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之王

　　昆虫学家贾斯汀·施密特被几十种虫子叮咬过。为了研究，他将自己历练为了“痛苦之王”。

　　在跟贾斯汀·施密特见面的几分钟里面，他一直在感叹，我们的文化里，缺少一种基于昆虫的成人礼文化。他给我讲述了居住在巴西北部的撒代莫伊人的成人仪式——年轻人必须把手伸进装满子弹蚁的手套当中，承受蚂蚁的蜇咬，这种蚂蚁的蜇咬极其疼痛，甚至可能导致临时性瘫痪，年轻人只有通过了这个仪式，才能真正被成人世界接纳。

　　施密特认为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启发。他是一名昆虫学家，对黄蜂、蜜蜂、蚂蚁等膜翅目昆虫了如指掌。他对有关昆虫的文化仪式也极其感兴趣。他有两个年少的儿子，一直以来，他都在思索，给肉体造成疼痛的仪式行为，能否帮助他的儿子更好地步入成人世界。

　　施密特说：“这种疼痛不是致命的，我感觉这种仪式会给孩子一次非常重要的启发：任何事情都不会杀死你、打倒你，但是它们却又无比真实地存在着。”

　　在图森市，某天早上7：30左右，施密特正把他14岁的孩子送到学校。施密特今年已经69岁了，但是他满头的红色头发毫无变白的迹象，面色红润，气血旺盛。我驾驶着他1999年版的丰田科罗拉一路顺着高速公路开，四周都是茫茫荒漠，我这个出生在东海岸的人，从没见过这种景象。我们把车停在红绿灯旁边。这有一株仙人掌，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指挥我们停车的交通警察。

　　施密特出版的新书《荒野的蜇刺：一个人为了科学不断被蜇伤的故事》是以施密特被各种昆虫蜇伤后的主观感受为基础写成的一本有关昆虫蜇刺的书。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附录，施密特根据自己被蜇咬的切身感受，对几十种昆虫蜇咬的疼痛程度进行了等级划分。有些是无意中被蜇的，而有些则是他主动吸引昆虫来蜇的。

　　因为同一疼痛量级的昆虫蜇咬的真实感受，并不完全一致，施密特分别对83种昆虫蜇咬在目录中进行了简要介绍，形式就像俳句一样。

　　花蜂，疼痛等级1，“疼痛中带着惬意，就像你的爱人咬了你的耳垂，只不过下嘴有点重。”

　　马里科帕收获蚁，疼痛等级3，“这种疼痛足足持续了超过8小时，就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脚趾，并一直在深入。”

　　白蚁，疼痛等级2，“就像偏头痛一样，让人精神衰弱。”

　　寡毛土蜂，疼痛等级0.5，“不怎么痛，让人失望，就像是铁夹子掉到了脚上。”

　　有时候，疼痛的感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比如红头胡蜂，它的疼痛等级是3级，书中的描述是：“你会感受到一团火焰中那跃动着的蓝色的焰芯。”这一匠心独运的抒情感觉就是在宣告：昆虫的古老秘密属于我们。通过他的疼痛分级，施密特让人类和昆虫的世界更近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用疼痛的语言与昆虫不断沟通，不断地深入昆虫的世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施密特的疼痛分级一直受到媒体的热捧。它还出现在BBC上和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蚁人》中。他把自己当作文化的替身，因为他想激发人们对这种神秘学科的好奇心。然而，正如他经常看到的那样，大多数人被先入为主的恐惧感所影响，无法真正欣赏这些有刺的昆虫。对于施密特来说，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他探索经历的一部分，也是人和昆虫间复杂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是捕食者，而昆虫特别精明，是怪招频出的被捕食者。

　　施密特关于疼痛的很多回忆，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无比真实和清晰。他得出了一个关于疼痛的理论：疼痛可以是一种威慑，它为捕食者创造了一个痛苦的记忆，由此保全了自己。施密特的书中还提到，疼痛有助于捕食者学习。而这本书，可以说是施密特的学习笔记。

　　当我们到达萨德尔巴克山和布里赫塔的拐角时，我被施密特的“家庭实验室”震惊了。这可真是一个昆虫学者的家。2010年，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搬到了图森西部的山上时，施密特就把自己以前的房子当做工作室了。表面上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简单的农场砖瓦结构，前面有一个沙地院子，里面种着大仙人掌和棕榈树。而房子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实验室，地上有无数瓶标本，仔细看，每个上面都附带了手写的标签，房子里充满了昆虫发出的嗡嗡声。他的墙壁和书架上摆满了各类文件、研究设备和从国际昆虫狩猎者那得来的纪念品，墙壁上贴满了昆虫图鉴，毫无空隙，有些甚至都要贴到天花板上了。

　　施密特告诉我，一开始他是一个化学家，后来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化学实验室的味道。施密特在20岁出头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戴比，一个动物学的学生，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了他一本书《蜂农》，作者是霍华德·伊万斯，书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蜜蜂的生活，他被这本书吸引了。施密特意识到，从他小时候在阿巴拉契亚宾夕法尼亚森林中第一次接触这个学科以来，他就一直渴望了解昆虫的秘密世界。后来，在佐治亚大学，为了获得毒液化学成分，他和戴比采集收获蚁（Pogonomyrmex）的标本时被螫伤。戴比这样描述当时的感觉——好几个小时都在遭受“被撕扯的痛苦”。这与他们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施密特被这种感觉迷住了。

　　“疼痛本身并不是一种伤害。”

　　在查找了更多关于刺痛的数据后，他重新改装了他的1969年版大众汽车，并开始环游美国，采集20余种野生收获蚁的标本。后来，他在格鲁吉亚偶然遭受了昆虫的叮咬，他决定关注并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不同类型的疼痛。

　　在化学领域中，有一个直接的方法可以测量由刺痛引起的伤害：毒性。在确定了特定毒液的化学成分之后，你可以测量这些毒素对受害者器官的持久性伤害。例如一个蜜蜂的蜂毒素会导致局部疼痛，疼痛感来源于细胞膜受到的破坏。但毒素也会传播到心脏并造成损害。如果一个动物被太多的蜜蜂蛰到，蜂毒素就会损害心脏，导致死亡。

　　但对于那些没多少毒性的蜇咬呢？我们无从知晓，施密特向我解释说：“疼痛，疼痛的体验，是身体对于发生或将要发生损害的警告系统，但疼痛本身并不是损害。”狼蛛鹰黄蜂，其刺痛感远比蜜蜂更强，但不会对身体造成持久的损害。这种几乎没有毒的蜇咬，其纯粹的痛苦也能成为一种不错的防守策略。换句话说，除了毒性，疼痛也是一种极强的威慑力。

　　为了让研究更进一步，他意识到，他需要设计一种语言来衡量刺痛感。因此，施密特提出了“施密特刺痛指数”，将昆虫蛰刺导致的疼痛分为4个等级，从0到4。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辅以难友同事的现身说法，开始构建昆虫刺痛的衡量标准。蜜蜂、西蜂的蜇咬，被设置为参照值，定义的疼痛水平为2级。疼痛分级表让施密特有了比较和假设，并能帮助他研究蜇咬在昆虫自然进化史上的作用。

　　这种研究方法不具有科学性。他的样本量很小。疼痛分级也不是基于严格变量控制下的实验操作，因为昆虫和捕食者的年龄，或受害者身体上被蜇咬的位置都会影响疼痛体验。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实验，疼痛感也是很难去评估的，通过神经反应来衡量疼痛也是不精确的。

　　但疼痛分级是一个有益的开始。作为一种工具，它能帮助施密特解释一个主要假设：高毒素的蜇咬是昆虫适应环境的结果，是为了帮助它们由一个孤立的个体过渡成为一个有先进社会性的个体，这是昆虫的社会性。早期的昆虫没有毒性，是因为作为一种低价值的生物，它们不需要毒性。那些独来独往的昆虫和它们的现代后裔，比如狼蛛鹰黄蜂，仍然是以强烈的疼痛（而非有破坏力的毒液）作为防御捕食者的武器。后来，昆虫开始进化出复杂的社会性，它们升级了它们的防御武器。

　　社会性昆虫的领地里充满了柔弱、营养丰富，甚至味道甜美的幼虫。这简直就是一份完美菜肴。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有更有力的武器，来击退那些跃跃欲试的捕食者。所以它们开始进化毒性，这种毒性不光能造成剧烈的疼痛，更有可能让捕食者丧命。施密特坐在实验室中，把玩着茶杯，说：“这种带有剧毒的蜇咬，可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荷枪实弹。”

　　当我在图森市见到施密特的时候，我刚跟随野生生物学家探险队从墨西哥索诺拉沙漠回来。施密特因为流感而退出了探险活动。最初，我对于他的缺席很失望，我真的很想看看他如何小心翼翼地趴在奇瓦松树上捉蚂蚁。但我后来发现，施密特的缺席也有好处：他不在身边，他的同事们能自由地说他的八卦了。

　　蚂蚁学家鲍勃·强森长得特别像比尔·默里，他说：“施密特？那哥们儿专爱被虫咬。”飞蛾专家约翰·帕丁每次来营地的时候，都带着大量亲自制作的昆虫标本。帕丁笑着说：“你跟他出门的时候，最好做两手准备，他很可能一直这样，”说着，帕丁一直重复做着针刺手腕的动作，那样子就像是在割腕自杀，“这时候你得赶紧提醒他，嘿，哥们儿，咱们这会儿什么收获都没有，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抬不动你。”

　　后来，我回到图森市，把探险队的这些八卦分享给施密特，他耸了耸肩。“我知道人们认为我有点疯狂。但我真的没有。我只是在用新的角度看问题。”

　　他觉得，政府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行业整体的利益均衡，比如，要兼顾养蜂人和大型农药生产商等各方利益，这往往与纯粹的科学研究相矛盾。政府几乎没有兴趣或动力支持他的蛰刺类昆虫的研究，政府认为这类研究没有潜在的利益价值（没有谁在乎黄蜂，或者蚂蚁）。

　　虽然他已经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为科学接受蜇刺”的公众角色，但带来的局限也使他沮丧。记者打电话一般不会聊蜇刺在社会性进化中的作用。大多数人只想听猎奇的故事，比如说被异国的蚂蚁蜇咬的感觉。

　　美国生物学家E.O.威尔森在描写社会性昆虫时，时常会提到“对族群的统治”。这一句如果不能证明其准确性的话，在别人耳中，就是在危言耸听。虽说部分推论还值得商榷，但是威尔森的样本非常庞大，他在全球范围统计了蚂蚁的数量，大约是1016只，全部加起来的重量等于全人类的体重总和。威尔森写道；“蚂蚁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如下：不断侵略征服别人的领土，然后去消灭其它的蚂蚁族群。”人类对地球的征服不过是最近几千年之内发生的事，而且这种统治非常脆弱；但昆虫则不一样，准确地说，这颗行星都是属于昆虫的，从始至终都是如此。

　　一个昆虫学家要做的，就是去研究统治着这颗星球的物种。通过专注于特定的昆虫暴力行为，施密特发现，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这部大型战争史诗的一段小插曲。当一个网站最近曝光一组亚洲大黄蜂的照片并把照片中昆虫的尺寸调整到比真实尺寸大两倍，施密特认为这接近一种传教，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也在贯彻警戒的远离，用我们的衣着、体形等外在因素跟这个社会的其他个体进行沟通，威慑或吸引他们。“炒作”就是此类行为的典型。

　　那么，施密特的杰作——疼痛分级表呢？这是不是人类向昆虫世界的一次探访？他笑着告诉我说：“是的，如果你不能打败它们，那就加入它们，了解它们吧。”

　　日暮之时，我们驱车到施密特位于图森市西面的山上的房子。我们刚进屋，施密特的妻子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只矮胖、毛茸茸、灰黄色的沙漠蜂。那天早上，她发现这只蜂躺在挡风玻璃上。施密特14岁的儿子赤着脚到处走，脖子上盘着一条砂蟒蛇。之后，沙漠黑暗的天空下，我看到几只红斑蟾蜍跳进施密特明亮的游泳池，一个接一个，就像身着泳装的妙龄女郎一样，趴到泳池绳索上，呱呱地大声叫着。鲍勃·雅各布森坐在游泳池边，逗着一排蟋蟀，蟋蟀长长的白须在微风中摇曳。

　　晚餐前，我和施密特四处散步，来到了杀人蜂的栖息地，这些蜜蜂依赖他调制的费洛蒙混合物为生。

　　我们小心翼翼地穿梭在高大的仙人掌之间。他说：“蜜蜂很强壮，它们得到了好基因。蜂群正在茁壮成长，欣欣向荣。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好好了解这些蜜蜂，跟它们和谐相处。但是，你知道，大家都很害怕它们。”

　　我问他，遇到非洲杀人蜂的攻击怎么办？他说：“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而我心想，这个地方密密麻麻都是仙人掌，简直就是一个迷宫，怎么逃跑啊？

　　在大约距离蜂巢15英尺的地方，施密特让我等一下。他继续走向前去，观察“蜜蜂今天心情怎么样”。但是那些寸土必争，喜欢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杀人蜂今天心情很平静。

　　当我们回到房子时，我又认识了一位施密特的老朋友。

　　“他们在那！”他叫道。我们看到施密特的天井上一群狼蛛蜂围着一株无叶的乳草植物团团转。狼蛛蜂那两英寸长的闪亮的紫黑身体悬停在灌木丛上，橙红色的翅膀随风飘扬，看起来就像跳舞的仙女。

　　按照疼痛分级表的描述，狼蛛蜂应该是毒刺之王。它闪亮的颜色昭示着它体内的剧毒。这种剧毒的成分至今没有被研究透彻。施密特直接给它评到了第4级，最高的疼痛分级——甚至比子弹蚁的蜇咬更痛，疼痛持续时间更长。他的描述是：“就像天降雷霆一样，瞬间击穿身体。”这种疼痛能征服任何一个人，如果谁不幸被蜇咬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地上，无助地尖叫。

　　狼蛛蜂美丽而神秘。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施密特聊到昆虫蜇咬时，能像一个鉴赏家一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并不是受虐狂，他只是想尽量多地了解他所喜爱的东西，无论这份爱带给他多少疼痛。这种艳丽又孤傲的胡蜂，在人类出现前的几百万年，就凭借自己的毒液，生活在这星球上了。它的毒刺，是一种自证的美学：它的美不在于能带来多么严重的疼痛，而在于，它让一类生命得以维持，得以繁荣。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

　　阿维·斯坦伯格/文 小月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