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犯到大学生

　　数十年来，旧金山州立大学都在静悄悄地执行一项计划，帮助曾经入狱的人们获得大学学位。如今，随着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学校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该计划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1967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欧文发起了这个叫作“振作计划”的行动。约翰·欧文在成为教授之前也曾被关押过。他认为帮助以前犯过罪的人获得大学学位，能极大地减少他们再犯罪的可能性。近50年后，他的想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有超过一半刑满释放的人又一次入狱。但是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参加“振作计划”的学生中，只有3%的人重回监狱。而且，参加“振作计划”的学生毕业率很高，最终能够毕业的人超过90%，而大学的平均毕业率不足50%。

　　该计划现任负责人杰森·贝尔说：“这一计划的参与者有很强的心理耐受力。”杰森·贝尔2005年接任现职，此前，他也是该计划培养出来的学生。贝尔苦苦挣扎着才高中毕业，获得毕业证书。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大学生，他的朋友中也没有大学生。年少时，他在一次户外烧烤活动中，与人发生争执、斗殴，造成恶劣影响，后被判处谋杀未遂而锒铛入狱，此后，他在监狱里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

　　贝尔在押期间，曾询问过狱警自己能否继续上学，但他发现在监狱里除了能接受高中水平的教育外，再没有更高的教育资源可提供。后来，他发现了一个俄亥俄大学与监狱相关联的教育项目，便参加了该项目，挣了大约25个学分，这使他在获释后能够转到旧金山州立大学继续学业。如今，他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掌管“振作计划”。他说：“我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想把它搞砸了。”

　　每位参与“振作计划”的学生，经历都各不相同。因为他们每周没有必修的课程和固定的会议，所以很难确定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成功。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学生们都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支持。贝尔和他的同事们负责对有需要的学生给予帮助。他们给仍在狱中的人们写信，答复他们关于如何入学的问题。他们还与招生办保持联系，以帮助申请人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贝尔说，参与“振作计划”的学生，必须像其他学生一样提出申请，然后被招收。他和学校一起鉴别，哪些学生虽没有传统的学历，但有可能获得学业成功。他们还给已入狱30多年的人展示，怎样建立电邮账户并在网上提交学年作业。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指导服务、食品券、交通补贴和买书的钱。有时，他们还帮助提供住所。他们与一些校友保持联系，这些校友已经获得商业成功，有意愿雇用得到该计划资助的其他毕业生。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不断地提醒学生们，他们也能够获得成功。

　　我来到“振作计划”办公室的那一天，贝尔正在接听神经紧张的学生们打来的电话，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需要填写什么样的表格以及选择专业的最后期限等问题。再过几天，学校就要开学了，有30名新加入该计划的学生却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贝尔冷静而语气坚定地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他的回答没有托辞、成见和陈词滥调。

　　贝尔说他的学生们有很多话要说。这些学生们年少时常被指导老师或其他人忽视。如今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最终认识到自己能够获得学位时，他们在贝尔的办公室泪流满面。贝尔说：“他们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

　　已经教过一定数量“振作计划”学生的助理教授克里斯·贝廷格说，学生们对学习中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数学练习还是对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的著作所进行的讨论都有不同的见解，他对此非常欣赏。他说：“传说学数学需要的是天才，但其实学数学需要刻苦钻研的精神，而这些小伙子们学习很努力。”

　　自从2005年贝尔接任现职以来，已经有140多名参加“振作计划”的学生毕业。由于贝尔正努力把该计划推广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其他7所大学中去，毕业生的数量仍有可能继续增加。贝尔还就怎样接收犯过罪的学生这一问题，向位于新泽西州的拉特格斯大学提出过建议。目前全美大学以及奥巴马政府承诺，要为有犯罪记录的人减少受高等教育的障碍，而贝尔的推广计划正是这一全国行动的一部分。

　　贝尔预计这一推广活动开始的时候规模会很小，只有一部分学生能够被参加该计划的学校录取。但这是为了让更多的犯过罪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很多以前蹲过监狱的人仍在假释期，不能离开原地，到旧金山州立大学报名入学。这项推广计划，将使70%受到加利福尼亚州行为矫正与修复部监控的人们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减少他们再犯罪的可能性，给更多的人一个成为有用之才的机会。

　　“振作计划”在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一些学校担心招收这些没有获得盖氏人格评估系统认证、没有拥有主要课外活动记录的前罪犯会有损他们的声誉。贝廷格说，他对于精英学校的反对毫不奇怪，精英学校和二流大学之间有区别，这些学校常因自己的独特性而自豪。他承认，这些学校可能担心受到青年学生家长的压力，因为家长们可能对自己的孩子要与前罪犯同窗共读感到神经紧张。

　　但是贝尔提醒这些学校，他们曾承诺教育下一代领袖。他指出，推广“振作计划”，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要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关押一个犯人每年要花费4.7万美元，而这些前罪犯在受过高等教育后，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因此，重回监狱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同时，在围绕该由谁来领导“振作计划”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强烈要求由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来领导这一计划，并使其更具影响力。然而，由“振作计划”资助，正在上大学高年级，同时也参与该计划日常工作的学生约瑟夫·迈尔斯说：“让没有犯罪经历的人担任领导职位没有意义，被关押的经历是无可替代的。”

　　他说，学生们需要相信管理该计划的人能够理解他们，而且，让学生们看到有相似背景的人能够获得学位和取得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迈尔斯在27至33岁期间曾因贩卖麻醉药而入狱，他说“振作计划”对他很适用，因为在这里他能感受到友情。在我访问“振作计划”办公室之后，旧金山州立大学发言人发给我一封电邮，说校长一直相信由有犯罪前科的人来执行“振作计划”的任务并实现该项计划的目标是最好的。

　　“振作计划”面临的第3个问题是资金短缺问题。“振作计划”的资金来源是基金会和旧金山学生自治会，由于学生自治会官员每年都换人，所以拨款的优先权随时会改变。另外，该计划几乎不能从高校获得直接援助。把“振作计划”推广到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大学的计划获得了研究所的资助，但执行“振作计划”仍有赖于各学校自身。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贝尔仍然期望该计划能够获得成功。他说，这些犯过错的人在获释后有机会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就拥有了崭新的人生。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爱米莉·德鲁伊/文 吴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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