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变成了你

　　爱在两个共度一生的人之间有什么作用呢？作者采访了4对夫妻，一探他们心中的答案。

　　爱的海誓山盟，就像高空跳伞或自由攀登，令人激动。爱是瞬间的魔力，短暂的悸动后又逐渐消退。它是神秘的“永恒”。古语有言：婚姻中不可能有爱的存在。最终，跳伞者会降落，登山者会到达顶峰，婚姻则会归于平淡乏味甚至破裂。这是根据统计信息得出的结论。

　　此外，还有一些隐形数据。不少夫妻并没有在法庭上离婚，而是被死神做了最后判决。很遗憾，并没有数据显示多少人始终爱着对方。和离异者不同，还有一些人似乎“永远”保持已婚的状态，他们有什么秘密的幸福公式吗？

　　演员齐格弗里德·劳赫和妻子卡琳婚龄50年，精神分析学家及畅销书作家欧文·亚隆和妻子玛丽莲婚龄60年，伊姆加德和迪特·法特婚龄47年，安娜玛丽和约瑟夫·高特婚龄59年。结婚两年就离婚的本文记者采访了他们。

　　约瑟夫·高特说：“我知道，您想写一篇文章，讲讲婚龄很长的80岁老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长期快乐地一起生活。其实答案是：没有秘诀。”

　　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也反对“幸福公式”：“婚姻和婚姻中的人一样具有个性。我研究的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显著行为方式。比如人们是否在意伴侣的情绪，互相尊重，彼此照顾。”

　　亚隆列举了一些爱的标志：宽容、尊重、责任等。“你必须宽容，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并且不时送她几朵花。”

　　卡琳和齐格弗里德·劳赫相识于1956年。那时她16岁，他24岁。“我当时特别喜欢跳舞，姐姐常带我去施塔弗尔湖酒店，齐格是那里乐队的吉他手。姐姐有时候想早些回去，就会请齐格送我回家。齐格推着自行车走在我身边。他记得所有美国流行歌曲的歌词。有一次，我问他要不要进来喝杯牛奶，吃一个辫子面包。”

　　齐格弗里德对此印象很深刻：“在那个年纪，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站在女孩的家门口，接下来要怎么办？该说些什么？幸好，在我开口之前，卡琳先邀请了我。”

　　8年后，他们结了婚。可是，齐格弗里德常常不在家。比如1970年，他和好莱坞明星史蒂夫·麦奎因拍了约5个月的电影。齐格弗里德承认：“演员这一职业和良好的夫妻生活不太兼容。”1973年，在他们的大儿子3岁时，齐格弗里德买下了一座旧农庄。

　　卡琳说：“没有浴室，没有热水，厕所在房子后面。齐格说，我们一下子负担不起买农庄和装修两件事，钱不够。我们只能先搬进去，再逐步改造。齐格在酒店桑拿浴室和剧组人员聊天，说他在上巴伐利亚有一座农场的时候，我正在又冷又破的小房间里冻得直哆嗦。一年多后，我们才把浴室收拾好。”

　　齐格弗里德说：“第一个冬天对卡琳来说非常艰难。我是夏天买的农场，根本没想过冬天会怎样。”卡琳说：“齐格常常不在家，只有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回家后很溺爱孩子，我说‘不行’时，他经常会说‘可以’，有时候这让我很不高兴。”

　　现在孩子们都结了婚，离开了家。齐格弗里德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随着年龄增长，劳赫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现在也许有了更多机会，发现彼此之前不曾了解的特点。齐格弗里德说：“我起床比卡琳早得多。她有低血压，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精神起来。我会算好时间，把咖啡端到床边。”

　　即使分开很短时间，安娜玛丽和约瑟夫·高特夫妇俩也会觉得难以接受。他们的唯一一次分离是在很多年前，那时安娜玛丽独自和孩子们去了特里尔一周。“然后我说，我们再也不要这样做了。”约瑟夫笑道。高特夫妇似乎从来没有爱上对方，而是一开始就离不开彼此，然后结了婚。

　　安娜玛丽和约瑟夫相识于1953年。那时他28岁，她26岁。

　　约瑟夫说：“那时我新任一家金融机构的部门主管，美丽的安娜玛丽是我的下属。有一天她想买NSU公司的兰美达摩托车。我们正好在帮这家公司做融资，因此得了一些优惠。她劝我也买一辆：‘你为什么不也买一台呢，你是买得起的吧？’我听从她的建议买了一辆，之后我们一起出游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安娜玛丽说：“我们并没有一见钟情，压根没有。我们之间是非常好的同事关系，在一起时有很多欢笑。”

　　约瑟夫说：“最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会比较两台兰美达的里程。”

　　安娜玛丽说：“但是慢慢的，不在一起时，我们会想念彼此。不知何时，我们已经付出了真心。”

　　两年后，安娜玛丽和约瑟夫结婚了，他们卖了一台兰美达。

　　约瑟夫说：“我们开着剩下的那台兰美达去了罗马度蜜月。”

　　安娜玛丽补充道：“在路上开了5个星期。”

　　完整的家庭生活是成功婚姻的关键要素

　　同年，高特夫妻俩有了儿子。战争结束才10年，一家人很难在法兰克福找到一间单独的公寓，因此他们起初是分开住的。1957年，高特夫人怀了女儿，他们才得以搬到公司分配的公寓里。从无到有，跳转到百分百的家庭生活，对不曾同居过的年轻夫妇可能是一个关键考验。而约瑟夫和安娜玛丽都不这么认为。

　　约瑟夫说：“可以说，孩子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

　　安娜玛丽表示：“二人世界的乐趣，变成了四人共享。孩子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两个人的。谁都没有感到被忽视。”

　　约瑟夫说：“有一回，我让孩子们骑在肩上，把他们放下的时候，他们喊妈妈一起玩。于是我把安娜玛丽也举上了肩膀。这时候门铃响了，我赶紧把安娜玛丽放到了半高的碗柜上，打开了门。来的是我们的邻居，她看看坐在柜子上的安娜玛丽，又看看我，然后问，你们没事吧？”

　　到目前为止，高特家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以前给儿女们的空间，现在给了孙子们以及常来玩的邻居家的小孩。也许大家会想，这两位是否真的是一对夫妇？或者只是两个合群的人一起过日子？但高特夫妇不这么想。他们说，我们必须区分恋爱和爱。

　　安娜玛丽说：“我们的儿子离婚了，女儿已婚，有两个孩子，孙子们在我们身边长大。我想，如果儿子和他的前妻有孩子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离婚。当爱到达新的阶段，情侣就会变成家人。孩子也让小情侣们有了新的身份——父母。”

　　有人认为，高特家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变成了“我们”，变成了家人，彼此融合在了一起。

　　爱的发展变化

　　不过，劳赫夫妇的婚姻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观点。

　　卡琳说：“这是另一种爱。双方一起经历很多，互相分享，也有过争吵。曾有一段时间，爱让人有负担，也会让人伤心流泪。齐格离开时，我站在火车站，感到很痛苦。写信、打电话的时候也总会很忧郁。我曾经十分压抑，不过现在不同了，我变得更加冷静、平和。”

　　夫妻俩长期拥有的爱在成长，在变化。最初，爱并不存在，最初的难分难舍与真正的爱无关。另一方面，他们也很难确切说出什么是真正的爱，总之是一种逐渐增长，让人变强的力量。

　　亚隆夫妇也觉得单纯靠恋爱不能长久。玛丽莲和丈夫一样是位成功的作家、科学家，她认为爱是一个过程：“浪漫、性爱总是脆弱的，并且受到时间的限制。如果一方出现问题，不再持续对另一方感兴趣，那么渐渐地，彼此就失去了共情。婚姻不仅是激情的表白，也是日常相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能自动维持下去，它需要投入。”

　　与跳伞不同，爱的冒险之旅其实始于落地之后——当“我们”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我们”的达成方式有很多。有人说，在许多共同爱好的基础上才会有“我们”。有人说，“我们”必须留有余地给自我，否则就会失去自由。

　　两条似乎都适用于亚隆家。欧文第一次见到玛丽莲是在大学里。那时，他17岁。他和朋友们打了一个赌，说玛丽莲以后会成为他的妻子。1954年，他们结了婚。当时她22岁，他23岁。欧文经常待在图书馆里，阅读德国哲学，玛丽莲则喜欢探索世界，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作为历史学家，玛丽莲小有成就（著有《乳房的历史》《法国如何发明了爱》）。欧文是美国有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参与了最新影片《亚隆一家的幸福指南》）。

　　乍一看，玛丽莲和欧文有共同的爱好——科学。但是，他是医生，她是历史学家，一个喜欢法国电影，一个喜欢运动。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很独立，有自己的想法。60年来，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呢？

　　玛丽莲说：“婚姻就像跳舞。人们向一个方向旋转，然后向另一个方向。有时候，欧文在前面，我必须追上他，有时候我在前面，换他跟上我。”

　　欧文说：“你说在前面，是什么意思？”

　　玛丽莲说：“比如青少年时期我已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你还在寻找。在大学里，我有自己的房间，而你住在父母家。所以，那时我比你快两步。后来，你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成为大学教授，有人崇拜。我的科研成果却不那么出色，所以说我开始落后。”

　　不断找到新的共同点

　　人们在成长，爱好也在改变。如果共同爱好是幸福生活的条件，那么婚姻可能是个性发展的障碍。但是，欧文和玛丽莲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显然只需要一个基本的共同爱好——对彼此的兴趣。这就是共情，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它让人们可以不断找到新的共同点，即使人们自身在不断改变。

　　高特夫妇认为距离是一种伤害行为，而亚隆夫妇则需要它作为彼此的灵感。有些人认为婚姻需要自由，另一些人恰恰在婚姻中找到了自由。伊姆加德和迪特·法特就是如此。虽然他们婚姻的促成因素相当特别，但是和前文说到的几对夫妻一样，他们的爱情是成熟稳定的。

　　伊姆加德说：“我们的爱像一棵树，不会轻易被拔出。爱情需要扎根，需要包容稳定。恋爱有点不稳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然而，不确定性正是恋爱的魅力——他爱我吗，他不爱我吗？”

　　迪特说：“爱情是多年之后达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伊姆加德和迪特·法特是1965年在意大利滑雪圣地马东纳-迪坎皮利奥认识的。

　　伊姆加德说：“迪特给我的滑雪板打蜡。那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两年后，他们打算结婚，于是问题出现了。

　　伊姆加德说：“迪特的妈妈要求我信仰天主教。我很难接受，觉得这种要求很不公平。我的父亲是中学校长，时不时会有天主教神父或者新教牧师来吃饭。迪特的妈妈说：‘不，不行，只能是天主教。’那时，我非常受伤。”

　　迪特说：“伊姆加德和我都认为信仰非常重要，但是教派问题并非如此。我们怀着同样的喜悦（身为基督徒）去教堂。父母总是要我决定是和他们一派，还是和伊姆加德一派。如果那时我脚踏两只船，试图协调，那我俩的关系就完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站到了伊姆加德一边。”

　　婚姻与信仰的困难

　　伊姆加德说：“后来我换了教派。迪特父母给他压力，他却那么支持我，这让我更加爱他了。”

　　事情还没有结束。迪特是独生子，他的母亲有强烈的占有欲，越来越嫉妒伊姆加德。

　　伊姆加德说：“起初我们还一起去看她，帮忙做做园艺活儿，擦擦窗户。但是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去教会寻求心灵治疗，教会的姐妹告诉我应该断绝和婆婆的来往。我这么做了之后感觉好多了。”

　　伊姆加德和迪特在双方都觉得重要的信仰中找到了自由，彼此深深信赖直至今日。

　　迪特说：“现在，如果我们在孩子们或者我自己身上看到偏执，就会说这是‘典型的法特风格’。我跟自己说，不要变成母亲那样。夫妻会帮助彼此修正错误，这就是爱，并非相互控制，而是促使我们思考：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迪特的母亲想挑拨他和伊姆加德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她的行为起到了反效果。因为这一事件让他们深深明白，应该弄清楚成熟且稳定的爱是怎样的。只有相互信赖的人才会乐意让对方改变自己。

　　“我变成了你，你变成了我。”安娜玛丽·高特说。这句话中包含着永恒的爱的条件，一对夫妻必须愿意成为“我们”。关心另一半，并非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诉求，而是会因此得到更多。

　　齐格弗里德·劳赫说：“多么美好，我们学着做一些事情，不单让自己，也让对方感到快乐。许多人并不了解这种感觉。争吵两三次就分手，另找一个，又争吵，再放弃。这样根本得不到构建共同生活的经验。”

　　卡琳说：“有那么一分钟你会想：我受不了，一分钟也忍不了，我必须离开这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该被这种情绪支配。”

　　信任只是公式的一半

　　不过，信任只是幸福公式的一半。卡琳·劳赫的经历告诉我们，信任可能会让人失望。就算是有很长的婚龄，五六十年后，婚姻也可能走向破灭。要让爱恒久，需要有能够让人持续产生信任的因素。因此卡琳·劳赫说，婚姻是一种劳动，需要人们付出和合作。

　　安娜玛丽·高特说：“共同生活的意思是不单独行动。即使我们白天产生了意见分歧，还是会一起祈祷。无论我们争论得多激烈，晚上睡觉前都会和好。”

　　这让夫妻二人能控制矛盾。不过，迪特和伊姆加德并不能立刻说清他们是如何处理分歧的。

　　迪特说：“不需要商量很多。我们认识很久了，熟悉对方的需求。比如我觉得，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和他人相处，而很少用于二人独处。如果我说，走，我们开房车出去玩吧。伊姆加德会说，好的，但是带上孙子们吧，他们一定喜欢。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

　　伊姆加德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带上孙子们，迪特则希望我俩单独出去。我们已经认识了那么久，知道我们在这一点上想法不一致。我们会先有自己的想法，但那之后总会考虑对方会怎么想。”

　　婚姻和人一样有个性

　　每对夫妻都说，他们的爱是不断成长的。

　　劳赫夫妇谈了很长时间恋爱后才结婚。高特夫妇很快就结了婚，实际上没有谈恋爱的阶段。劳赫夫妇常想念对方，高特夫妇和法特夫妇从不忽视彼此，而亚隆夫妇需要互留很多空间。有人将孩子作为生活的中心，有人不是。有些婚姻会发生很多变化，另一些却波澜不惊。所以，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认为，婚姻有个性。

　　但是，这4对夫妻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对待彼此的方式，共情和信任，给爱成长的动力。认同这些，也许就能找到所谓的“幸福公式”。如果做到了这些，婚姻和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事就不会影响爱。就算人们不再喜欢或者不再能够做某些事情，导致共同爱好有了改变，就算分离好几年后才搬到一起生活，就算生活有了大的变化，比如生病，似乎都不会影响婚姻。

　　比如迪特说：“前列腺手术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改变了……”妻子反对说：“我们的爱、对彼此的感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以前的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不能做了。年轻的时候，你滑雪那么好，头发也很多。但是外表改变了又怎样？我们一直珍惜彼此。”

　　[编译自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马库斯·克拉尔提/文 崔恒/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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