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邮票游保加利亚

　　小时候，我收集的几张保加利亚邮票为我描绘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长大后在一次实地旅游后，我发现，真实的保加利亚比画中更美。

　　出租车飞快地行驶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市的鹅卵石路上，我靠在车座上的后背率先感受到了保加利亚。“这个国家就好比是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一样！”司机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和我大声说着话，“人从五湖四海来，来了就在这里转来转去！”他的两只手都离开了方向盘，比划着保加利亚对于各种文化的海纳百川。我想象着我们会突然看到教堂像一个晶莹剔透的圣诞节装饰物一样出现在反光镜里。

　　司机说的恰如其分：似乎世界所有地方的人都来过保加利亚。穿金戴银的色雷斯人、有着千军万马的罗马人、和这个国家同名的亚细亚保加利亚人、匈奴人、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土耳其人，每个地方的人都带着各自的风俗传统。在过去20年间，大批度假的英国人蜂拥而至，到保加利亚来享受物美价廉的啤酒和快乐时光。

　　我来保加利亚是因为几张用过的旧邮票。

　　6月里闷热的一天，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座房子里，一台电扇嗡嗡地转着，3个十来岁的男孩摆弄着桌子上的一堆邮票。

　　“紫裙子伊丽莎白。”我的哥哥说着，把一张英国女王邮票放在了这堆邮票上。

　　“粉头发。”我的小伙伴肖恩脱口而出，“粉头发”是我们给比利时邮票上的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起的绰号。

　　轮到我了。“又一张橙色弗兰克。”我小声嘟囔着。我真正想看的是最小的一摞保加利亚邮票，那是一个当时对我们来说仍处在铁幕背后的国家。这几张保加利亚邮票尺寸都比较大，上面印着巍峨的群山、山村和冲锋陷阵的武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邮票上面的一座装饰精美的修道院，我只有在关于小矮人、精灵和中世纪城堡的故事书里才能见到那样的瑰丽画面。在年幼的我看来，保加利亚那些异国情调的人、蔓延崎岖的工事和西里尔字母简直就是电影《霍比特人》的情景再现。

　　那时候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去保加利亚，找到邮票中的那座修道院。

　　司机开车送我去旅馆时已经将近午夜时分，在路上，车窗外传来电声乐器演奏的保加利亚民族音乐“chalga”。我看了看车窗外，车子正经过街对面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有着20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的外观，尖尖的塔顶高高耸立，有些像斯大林式建筑风格。我从包里翻出了装着邮票的信封，心里一阵兴奋。眼前的这座建筑和我的一张邮票上有着红色门体的建筑一模一样，这里以前是索菲亚市共产党总部。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我的翻译，25岁的波琳娜·西梅奥诺娃。她头发乌黑，拿着手机，穿着牛仔服，完全是21世纪女孩的打扮，但是看上去仍然颇具我的一张保加利亚芭蕾舞表演邮票中的女舞蹈家的神韵。

　　“我们这里每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是看卡通片学英语，”她肯定地对我说，“相信我。”

　　我们已经投入到索菲亚市的怀抱之中，这座城市有100多万人口，具有旧时代都城所特有的各式各样的柱子、柔和的色彩和经典细节，经过奥斯曼帝国的占领，很多历史古迹中也遗留着土耳其情调。14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保加利亚王国。在此后500年的统治期间，清真寺、尖塔和金银丝工艺品成了土耳其人统治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内容。近现代政权赋予索菲亚市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现在，这些高楼大厦外面覆盖着烟尘和喷漆彩画。

　　“看见了吧？苏联式建筑和美国式涂鸦。”西梅奥诺娃平静地说。她还指着一座新式全玻璃幕墙办公大楼告诉我，那是为了迎接2007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而建的。

　　西梅奥诺娃向我介绍她的家乡的时候，我看了看我的邮票上的另一处景点：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这座建筑有多个圆形塔顶，可以容纳1万名朝圣者，塔顶参差起伏，有些拜占庭建筑的气象，和我的旧邮票中的这座大教堂别无二致。

　　我的此次保加利亚之旅日程已经排满，只能在索菲亚市停留一天，现在我为此感到有些遗憾。我们下车去附近转了转，西梅奥诺娃带着我来到了几个小摊前，小贩们卖的是一瓶瓶个头硕大的树莓，然后告诉我，滑板爱好者喜欢在这里的苏军纪念碑前一展身手。说完，西梅奥诺娃请我吃了东欧经典美食“shopska沙拉”，这道菜里有洋葱、辣椒、西红杮和黄瓜，点缀着散发着清香的农场奶酪。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沙拉，西梅奥诺娃告诉我：“明天你去大特尔诺沃，那里到处可以吃到shopska沙拉。”

　　出租车向东行驶了两个小时，将我带到了另一张邮票上的景点：位于大特尔诺沃市的查雷维茨城堡，这是保加利亚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城堡曾经守护着大特尔诺沃，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的都城，直到1393年奥斯曼帝国入侵者将其占领。我的邮票上显示的是一片围着高墙的复合建筑，一群凶悍的武士正在攻城。根据邮票上的图片和文字，那次围城持续了3个月，最后以土耳其军队攻破城池而告终。

　　我现在来到的这座查雷维茨城堡建在查雷维茨山山顶，石头墙上的堡垒和瞭望塔在20世纪时经过了修复。城堡主楼位于扬特拉河岸边的峭壁之上，战斗就围绕着城堡主楼进行。山顶上有一座小教堂，我爬上了教堂钟塔，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令人头晕目眩的峡谷——正是我的邮票中的景色！

　　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了大特尔诺沃，一座住着68000名居民的古城，纵横的街道连接的是一座座有着200年历史的老房子。我在其中一座老房子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古董摊，上面摆的东西简直是保加利亚历史的全景展示：土耳其瓷砖、列宁半身像和一个钟面镶着褪了色的奥运五环的闹钟，五环的后面隐约可见一行字——“柏林1936”和一个纳粹党十字记号。这个闹钟是希特勒执政时德国主办的那次不光彩的奥运会的纪念物。

　　“你喜欢它吗？”小贩问我，“我可以优惠卖给你。”

　　“不，谢谢。”我放下了闹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加利亚是德国的一个不情愿的同盟国；为免于国土沦陷于纳粹的铁蹄之下，保加利亚和德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慑于纳粹淫威，保加利亚向美国和英国宣战。1943年和1944年，美国和英国轰炸了索菲亚，摧毁了索菲亚大部分地区，2000多人死于轰炸。有趣的是，保加利亚人保护了很多犹太居民。这块战略要地汇集了众多元素，这里的历史也很复杂。

　　我的另一张邮票上的景点历史更为久远，我按照这张邮票的指引，来到了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被选定为2019年“欧洲文化之都”的普罗夫迪夫市，之所以获此殊荣，也许是因为举世闻名的罗马帝国留下的遗迹，包括拱形水道和看着如同新建成一般的露天剧院。

　　“据说这座剧院的声学设计非常精致，你在舞台上扔一枚硬币，连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往剧院里走的时候，一个八字胡保加利亚人用英语对我说。这座剧院建于公元2世纪，在我们周围，排列成半圆形的大理石台阶如同一块块方糖一般整齐有致，彰显着当时罗马帝国的奢华，那时候，普罗夫迪夫是罗马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我看到看台上的服务区帷幕已经挂好，今晚将上演威尔第歌剧《纳布科》。

　　在普罗夫迪夫闹市区，我路过了建于15世纪的那苏马雅回教堂，这是巴尔干最古老的奥斯曼宗教建筑之一。我的一张邮票中有这座建筑，它有着细长的尖塔，我很想去塔里看看。但是这座回教堂的日晷阴影显示此时已是下午4点，我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在阳光下和众多游客一起浏览这里的19世纪建筑和喷泉。公元2世纪希腊文学家琉善说普罗夫迪夫是“所有都城中最为庞大和美丽的一座”，我走在衣着时尚的人群中，感觉自己像个流浪者。

　　那天夜里，我在旅馆床上摊开了这些珍藏多年的保加利亚邮票，目光停留在了一张画面好似甜点的邮票上：建于中世纪的里拉修道院，我们明天的目的地。我将开车向西行驶3个小时进入里拉山，这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和高加索山之间的最高山脉。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亲眼看看这座我10岁就为之着迷的修道院。

　　车开得飞快，直到后来道路变窄、树木越发茂密，车只好慢下来。我来到了一座深长的山谷，里尔斯卡河湍急的水流声压过了汽车的发动机声。远处，陡峭的灰绿色山脊矗立在两旁迎接着我，恰如10世纪时迎接慕名而来的朝圣者和僧侣。这座修道院最初由里拉的隐士圣约翰建造，后来圣约翰被保加利亚人尊奉为圣徒。

　　里拉修道院建在一座树木茂密的小山上，大大小小的房子围成了一个四方形院子。我停住车，走进了院门。院子里阳光明媚，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时光穿越中回到了中世纪一般。

　　这张邮票只显示了这座修道院的轮廓，我进去之后则是先见到了各座建筑的殿柱、拱门和精雕细琢的木制阳台。在院子中央矗立着的是圣母教堂，教堂前是按伊斯兰马穆鲁克传统设计的漆成黑白条纹的走廊。

　　我走到走廊下，只见壁画上详细描绘着神圣美好的天堂和可怕的地狱。一位穿着黑色长袍、戴着黑帽子的大胡子修士看上去是圣母教堂的守门人。“我能进去吗？”我问。他点了点头。

　　庄严的大殿里，镀金的圣像和生动的圣经画面在烛光下展现着柔和的色彩。我移了一下眼神，发现了身边的其他游客，他们正围着欣赏一面镀金的圣幛，这是分开祭坛和中殿的隔断，这面圣幛有30个左右的立脚。

　　在我的旁边，一个男人表情庄重地跪拜在了圣母像前。我对东正教的礼仪完全陌生，但是他的虔诚一目了然，无需翻译。里拉修道院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19世纪初，一次火灾将这座修道院烧毁后，能工巧匠们一丝不苟地按原样将它重建了起来。在奥斯曼统治时期，里拉修道院成了保加利亚人的身份象征，也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朝圣者的必经之地。

　　我用一把长柄勺在僧侣们的喷泉水池中舀了一勺水，洗了洗手，这时我才体会到真实的里拉修道院远比邮票上的景象更加令人心旷神怡。金属长柄勺、跪拜的男人、喧闹的河水，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将鲜活的保加利亚带到了我的面前。

　　回到索菲亚，西梅奥诺娃和我进行了告别前最后一次散步，我们步行去了波利斯公园。在公园里散步时，我发现路旁的树上有一些看上去红白相间的小物件正在春风中摇荡。

　　“那是人们悬挂的‘春天护身符’，这里的最后一些无神论者的传统风俗。”西梅奥诺娃向我解释着，“红、白两种颜色表示春天的到来，一个象征希望和万物更新的时节，所以每到3月1号这天，我们就会佩戴这些护身符。当看到第一只鹳或者第一棵树开花，我们就将这些护身符悬挂在树枝上，这样我们许下的美好愿望就会成为现实。”我笑了。我还有一张保加利亚邮票，上面的景点我至今没能亲眼得见。这张邮票描绘的是几位海滩游客正在保加利亚黑海沙滩上享受日光浴的情景，黑海离这里太远，我此次没有时间去。我对西梅奥诺娃说，下次我再来保加利亚，一定要去黑海，这是我在春天里许下的一个美好愿望。

　　[译自印度《读者文摘》]

　　安德鲁·纳尔逊/文 孙开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