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夫妇，一个家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郊外的科尔顿小镇上，有8个成年人正对美国人习以为常的家庭结构观念重新进行思考。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解决现代生活带来的个人生活负担加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忙于全职工作导致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大为减少的问题，以及在小家庭中抚养孩子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

　　这四对夫妇其中两对的孩子还小，还有两对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他们共同拥有位于科尔顿的一处房产，以及一大片长满青草、森林，流着一条小溪的土地，还有前任业主留下的几辆不同样式、锈迹斑斑的老式汽车和房车。这套房子由两间主房与两间小木屋组成。在这套房子里生活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主房里的两个卫生间，以及一个淋浴室和厨房，而这也是这里的唯一规则。

　　他们正进行一项社区生活实验。在这里，每个家庭互相帮助抚养彼此的孩子，共同分担购房抵押贷款和购买食物的费用，分享技能和知识，共同保持彼此的身心健康。在这里，大人们可以与他们最好的朋友共同生活，同时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大家庭。

　　“我们在努力建设这样一个村庄，它与以往的村庄并不一样，每当人们谈到孩子时就会谈到我们。”育有一个小孩的格雷西·内格尔对我说。2003年起，内格尔就与一些同事合租过房子。后来，房东决定不再续租，于是，他们就四处另寻合适的房子。最后他们在科尔顿找到了这套房子。住了一阵后，有一些人搬走了，留下来的人则把他们的伴侣和孩子带了进来。

　　初夏的一个夜晚，我拜访了他们。我来的时候，这里充满了大人们嘈杂的交谈声与孩子们刺耳的尖叫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与几位大人正在小房子的厨房里装点纸杯蛋糕，而厨房是这个社区生活的中心；两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正在厨房后面玩；一个小孩正清点笼子里的鸡，而她朋友的父亲正在屋里刻木头。

　　内格尔和她的伴侣克里斯·马特尔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主房里的一间小卧室里，房间里还摆了一架钢琴。阿皮亚·加林多和未婚夫亚当·穆雷住在另一间卧室里。加林多的女儿已有10来岁，有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爱琳·科尔京和伴侣迈克·莱曼及两个孩子住在房子后面的单间小木屋里。安德里亚·马丁和男友卢克·普里考特住在另一间小木屋里，这间小木屋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可他们却戏称之为“小公馆”。他们各有一个与前任配偶所生的女儿，都是10来岁左右，女儿们偶尔会在此过夜。

　　共同生活策略有助于人们克服在小家庭中单打独斗的生活所面临的困难。要知道，在小家庭中养儿育女是一项全职工作，请人帮忙大有必要。但是，孩子上日托的费用很贵，有朋友帮忙就便宜多了。“若你身边有许多同样身为父母的朋友，你就可以省很多钱。”内格尔，一个戴着眼镜，留有一头中分短发的娇小女人说道，“而且，当你需要抽身做其他事时，会有人替你照看孩子5分钟。”

　　共同生活在财政上也有具体的好处。每月每个大人花400美元付房租和日常维修费用；人们记起来的时候去买食品，他们共同拥有一辆小汽车，但没人确定这是属于谁的。2003年，他们仅花费27.5万美元买进了这块地，因为当时这里满是垃圾。住在这里的另一个好处是，这里距波特兰市仅一个小时车程，而这么一大块地，却没有大城市里那么贵。目前生活在这里的这群人希望在主房旁再建几间单独的小房子，或许他们还会邀请其他朋友住进来。

　　任何会对成员造成影响的决定，都要经过投票；任何事务都在非正式会议上予以讨论。这里的每个大人（大约30几岁或40几岁）都想象着他们在这儿变老的日子。

　　较低的生活费用，使得这儿的每个成年人都对工作和育儿有了不同的计划，而如果他们仅和伴侣、孩子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的。女儿已经17岁的安德里亚·马丁对我说：“我会早点退休，我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我不喜欢那种充满了各种压力的生活方式。”

　　这儿的成年人中没人觉得必须拥有能支付全额抵押贷款的工作。当过律师助理的耶鲁大学研究生内格尔近日辞掉工作，转而与伴侣马特尔一起从事乐队组织管理工作；剩下的成年人中有一个在上学，一个做卖拨浪鼓的小生意，一个是特许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个在小镇上干零活。大家都知道，如果他们急用钱，他们可以向社区内的其他朋友借。他们盼望这一天——一起付清了抵押贷款，以后只要付税收和维修费用即可。那时，他们可能都不必再去工作了。而“在小家庭里生活的人们肯定不会拥有与我们一样的生活品质。”马特尔对我说。

　　这是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除了俄勒冈乡村外，其他地方的人们可能会对此皱眉头。记得这些曾是儿时伙伴的人们刚开始准备住在一起时，他们的家人都认为他们疯了。现在，他们的父母有时仍然会问他们何时可以长大，何时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这世上会有抚养孩子的另外一种方式。

　　“美国人抱有生活在小家庭中的孩子必然幸福的观念。”社会学家贝拉·德保罗在她的书《我们现在怎样生活》中写道，“他们确信，比起以其他方式带大的孩子，由一对异性恋夫妇养育的孩子将更快乐、更健康、受更好教育，更不可能陷入麻烦，也会更富裕。”

　　然而，有研究显示，由离异的单亲父母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养大的孩子，表现得和在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样好。他们不会更倾向于抽烟、酗酒、过早发生性行为等。他们会像生活在小家庭中的孩子一样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研究还显示，由从未结婚的父母在多代同堂的家庭里养大的孩子会表现得更好。

　　安德里亚·马丁说，和大家一起生活要比独居健康得多。几年前，她与男友卢克·普里考特分手，搬了出去，与女儿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了两年。马丁说在这个社区外抚养女儿要困难得多。她说：“如果我不得已因为工作回家晚了，女儿只能独自在家看电视、吃意大利通心粉和奶酪，而不能与喜爱和支持她的人在一起。”后来，马丁和男友重归于好，才又双双搬回这个共同的家园。

　　马丁的女儿说，她上中学时，有时对这种群居的生活感觉尴尬，但现在却喜爱上了这种生活，如今，她的朋友们都对生活在社区里的大人充满敬畏之情。她说：“独自一人生活很无聊，非常无聊。”她与妈妈和普里考特共同生活在主屋后面的小房间里，这里有两间睡眠阁楼和一间起居室。她说：“独自一人看电视远不如与其他人呆在一起有意思。”

　　马丁说，这个社区是她最好的育儿场所。大人们可以辅导女儿做家庭作业，女儿也会跟他们谈论一些她不会与妈妈谈论的话题。马丁虽是独生女，但在科尔顿，有很多同龄孩子可以充作她的兄弟姐妹，他们能一起度过圣诞节的早晨，而且女儿还可以有很多出色的男性榜样。马丁说：“我知道这儿的环境对女儿的成长最有好处。”

　　有迹象表明这样的观念正在全国流行起来。开发商正在建造许多适合共居的住宅，在这样的住宅里，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但同时又可以与其他人组成联系紧密的社区。同时，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成年人的数量正在下降，根据户口普查资料，1967年，有70%的成年人与配偶居住，而到201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0%。余下的50%的人不是与配偶居住，而是与室友或孩子居住。

　　在波特兰，我还参观了一个叫作黎明社区的共居社区，这里的房子宽敞明亮，有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单身母亲马尔卡·格芬与4岁女儿住在里面。她告诉我说，和其他家庭生活在一起要安全得多。她们母女每周一次参加团体聚餐，并和其他人在游戏室里一同活动，晚上还和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和住在这个社区的其他小孩一起吃冰棍。她们会一起去看望住在楼上的一对老年夫妇，对女儿来说，这对老年夫妇就像她的祖父母，她们还会一起去看女儿视为偶像的少年。当格芬和女儿出城时，邻居们会帮她们浇花，或开车送她们去机场。格芬说：“大家都在帮我，这让我感觉非常安全。如果我们两个独自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有这样的安全感。”

　　如今在美国，人们普遍感到与周围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此时，有意识地创建共同社区是有意义的。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稀缺，而这种社交活动曾经是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可经济学家乔·科特赖特的研究发现，如今有1/3的美国人从未与邻居互动过。而40年前，1/3的美国人每周至少会与邻居待在一起两次。

　　社会学家德保罗跟我说：“人们确实在创建一个社区，创建一种真正重要的联系方式，这种联系方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在科尔顿，社区生活为大人和孩子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具有不同育儿风格的父母在一起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例如，当我走过充满了老式汽车、卡车和冰箱的院子时，内格尔的小女儿走了过来，问她妈妈她是否可以去荡秋千。内格尔答应了。但她女儿不要内格尔推她，而是要爱琳推她，因为爱琳推得比谁都高。内格尔承认：“我比较胆小，不敢推得高高的。”这里的另一个居民，阿皮亚·加林多过去是个幼儿教师，内格尔说她有点像电影《欢乐满人间》里身怀绝技的女家庭教师玛丽·波平斯。其他居民中，有人擅长音乐，有人擅长木工，还有人擅长数学。内格尔的伴侣克里斯·马特尔说：“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教育资源，多棒！”

　　内格尔说，大家庭生活对维持夫妻关系和谐也有好处。因为生活在大家庭里的夫妻遇到婚姻问题时，会有人调解。另外，当有其他人在看着时，人们都会表现得更好一点。

　　当然，这么多人共同住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肯定会有很多困难。对于生活在这里的15个人来说，何时淋浴就是个大问题。马丁记得有天早上起床准备去淋浴时，发现澡盆里充满了前晚淋浴过的人们留下的水汽球。这里还有许多侵犯私人空间的情况发生。亚当·穆雷和阿皮亚·加林多住在主房的一个卧室里，当时，房间里有一架电视和DVD播放器。当他们都不在房间时，小孩有时会溜进来，而且总会发生一些琐碎的意外事故。穆雷记得有好几次回家发现床上都是小便。有时候马特尔和其他成年人也会躲在屋里小睡或吃点心，有几次穆雷回来时发现床上留有日本青豆与其他食物的痕迹。

　　“小朋友们在我床上乱小便的事让我很受打击。”穆雷说。他的未婚妻加林多说，因为没有制定清理计划，也没有专门的人来搞卫生，屋里脏乱的状况，有时也让她颇感困扰。那天晚上，我参观这里时，看到她是唯一在晚餐后洗盘子的人。但她说，每当她想到共居生活的坏处时，马上就会想起它所带来的好处：每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餐，与刚好是你室友的亲密朋友相处的静谧时刻，以及周五晚上的游戏之夜。她对我说：“在这生活，很容易会这样想：‘这又打扰了我，那又打扰了我’，但随即我又想起了我离开后会错过的1000件好事。”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阿兰娜·塞缪尔斯/文 吴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