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殇（一）

　　一、投资革命

　　有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亏了一大笔钱，做不下去了，想跑路，到革命的南方去。这事发生在1923年的上海，那时候的上海，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城邦，是全中国最自由的地方。证券交易所老板叫虞和德（字洽卿），是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闻人，很看好这个年轻人，又兼有同乡之谊，在这个失败的投资人临走时，清偿了他的所有债务，还凑了六万元钱给他，让他去广东跟着孙中山干“革命”。这桩事体，上海地面上原先知道的人并不多，到了1927年春天，这桩四年前的旧案，突然变得人人皆知了，因为当年落魄的那个年轻人回来了。

　　事情还不止那么简单，这个失败的经纪人，来上海做生意之前，他原本的身份就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他在南方军政府受排挤，一气之下才离开军队，原想着在还算有些根基的上海做些股票投机，狠赚一票，于是进证券物品交易所做了一个投资人，没想到不善经营，市面形势又不好，搞到了要破产的地步，租界巡捕房都要来缉拿他，不得已，才想要重返南方。

　　在广州短短三四年间，这个年轻人凭着军功和忠诚，成了孙中山最依赖的青年将领。孙中山去世后，他成了国民党内最具军事实力的人物。到他带着北伐军重返上海的1927年初，他的正式头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虞洽卿当年资助蒋介石的六万元，被看作是十里洋场最成功的一桩投资。

　　虞洽卿是商人，还是商界领袖。商人求利，乃其本性，在具有远大前程的革命青年身上押一宝，也没什么错。商人行事，一切端赖现实利益，虞一生与政治之关系，他与北洋系、与国民党、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大抵皆系于此。所以晚清时，他是两江总督端方和刘坤一的座上宾，辛亥后他又去领取袁世凯的三等嘉禾宝章，到了段祺瑞执政，他又成了个拥段派，外人看他是个变色龙，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行事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鄙人厕身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

　　清廷覆没前，忠于爱新觉罗氏的北京宗社党派暗杀小组到上海，刺杀革命党首领，捎带着把虞洽卿的大名也列在暗杀名单上。把一个商人与革命党首领并列，也是因为辛亥年东南易帜时，此人表现实在过火：先是资助陈其美策动上海独立，又跑到苏州劝说程德全反正（程说无钱发饷，他立马凑足一百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天保城久攻不下，他这个财神爷竟然亲自押运从吴淞炮台拆卸下来的大炮送到前线，大炮一响，南京光复，财神乃成共和元勋。

　　实力、声望，再加多年累积的政商两界人脉，使这个当年的颜料行小学徒成了上海滩上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但他多年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和帮派之间，折冲樽俎，左右逢源，可说是上海市面上最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连令人闻之色变的黑道也不得不惧他几分。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他是各方力量都争着要拉拢的香饽饽。

　　1926年秋天，渐起的西风已吹落满街梧桐树叶，一个行色匆匆的长衫青年行走在公共租界的海宁路一带。这条繁华的大马路，一字儿排着几十家戏院、舞厅和电影院，年轻人一路走过虹口电影院、普沪影戏院、爱伦影戏院，最后在海宁路702号一座中西合璧的华宅前停住。这里是航运巨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的宅第。两扇大门漆黑如墨，镶满锃亮灿烂的铜钉。他叩响门环，一个老仆带他穿过中式长廊，来到第二进的西式洋楼里。主人已在楼前的法式小花园相迎。时年六十岁的虞洽卿身材高大，国字脸，英爽的长眉之下一双阅人无数的大眼顾盼非常，让来访者感到些许压力。

　　走过秘书室和书房，呈现在来访者眼前的是一个三通间的宽敞客厅，阳光透过落地窗直泻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墙上错落地挂着黄庭坚和唐寅的真迹字画。来访者汪寿华的身份，是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常委，兼任上海总工会临时负责人，饶是他家有薄财，又去过莫斯科，这宅子的气派还是让他感到了吃惊。他来找虞洽卿是要钱的。共产党决定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和家属需要救济费，共产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派他以工会的名义找虞要求协助募捐。

　　刚一落座，虞洽卿就与这个小他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谈到了南方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汉的计划。就在一个月前，应广东国民政府之邀，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一起，代表上海商界赴粤参观，蒋介石宴请了他们一行。盛冠中传回来的消息称，此次北伐，国民革命政府的目标是先肃清湖南，再会师武汉，进而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的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打倒军阀反革命派，最终完成武力统一中国，其军事策略，要之在于联络苏俄，获取武器装备，联合湘赣，牵制吴佩孚军之南下，同时联合直系孙传芳，使之中立，不为敌用。盛冠中是前清大佬盛宣怀的小儿子，但一点没有乃父雄风，他沾沾自喜地说，自己在宴会上还应邀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号召农工商兵四个大炮一齐向帝国主义轰，云云。

　　目前，吴佩孚在两湖被打垮后，素有北洋铁翼之称的孙传芳，正带着十五万精锐兵马与北伐军在湘赣一带鏖战。虞认为，孙传芳虽然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但并无多少实力去抵挡虎虎生气的北伐军，很快就会溃退。他告诉年轻人，自己的设想是联合奉军，支持浙军，响应北伐军，将孙的势力从浙江和上海驱赶出去。他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工会的罢工计划，只要罢工实现，他会向社会各界代为募捐，并称已得到帮派头目黄金荣愿意配合的口头承诺。话语间，掩饰不住对孙的不屑。

　　虞洽卿对孙传芳的憎恨由来已久。孙传芳前一年10月占据上海后，对上海商界领袖采取的策略是压一个，捧一个。压的是虞洽卿，捧的是另一个商界大佬、中国通商银行大班傅筱庵。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说起来也是虞的同乡，傅早年到上海后，先是在钱庄主严信厚那里管理浦东栈房，后来入保险公司当抄写员，不久就崭露头角，担任英商长利洋行和美行洋行买办，他真正发迹是在巴结上盛宣怀后。做事八面玲珑的傅拜盛宣怀为干爹，盛对之极为信赖，委他担任总账房帮办，打点盛氏家族庞大的产业和各投资企业的股权。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此人以盛的遗产代理人的身份，运用瞒天过海之手段，把盛氏产业一点点蚕食，转移到了自己名下。在上海滩上，此人以惯于逢迎和过河拆桥著称，且混得一副官派，张口闭口就是“混蛋”。

　　“笑面虎”孙传芳一来上海，开始并不待见傅筱庵，还下令通缉过他。这或许是因为傅做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顾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算是安福系的人。傅找到虞洽卿，请求虞出面通融，还跑到南京向孙传芳当面请罪，两人的关系才热络起来，还结成了通家之好。两人换了帖，傅长一岁，孙一口一个“筱庵哥”，傅则始终恭恭敬敬称孙为馨帅（孙传芳字馨远）。孙传芳住到上海后，两家住得不远，傅筱庵的厨子擅做鱼翅，傅知道孙好这一口，每天必派人送一只“吕宋王”给孙，可见两人关系之莫逆。傅筱庵借了一大笔钱给孙传芳充作军饷，还利用招商局董事的职务之便，用招商局的轮船帮着孙传芳运送兵员和武器。

　　孙传芳弃虞扬傅，是因为虞洽卿得罪过他。孙传芳赶走奉军占据江浙前，上海总商会曾有一电，言明拒孙来浙，而主浙人治浙，孙传芳因此记恨，一到上海就想把虞赶下台。孙传芳占领上海，欢迎大会上，身为会长的虞洽卿代表商界致辞，又说了一通让孙很不舒服的话，大意谓：政府应代表多数人意愿，政府不良，可以推翻，将来取之于地方的税收一定要用之于地方。

　　1924年的上海商界，曾经有过一场竞选上海总商会会长的争执，傅筱庵与原任会长宋汉章争选，双方相持不下，形成僵局，后来经会董公推，与段祺瑞关系至密的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虞洽卿是浙江镇海龙山（今属慈溪）人，此地向属宁波府，自宋元以来，这个海边地带一直商风是盛，太平天国内战后，受到冲击的商人挟大量资本进入上海，很快成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曾得甬人多次襄助其革命事业的孙中山曾有言，“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美国回来先抵上海，虞是到码头迎接的工商界代表之一。1916年8月，孙中山巡游浙江至宁波，虞曾专程从上海赶来陪同，以尽地主之谊，并在省立第四中学聆听了孙以“地方自治”为题的一场讲演。

　　据虞晚年自述，他是十四岁那年到上海的，到瑞康颜料行做一名学徒，尔后升为跑街，再任股东。大约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虞迭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前清时还捐过一个候补道台的顶戴。虞一手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运轮运企业之一，1906年随端方考察日本回国后，他还与朱葆三等发起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董事长，另外他还办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洋商买办的身份再加实业界多年打拼，有关虞的传奇轶事在世纪初的上海坊间多有流传，而让他声誉鹊起的，除了其精明的生意头脑，还有他在华洋官场的长袖善舞。

　　1905年冬天，一名广东籍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带着十五名婢女由川返粤，途经上海时被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中英两国会审法官因争执发生血案，随之引发全上海风潮。虞在大闹会审公堂案中开始显露他在华洋两界当众家娘舅做调停人的杰出才能，挽回了中方的面子，并在事后成为租界首届华商董事。以后上海的中外交涉中，处处可见此人身影。传言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则一身对襟大衫，与商界同仁和帮会人物打交道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轮换穿着，轻松裕如地游走于上海滩各界。

　　但总商会的历任会长，从创始人严信厚到红极一时的周金箴，再传至李云书、袁履登、宋汉章，都是德高望重、身家殷实之辈，虞尽管身家不菲，但在实业界和金融界的信用毕竟不敷，所以虞当选后，傅筱庵碍于同乡情面嘴上不说，心里是极恼火的，总以为虞捡了个大便宜，当时虞洽卿曾对傅筱庵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做此一任，下任还是请你来做罢。

　　虞洽卿没想到这个“鸦片鬼”（指孙传芳）竟如此厉害，趁他率领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之际，操纵1926年的总商会会长选举，让他毫无悬念地败给了傅筱庵不说，还迫使他辞去了淞沪商埠会办的职务。他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南北两市商界保卫团也被勒令解散。孙传芳任命一个学者、地质学家丁文江做了督办公署总办，三天两头找他去开会，说是共商“大上海建设计划”，说穿了还是要他掏钱。虞不甘心就这么就范，另起炉灶出任了上海有着相当影响的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不久又出任航业公会理事长。日后的许多事，他都是以同乡会会长的身份出面主持的。

　　虞洽卿早就看孙传芳不耐烦了。只是孙是武人，手下兵多将广，他也奈何不得。人家来拉拢他，他也想拉拢各方势力共同来对付孙传芳。与他秘密联络的，除了共产党方面的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人，还有广州国民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江苏特务委员会特务委员钮永建。

　　出生于1870年的钮永建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老同盟会员，来上海前是广州国民政府总参议。钮永建长着一颗圆脑袋，长年着一袭玄色对襟布衫，模样敦厚，如同一个刚进城的穷教书的，他的公开身份是中西女塾教师，在法租界龙环路志丰里一幢不起眼的民居里还有一个秘密联络点。钮永建在上海有着双重使命，一是策反孙传芳的军队，联合上海反军阀的革命力量迎接北伐军，同时他还负有监视并控制共产党活动的秘密任务。据说他来到上海后，与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大亨过从甚密，已拉起一支上千人的帮会武装，必要时，这支武装将会施出凌厉杀着。

　　二、 “上海的巴黎公社”

　　汪寿华找上虞洽卿后，虞的积极回应让共产党方面大感欣慰。其实早在汪寿华找上门来的一年前，虞洽卿跟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在内的中共高层都有过接触，前一年的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就捐出了两百多万元支持罢工，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就说，“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

　　虞洽卿答应汪寿华提供部分救济款，解决罢工工人和家属的生计，他还让手下一个亲信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事宜，调解不顺时，他还亲自出面出力。

　　虞的态度让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看到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建立长久合作的希望。“资产阶级也有希望”，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兼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高材生兴奋地指出，资产阶级也在分化，这是中国的新现象，傅筱庵这种帝国主义扶持的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虞洽卿这样的“土著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

　　北伐军在江西连连受挫，九江、南昌久攻不下。一支秘密谍报小组进入杭州，成功策反浙江省代省长夏超，使其宣布脱离孙传芳独立。孙传芳见后院起火，急调淞沪警备司令宋梅村对付。已被广州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中将军长的夏超带着一支警察部队与宋部在嘉兴交火。看到上海空虚，共产党方面决定冒险发动一次暴动。广州国民政府特派员钮永建也表示支持，只是要求，暴动须受党部指挥。钮永建这么要求并非一时性起，另一个在上海的国民党要员吴稚晖也意识到，汪寿华等试图在国民党外，在上海培植另一种革命势力，吴说他时常劝诫汪，“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

　　10月的一个清晨，闸北与南市的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同时向警察局发动进攻，钮永建也出动了数百名帮会武装人员。本来约定由共产党方面联络海军，出动两艘舰艇炮击高昌庙兵工厂，因联络不畅未能成事。再加上夏超那支七拼八凑的警察部队根本不是宋梅村的对手，挨了一顿山炮轰炸退回了浙江，这场仓猝发动的暴动很快失败了，起事队伍被打散，幸存者逃了个一干二净。党负责军事技术的一个高层干部奚佐尧也被逮捕枪杀。据说起事前，共产党方面曾找虞洽卿要求协助，但虞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另一种诡谲的说法是，虞在起事前几天接到了老朋友、警察厅长严春阳的一个电话，要他暂时离开上海，他到宁波避了三天后才回到上海。

　　事后，一方指责对方贪功冒进，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是买空卖空式的投机，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怨气，疑虑和不信任像蛀虫一样侵蚀着本来就脆弱的结盟。打口水仗已没有意义，党终于认识到，虞洽卿这样的商人有着天生的“资产阶级动摇性”，不能予以完全之信任，除非孙传芳的势力已经铁定垮台，否则虞洽卿们还是个观风行事的墙头派。罗亦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就说：“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不仅虞洽卿，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一方面无经验，始终观望投机。”但党目前的自身力量还很薄弱，不得不利用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左倾的资产阶级”，对虞也就没有过分地责难。

　　但对虞洽卿，中共方面还是不放心，此人反孙传芳的确没错，但他与奉系、与山东的张宗昌的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张宗昌这样的反动军阀开到上海，他也肯定会打着小旗帜去欢迎并乖乖献上粮饷的，故对之还是要采取“严重监视”的态度。对虞的这种摇摆性，其实一年前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在撰文分析“中国的赤化与反赤的斗争”时就指出过，“当虞先生称中国无产阶级是弟弟的时候，他是赤的，当他称外国资产阶级是哥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白的，这种两面国的国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

　　三北轮埠公司每月的航运报告，经营额如跳水一般逐月下滑，这让虞洽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苦恼。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联军在长江中游开仗，影响了长江正常的航运，也波及到了上海周边诸省的内河航运。往年，中秋节前后，从内地购入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流入上海，但今年，由于武汉被战争的阴云笼罩，武汉与九江、九江与上海的商运全告中断，外国商船乘机提高运价，上海如同一个肠梗阻的病人陷入了内分泌失调的间隙性焦虑。有个叫褚辅成的来找他，说是要借宁波同乡会的宝地，邀集旅沪知名人士发起“东南和平运动”，给各方军事力量代表蒋介石、张作霖、孙传芳等写公开信，呼吁停火，申明各省政权应还给国民，他也签了名，却不相信靠折中调和可以让战争刹车。

　　11月初，国民革命军在解决了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连连得手，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控制了南浔铁路，随后攻占南昌和九江。孙传芳从江西撤军退回南京，随后宣布五省戒严，这也就意味着，战火终于要烧到江浙地区来了。褚辅成和同盟会出身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上海紧急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称三省为民治区域，公举代表与广东、奉天、直隶、山东的军事当局进行交涉，呼吁停止三省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三省（包括上海）自治，名义上取中立，实际是配合北伐军行动。成立次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发布通电，促各省人民自决，“驱逐残余军阀”。

　　虞洽卿和他的朋友、闸北商会的王晓籁列名这份委员名单，同时列名的还有沈钧儒、王正廷、孟森、蒋尊簋、殷汝耕等政界和财界闻人。

　　孙传芳不甘心就这么把东南拱手相让，他一身便装跑到天津，找先前的敌人张作霖拜山。东北王带着张学良、张宗昌等人客客气气接待了他，表示不计前嫌，今后还是一家子人，共同来抵御南方的党军。奉军八十万人，张宗昌的直鲁军二十万人，再加上孙传芳自己打剩下的五万人（他夸口还有二十来万人），组成“安国军”联合抵挡北伐。他们跪拜了天地，宣读了“告天文”，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担了个副总司令的虚衔，负责长江前线防御，借师助阵成功，他又蠢蠢欲动要打回上海了。

　　“三省联合会”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市民公会，阻止直鲁军南下。尽管孙传芳的亲信、第九师师长兼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已经宣布戒严，全市还是有四百多个团体派员参加，包括几个月前被取缔的上海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大会“代表上海二百万市民”，宣布公意称：坚决抑制直鲁军队南下，以上海为自治市，永久根绝兵灾。

　　北伐军江西一战元气大伤，孙传芳实力折损后与张作霖、张宗昌再结联盟，近期也不可能南下，1926年冬天，上海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权力真空期，各派势力都纷纷出来活动。共产党方面意识到，这是一个成立政权的绝好时期，他们决定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尽力促成此事。

　　中共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暴动，“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但是他们也担心，一个过分标榜红色的上海市政府会很快被外国军队干涉灭掉，于是他们调整了策略，决定成立一个中间色彩的自治政府。他们再次看中了虞洽卿这个与英美交好的“大资产阶级”，想打着虞的旗号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商人政府”，一方面可防奉鲁军南下，另一方面，即使北伐军占领上海，也不会有取消之虞。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

　　再次前往海宁路虞公馆游说的是汪寿华的上级罗亦农。当他来到这幢全上海最大也是最富丽堂皇的私人宅第，看到上百个穿梭奔忙的仆役，再加上早就闻听宅主人还有三个年轻的妻子，罗对这个沪上新贵生出一种莫名的嫉恨。但这个“左派资产阶级领袖”毕竟是党要争取的对象，罗只能克制住心头隐隐的不快，放下身段，尽力说服。

　　果不出所料，虞很狡猾，说话模棱两可。他好像在怕什么，担心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政府会伤害自己的信誉，甚至丢了性命。为了鼓动起虞的革命激情，罗亦农甚至用上了激将法，为孙传芳扣押三北轮船公司的货船强运兵员一事忿忿不平。饱经世故的虞洽卿没有中这个年轻人的圈套，他一会儿夸口，一会儿迟疑，搞得罗亦农一头雾水，回来后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大骂虞，说他和王晓籁已成了“杯酒妇人的英雄派”，除了躺在妓院里吃吃花酒，一点没有革命的觉悟。

　　国民革命军出兵广东之初，对吴佩孚痛下杀手，对孙传芳则是竭力拉拢，再不济也要让他持中立态度。孙传芳是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才具优长，又占尽东南地理优势，能让这样的人站到青天白日旗下来，则北伐大业指日可待。

　　孙传芳的高级幕僚、参谋长蒋百里，也一直没有放弃鼓动孙与南军合作，他曾经为孙设计了一个共同北伐方案：由五省联军担任津浦线，由北伐军担任京汉线，以会师京津统一中国为最后目标。后来他看到孙大势已去，才不得不叹息竖子不足与谋也。

　　但那时候的孙传芳趾高气昂，以三国时的东吴大帝孙权自比，一点也看不起蒋介石，总以为蒋不是他的对手。国民革命军派去接洽的蒋尊簋还差点让孙的部属卢香亭杀掉。卢当着蒋尊簋的面破口大骂蒋介石，弄得蒋尊簋很下不来台。过后卢又暗示手下一个旅长把这个说客做掉，那个旅长不同意这么干，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蒋尊簋才捡了一条命回去。

　　蒋介石亲自给孙写了一封信劝降，要他辨明形势，认清利害，共襄北伐大业，信中摆出三条出路，响应北伐，便是功臣，保持中立，便是朋友，反抗北伐，那就兵戎相见。孙回信说，“贵党虽以国民为名，内部已为过激所据”。过激，赤色之谓也。他表示可以接受三民主义，但坚决反对容共联俄，因此也就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吃大米的和吃馒头的（孙是山东泰安人）怎么能合到一处呢，功臣是不能做了，那就勉强做个朋友吧，他保证，北伐军打吴佩孚，他不出兵就是了。

　　整个8月，正是吴军与北伐军苦战的当儿，汀泗桥一役打了一个月，吴佩孚的大刀督战队连斩退却的旅、团级长官十余人，也未能挽救兵败颓势。再在贺胜桥一线布置防线，又败，不得已退入武昌城死守。吴佩孚手上已无可调之兵，迭次发电报催孙出兵，要他调派军舰来援，掩护吴军反击，孙索性装聋作哑，既不回电也不派援军。熟读兵书的孙岂不知唇亡齿寒之理，只是他自己有个小算盘正打得噼啪响，那就是一石二鸟，坐观吴军与北伐军两败俱伤，到时再出兵收复武昌，他的五省地盘就可以扩充到七省了。

　　曹锟的幕僚汪德寿曾揭穿孙传芳坐收渔利的企图说：“蒋北上时，不过虚张声势，器械不整，彼时孙若出一旅之师，在江西驻守，革命军如何能北上？而孙不理，以为革命军直趋湖南、北，与江南无干，能奈五省司令何？并且与吾方有信云，延陵（指吴）暮气已深，不足与共，而我五省司令，若金城汤池，巩固已极。”

　　孙传芳很快就尝到了不出兵援吴的苦果。国民革命军的军事策略是一个接一个地消灭北洋军阀，解决了吴佩孚，自然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占领岳州，孙传芳坐不住了，想乘对方不备，以重兵由萍乡出醴陵，截断北伐军的后侧，他把这称之为“剪线战略”，向部下吹嘘说：“打一个譬喻吧，绳子卷得紧紧的一团，用刀来砍砍不断，把它拉引长了，一截一截地剪便容易多了，所以说河南那边能挺得住，自然没话说，如果挺不住呢，还是让开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过去，那便是任他们将线拉得长长的，好让我们一段一段地寸寸剪断。”

　　不幸的是，他这一招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来的剪刀术，遇上的对手是蒋介石。他是步兵科第六期，蒋是第三期的，他会的战术，蒋可能比他更懂。孙传芳带着大军一到九江，这一对士官学校的同学因着立场不同，也就撕开脸面开打了。蒋派重兵攻下南浔铁路线上的牛行车站，切断了孙军的补给线，再加李宗仁的第七军击溃孙军主力，拿下武昌后一路向江西肃清，孙传芳布下的长蛇阵在南军的凌厉攻势下很快就溃退了。

　　在孙传芳看来，上海、浙江是他必须死守的两个据点，他涎着老脸跑到天津低声下气迎请直奉军南下，就是为了沿沪宁线构筑起对抗北伐军的最后一道防线。12月中旬，孙传芳进入杭州，摧毁了浙江省自治政府，几天后，又在上海发布命令，取缔“三省联合会”、全浙公会等团体，宣布“提倡自治即赤化”，对蔡元培、许世英等七十多位领导者发出通缉令。法租界当局也接上海防守司令部之令，封闭了市民公会事务所。上海自治运动的火星一下就给吹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进入休眠状态，成立自治政府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虞洽卿与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频频接触，汪寿华、罗亦农都以为可以影响他，使这个“资产阶级左派”倾向革命，虞的大名甚至出现在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但认为虞左倾，自始至终都是汪寿华们的一厢情愿和政治幻觉。和那个时期几乎所有上海人一样，虞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区别在哪里，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受苏俄支持的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反动军阀孙传芳，这就够了。

　　两个月后，随着白崇禧指挥的北伐东路军前锋在浙江境内步步推进，上海的形势始有改观。在钮永建这边，党部开展的策反工作已收奇效。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一个老实本分的科学家，已答应脱离孙传芳号召和平。上海警察厅长也表示以前有诸多误会，日后特派员有什么吩咐事先招呼就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努力下，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兼上海舰队司令杨树庄，也已答应加入国民政府，目前只缺一笔军饷接济，他们立马就可以反帜。陈果夫已经接到在前线的蒋的急电，要他汇款35万元存于信用较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作杨树庄反正的薪饷保证。蒋还准备下一步把这支舰队溯长江而上开到九江和武汉去，以竟北伐全功。用共产党方面罗亦农的说法则是，党的触角也伸到了海军里去，“海军方面，现格外好”，上海有七条船，每船大副、二副加起来有数十人，只要党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起事。

　　形势之好简直出乎意料。总工会方面和钮永建决定，策划一次总同盟罢工以响应。为了避免招致商人反感，这次罢工声明，只对军阀不对资本家，口号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

　　2月19日策动的这次罢工，陆续参加的总人数达到三十六万之众，工会方面的统计当无夸大。工会还希望商人也起来罢市，一起轧闹猛把事儿搞大。他们派人与闸北商会的王晓籁等数次磋商，资本家觉悟毕竟不如工人，罢市硬是没搞成，王晓籁因此被党的同志鄙夷地称为“马路政客”。看到罢工声势如此浩大，党决定单方面发动暴动。具体计划是海军先向岸上开炮，工人纠察队上船拿取枪械后，合力拿下高昌庙兵工厂巩固之，再占领全上海。

　　罢工的第四天，2月22日，暮色降临时分，黄浦江上突然传来隆隆炮响，十多发120毫米和76毫米炮弹，拖曳着红色的弧线射向岸上的高仓庙兵工厂方向，接二连三的爆炸声连市中心也清晰可闻。发炮的是上海舰队的两艘舰艇，“建威号”和“建康号”，船上的轮机人员早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炮声宣告了暴动的开始。

　　住在法租界铭德里7号的杨杏佛听到炮响，拔腿赶到吴稚晖住处，说：“共产党极可怪，早间明明议决军事行动，说好明后日再议，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开炮了？”吴稚晖也不知所以，好在钮永建的住处也不远，两人一起赶去。钮永建正气鼓鼓地，对着汪寿华和另一个叫侯绍裘的工会干部发火：“如此相欺，何能合作！”原来，傍晚五时半，钮才接到共产党方面的通知，说海军今晚将发动，请他下令配合。

　　听着钮永建训话，汪、侯两人的态度出奇地好，背过身来都是面有喜色。吴稚晖在一边劝说道：“事已至此，也不用多说什么了。革命党常犯急躁，向来如此。”

　　晚八时许，有人来报：“高昌庙方向响应了！”九点半，又有来报：“西门、龙华也有动作了！”众人静声屏息，等待又一个喜报，总觉得成功到来得也太顺利了点。至晚上十点半，再无人来，显见得起义已经薰熄烬灭，再看众人脸色，灯光之下，阴暗起伏不明。

　　事后得悉，海军司令杨树庄和“建威”“建康”两舰的舰长这天都不在船上，两舰的秘密党员控制炮塔后，来了个天女散花，向兵工厂方向打了十几发，向龙华警务司令部和火车站方向也打了十几发，还有几发落进了法租界，引起江上的法国军舰干预，故而不得不仓促停止炮击。炮击除了摧毁一些民房，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反而提醒了守军加紧戒备。工人纠察队的相互配合也出了问题，浦东纠察队没能领到枪械，只剩下南市纠察队孤军进攻兵工厂和警署，导致伤亡惨重。

　　这般不周全的起义焉能不败，也难怪吴稚晖向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交涉抗议时说风凉话，“后当慎之又慎，如此无谓牺牲，应当切戒”。陈独秀回答他，“在中国革命中，国民党与西披（即C.P），万万不可分离，西披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不得以此遂谓其有成立工人专政之意。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而不能事事皆归怨于西披之野心。”担任一线指挥的罗亦农也打圆场说，开炮事件“此皆人民忿无可泄，故轻举妄动”。但吴稚晖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自嘲国民党成了“头等阿木林”，“可怜好朋友，只被人当作猫脚爪”。

　　炮击事件引发了驻上海十三国领事馆联电发表抗议，法方还提出赔偿要求。闹出这样的国际影响，真应了一句古谚，没吃到羊肉反倒惹了一身羊臊。这事最郁闷的还是钮永建，本来，他策反杨树庄、李宝章的事开展得很顺利，上海的局势指日可定，为此他还特地打电报给蒋介石，要国民革命军暂缓进军，等待上海反正的佳音。听了他的建议，北伐军的前锋也真的在离松江六公里的石湖荡一带停住了。哪料到他还蒙在鼓里，暴动竟然提前发动了，钮一下子弄得个措手不及，觉得简直是被汪寿华他们绑上了战车。他认为，这一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是不折不扣的“抢功”，“西披”应该作出检讨。本来答应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海军司令杨树庄也很恼火，下令彻查参加暴动的官兵，并禁止共产党在海军中活动。事后不久，北洋政府渤海舰队南下，杨树庄率十三艘舰艇出吴淞口阻截，船上的共产党员也因舰离岸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罗亦农在党的内部会议上，虽然也承认暴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但他还是沾沾自喜地说，海军开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定可载入中国革命史册，钮惕生（钮永建字惕生）花了许多钱也办不到的事，共产党人给办成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力量”。吴稚晖跳出来抱不平，说钮惕生运动海军的事，就是你罗君经手的，总预算是九千元，这次夜间开炮，花费四千元，“那么钮惕生运动不到，罗亦农运动得到，这是怎么讲的呢？”

　　汪寿华代表党组织向虞洽卿、王晓籁等工商界人士通报暴动的事。虞、王对那天夜间发生的事深表惊讶。他们俩不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此事件上已有分歧，也不知道总工会方面的内幕，但事已至此，都表赞同复工。一惯伶牙俐齿的王晓籁更是声称不怕革命，“与C.P.一起来做事也不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一批打散了的党的干部，虞、王受汪寿华之请，到处出面求告，让巡捕房放人。

　　有一件事让虞洽卿非常恼火，却又发作不得。暴动次日，市面上出现了一份传单，内容是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有中共方面的汪寿华、罗亦农，国民党方面的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和王晓籁的名字也赫然在上。这让虞非常不爽。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参与政治的事给公之于众，这实在有悖身处乱世的商人自保之道，好比是让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扒了底裤，他不得不在报纸上发告白，称自己身为商人，素来不问政治，不会参与任何党派活动。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虞洽卿这么说实属违心之论，考察其大半生行事轨迹，上海商人中与政治铰合得如此深者，除了他还真没有第二人。就在本年6月5日，他率团考察日本时所作讲演中关于商人与政治的借题发挥，还让听者言犹在耳。他在谈到中日贸易时说，“贸易与政治二者不能分离”，眼下中日贸易不景气，原因皆在于两国政治上发生恶感，“要知敝国政治上有两种困难，一即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二即我国人民千百年来深中在商言商四字之毒，完全放弃其在政治上之义务，以致今日军阀横行，秩序扰乱，深为遗憾”，“人民放弃其政治上之义务，已属不可，况对于贸易上发生恶果之政治，岂可置之不问乎？！”

　　直奉军终于开进上海了，这会儿来的，是张宗昌的把兄弟、曾为之立下赫赫战功的第八军军长毕庶澄，一个在直奉战争中开始走运的职业军人。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都希望能够说服毕部反正，以防上海局势恶化。因为虞洽卿与奉系、直系都有缘由，他们希望虞去当这个说客。但那些天虞洽卿好像失踪了，两派派人找遍了全上海，也没有找到虞的踪迹。

　　这时的虞洽卿已悄悄离开了上海。比较确切的说法是他去了南昌，去秘密会见昔日的小同乡、证券交易所的合伙人，当今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三、入城

　　虞洽卿是和银行家朋友钱永铭（字新之）一起去南昌的。比虞小十几岁的钱永铭，出身于湖州一个家境富实的米商家庭，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未毕业就官费赴日就学于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出入政商两界，在陈其美手下任过职，帮助曹汝霖整顿过交通银行，后又与金融界闻人张嘉璈、陈光甫、李铭等发起成立了上海银行公会，他目前的身份是四行联合准备库协理（“四行”指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兼上海分库经理。

　　两人没带随从，在2月底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坐小客轮沿长江溯水而上。大战一触即发，长江两岸到处是草黄色军服的兵。他们不会想到，此次西行，直接导致了商业依附于权力，多年都无法挣脱出来。好在现代中国百年商业史上，这样的事也不是头一遭了。

　　出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时年四十岁，一年前策动于广东的北伐战争，是他解决政治乱象的惟一出路。之前在广州，廖仲恺遇刺身亡，胡汉明、汪精卫相继出走，许崇智的军权也落到了他手里，蒋和他的盟兄张静江实已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但 1926年的广州，政治潜流危机四伏，其情形有如汉武帝对卫青所说，“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情势逼迫着蒋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焦点，那就是北伐。

　　蒋的早年生活，翱翔于游侠浪人与革命志士之间（黄仁宇语），有段时间，痴迷于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但到他攫取广州的最高权力后，这个早年的社会主义信徒转向了。他认为，在中国根本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应该实行于英美这样的大资本的国家的，而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最多不过几百万，至于过千万的实在很少，跟欧洲英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一个资本家，他认为这是与先总理的遗训吻合的，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说，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所以“民生主义”是“共将来的产”，而不是“共现在的产”。

　　在广州期间，共产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已让他深感头痛。一是联俄容共政策下，俄国人处处指手划脚，让他大感束缚，二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使他对组织系统无法掌握，共产党严密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国民党相形见绌。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有军校学生十余人前来诉状，报告“共产势张，四周都非同志”，蒋已暗生戒心，对党内左派和共产党有“惊惧交深”等语。发动“中山舰事件”拘捕海军局长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俄国顾问季山嘉住宅并缴其卫队枪械，情报失误固然是一大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其惊惧之心。处置中山舰事件后，军校教育长、共产党人邓演达曾质问蒋，谓其行动近乎反革命，蒋答：如他人为之即为反革命，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可知从那时候起，他就出于建立威权政治的需要，认为革命应该不择手段，只问结果。

　　蒋行此手段，实与他平生服膺的两个人有关。他最景慕的曾文成公，便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蛮劲。他另一个崇拜的名臣张居正，更有名言云，“使余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之名出师的北伐，说是要驱散北中国上空的阴霾，焉知他不是“以雷霆霹雳之威”，意欲建立起自己的威权政治？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后，至湖南以一个Y字形的姿态向湖北与江西同时展开，自攻克武昌及南昌后，党内的左右冲突已趋尖锐化。黄仁宇先生解读蒋介石日记，说1926年下半年的蒋时常在日记里记述他的处境艰难，既提到经费不能维持，将领胸襟狭窄，埋怨革命力量消沉，最大的困扰则是党内左右派意见得不到统一，共产党的活动又日趋活跃。年底在九江，蒋接见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事后有“本党与CP意见冲突，日渐明显，可叹也”等句见诸日记。1926年12月31日，日记中更是流露心事浩茫：“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后一天……大海茫茫，何时能达到彼岸。”

　　虞洽卿一行在蒋的南昌行营受到了热情款待。正当此宁汉分裂前夕，蒋百般忧心，这两个上海商界闻人的到来，对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肯定起到了某种重要暗示。无从揣测他们那场对话的具体细节，但从日后事态的演变来看，极有可能他们在这次会面中达成了某种默契。蒋决定挥师东进，拿下上海，解决让他头痛不已的粮饷问题，从虞洽卿这里，他得到了上海资本家给予经济支持的承诺，当然，资本家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

　　虞洽卿自居沪上“老娘舅”，多年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能屹立不倒，端赖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在中国，商人必须有官方支持，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他明白，直鲁军此时虽开进上海，肯定持久不了，那么在各方势力杂处的上海，资本家选择到底跟谁合作，实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和钱永铭来南昌行营见蒋，说白了是资本前来寻求与权力的合作。

　　与共产党方面的工会，这一年来，他通过汪寿华已有多次接触，他钦佩这些共产党少年身上的无私精神和纯洁的理想主义，在几次罢工中他也站到了支持的一边。其实不仅仅是他，就连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在试图与汪寿华拉上关系，表示全上海的青帮弟子都愿意听从指挥。总工会方面控制着上海几十万工人，黑帮的鸦片生意想要不受影响，杜月笙不能不有此表态。但工会方面提出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种种条件，又让虞深感忧虑。汪寿华、罗亦农与钮永建的别扭，他也都一一看在了眼里。原以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反军阀的革命力量，现在看来也不尽然。

　　两边的人他都不愿得罪，也得罪不起。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向他抛出橄榄枝来。那是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支部，其中的骨干人物张继也来找过他，希望他牵头，另组一个排除了共产党的上海政权，他当场就拒绝了，还向钮永建和汪寿华都通报了此事。

　　3月初，两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商议北伐军进入上海前成立临时政府的事。钮永建认为在国民革命军抵沪前发动暴动，是没有目标的瞎胡闹，而抢着搞出一个民选政府，简直是演滑稽戏，他主张眼下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把散落在工人中的武器统一收缴，静候北伐军入城即可。但为了抑制共产党方面对新市政府的控制，他还是同意列名临时政府成员名单。虞洽卿倾向于认为，如果一定要成立市政府，则以采取议会制为好。吴稚晖则提出“以党治国”。中共方面权衡之下，还是更愿意接受虞的所谓“议会”办法，他们派人与虞谈话时，虞表示，这个市民政府事先应得到“党的同意”。汪寿华和罗亦农告诉他，这是两党合作的事，市政府肯定仍会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他才有点释然，同意列名19名市政府委员名单。这个计划中的新政府为他预留的职位是“外交局长”，也算是用其所长。

　　3月19日，东路军两万余人在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下进占松江，并在市区南部兵工厂设司令部。其部下第一师师长薛岳迅猛扑入，毕庶澄不是对手，节节败退。蒋想要策反毕，派出了毕的同乡去说降，委之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之职，毕的态度很暧昧，不表示拒绝，也没有受降。

　　共产党方面也终于发布了总罢工命令，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各区工人武装憋足了劲，三五千人在市内各处向警察和败退的毕部士兵发动攻击。一番激烈的巷战后，毕庶澄的司令部被武装工人占领，毕率残部退入英租界，租界当局紧急布防，封锁边界，阻止工人武装进入。3月21日，薛岳部攻占龙华。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的工人武装从内部占领了。

　　毕庶澄见大势已去，乘日本轮船神丸号逃回青岛。他接受蒋委任的事，被一个叫褚玉璞的手下探知，报告给了张宗昌。张宗昌电话召毕庶澄到省城商谈军事，本非真心投蒋的毕庶澄毫无防备，只带了一个随从就前往济南，刚下火车，就被伏兵乱枪射杀。此是后话不提。

　　共产党方面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几乎与北伐军入城同时开张。这个市政府委员名单果然让蒋介石勃然大怒。钮永建、白崇禧等事先已声明不愿担任市政府委员，另一些还在迟疑的委员则收到了恐吓信，限令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出，否则就要采取非常手段。看到两党已剑拔弩张，本来就犹豫不决的虞洽卿赶紧在各大报纸上发声明，称自己与政治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