能挣多少钱。假如将出书当作买卖的话，在外企那样的公司根本就不许做，因为利润太低。但是为什么还做，因为这些人热爱文化，有责任心，所以大家应该互相尊重，把这件事情做好。

　　Q：您之前还说迄今所做的唯一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读书。您一直怀有文学梦，那在做不喜欢的工作时，会难受么？

　　A：对于不喜欢的工作我的态度是这样的，能不干就不干，干了就要好好干，至少要合格，我不愿意糊弄，我觉得最没意思的记者和销售人员我干得都不坏。但是这工作不应该成为你的全部，比如我在外企出差，我会在箱子里搁一两本书，可以在机场、在旅馆里看，并没有把自己的兴趣排斥掉。人可以有不止一个频道，有一个主频道可能是干这事，比方说上班时间你在这个频道，下班时间你可以调换频道。现在有的人一天到晚只干一件事，或许这样他能在某一领域取得更大成就，可我还是倾向于能干几件完全不一样的事。

　　Q：那您现在做的事主要是看书、写书，能不能说之前的付出都是为了有一天能专心干自己喜欢的事？

　　A：我还旅行啊。一个人一辈子不能只干一件事，除了这个事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窄。但是做一件事本身需要专心，或许有点矛盾，我觉得专心不是只做一件事，专心是指你把一件事做好了，可能还有余裕干第二件事，这个叫做专心。好多人专心于一件事，别的事都不干了，却连这件事都没干好。

　　社会丰富了，在这丰富里你得选择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它的全部

　　Q：说到旅行，您已经去过很多个国家，您喜欢的地方有没有共同点？

　　A：欧洲的城市视觉冲击力都很大，有很多人文景观。我在布拉格会想到卡夫卡，看见那些城堡你会想起他的《城堡》，看见那些小巷你会想起他笔下的小巷，这跟我的很多阅读有关。比如我到日本，去过最喜欢的几个作家、艺术家的墓地，包括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小津安二郎、谷崎润一郎，还去过太宰治自杀的地方，以及他写《人间失格》的那个旅馆，我还住过小津安二郎曾经住过的旅馆的同一间屋子。

　　Q：对您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A：“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到巴黎的一个咖啡馆，有人跟你说，这是当年萨特和波伏娃讨论哲学的咖啡馆，那你坐在那儿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些书，不知道这些事，你可能觉得这趟旅行没什么意义。旅行很有意思，有些事你光看书不明白，甚至一辈子都不明白，但到了那个地方瞧一眼你就明白了，旅行使人变得更开阔一些。

　　Q：您穿的衣服挺好看，您会关注时尚的东西吗？

　　A：是吗？（笑）我觉得我懂得一点，一些品牌你顺便就知道了，人多知道一点事没什么不好。严格来说我对日常生活要求很低，但是低并不是差，是很简单。

　　Q：但您曾经也追求过物质的生活？

　　A：我以前在外企工作，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有钱，什么是奢华，但我确实不是一个奢华之人，也不太追求这些东西，但必要的物质你不能没有，慢慢地这个社会丰富了，在这丰富里你得选择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它的全部。

　　Q：那您觉得现在年轻人想要一套房子的要求高吗？

　　A：他是应该要，但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在外企待了那么多年才买了一套房子。

　　你可以让自己显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Q：您的笔名“止庵”源于《庄子》，取自“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A：“止”是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儿；“庵”是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一个小草棚子。这是在外企上班时取的笔名，当时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写东西，我就认认真真在那儿工作，然后回家看书。公司的秘书喜欢看汪国真的诗，常跟我说：“你得学点文化，没文化可不行。”我说我这岁数来不及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出了五六本书了。

　　Q：出了五六书却假装没文化，这有点不可思议。您那时才30来岁，怎么会这么低调？

　　A：读了《庄子》最大的变化就在这里，我以前不是很低调，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大能力，很愤世嫉俗，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自恃挺高，觉得这个世界亏欠我的，做什么事都着急。27岁的时候我读了一遍《庄子》，这些想法慢慢就变了，对待事情不那么着急，再后来到外企做销售，那些傲气就都给淘汰掉了。

　　Q：但如今社会人人都想出名，人人都希望自己很厉害。

　　A：对，但你不能着急啊，你可以让自己显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这样。

　　Q：您喜欢现在的年轻人么？

　　A：我不太喜欢泛泛说现在年轻人如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有很多东西是我那时没有的，我会羡慕他们，我年轻时想看书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娱乐，生活很枯燥，一回忆就跟看黑白照片一样，没有颜色。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爱好，这是很好的。

　　Q：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A：如果要说不满意，我觉得现在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的太短，想在几年里完成过去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一件事，过去要两三代人才能创一份家业，咱们现在两三代等不及，起码也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做成，但现在人想几年就做成，压力很大。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要知道许多无用的事情，但现在人太实际，都只管有用的事情，没用的便不去了解，但我觉得有用的东西都是靠无用的支持着。一个人知道得多没有坏处，现在大家都变成专家，我们那个时候是杂家，我觉得专家还有赖于杂家，光是专家成不了专家，除了这一件事别的都不知道，那有可能这一件事都干不好。

　　Q：最后，请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忠告吧。

　　A：没什么人生忠告，现在年轻人也不听别人的忠告。我简单说说自己的一点经验教训，第一，知道的东西应该多点，除了一个“专”字，多少要注意一个“博”字，有些没用的东西现在看着没用，将来可能有用。第二，不能太着急，定的人生目标不要太快太短，那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累。第三，人的成功有不同的成功方式，不一定非得以社会的普遍标准为标准，成功也要量力而行，得根据自己的特长。

　　采写|枚夕 编辑|简洁 设计|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