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殇（二）

　　这个城市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与孙传芳关系密切的总商会会长傅筱庵，因为拒绝向国民革命军支付一千万元的军饷遭到通缉，不得不避往租界，尔后逃往大连。上海的市面急需有人维持。北伐军入城次日，虞洽卿出面组织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虞为会长，买办王一亭和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为副会长，包括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南北报关公所、纱厂联合会、杂粮公会、纱业公会、面粉公会、纸业公会、运输公会、粤侨商业联合会等一百六十多个同业公会，成立公告开宗明义说，组织这个机构是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并非偶然，很有可能，虞的这一行动得到了蒋的支持，甚至是明确授意。

　　这个刚刚在阵痛中苏醒过来的城市终于迎来了新的主人。蒋介石进入上海，一时海内外咸寄厚望，《时代》周刊报道说，“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蒋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财政和外交。外交上他希望通过虞洽卿这样的头面人物，向各外国使团和租界当局释放信号，不会动用武力收回租界，财政上他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帮他筹措军饷，这样他才会在与鲍廷博支持的武汉政府和中共势力的博弈中最终取胜。革命需要金钱的驱动，而要获得一惯精明的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

　　蒋下榻在枫林桥戒备森严的上海交涉公署。他来到上海的当天，虞洽卿就应召前去见面。3月27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会议上，虞以低调而自夸的口吻说：“蒋总司令到沪，昨已见过。”有关这次会谈内容，他披露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选用，蒋颇赞成。”

　　他建议，“本会组织已成立，似宜推举代表数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当即推定吴蕴斋、王晓籁、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谢韬甫、顾馨一、陆伯鸿、穆藕初等九人为代表。

　　3月27日，尽管是星期天，共产党方面也没有放松他们一惯擅长的群众发动工作。这天上午，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的新办事处挂牌，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提出要求归还租界，要求把与总工会关系较好的薛岳将军第一师留在上海（因为风传那个师即将调往广州）。在浦东的一些工厂里，一批抑制罢工的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在革命群众的欢呼声中被处决。下午，一场参与人数众多的集会就在距法租界不远的西门召开，演说者措辞激烈，要求立刻占领租界，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巡逻小分队及时赶到，阻止了会后游行的队伍进入法租界。

　　在上海的外国人谈到此事，都对蒋总司令是否有能力控权势感到怀疑，而寄希望于刚结束在法国的“度假”、正借道莫斯科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此时的蒋，还不想与共产党撕破脸，在当天晚上会见几名美国记者时，蒋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分裂，也否认国共两党要分家的传言，他说，不管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参与者是无法否认的。他声称，已经禁止任何团体使用暴力手段损害外国侨民，租界当局也应该结束戒严令，撤走本国军队和军舰，由国民革命军保护租界。显然，他在掩饰着什么。

　　一波接着一波的罢工，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调整劳资关系上，这是令上海的资本家们最感头痛的。国民革命军入城后，对工运的态度既没明言支持，也没压制，资本家们也在踌躇中。商业联合会讨论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的工潮问题，他们不得不劝解公司高层，“忍耐痛苦，暂先接受条件”。无锡电厂发生暴动，有人担心延及上海，想请军队帮忙，虞洽卿的意见也是“并不请其胁迫”。军方的态度未明朗之前，上海的资本家们也不想抢先撕破脸皮。

　　商会代表与蒋的这次见面后，虞洽卿向蒋承诺的三百万军饷马上就到账了。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垫付了这笔短期借款。另一笔支付款，须看蒋如何履行当初提出的条件，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站到了哪一方。上海的资本家如果不尝到一点甜头，是很难再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这笔钱来的。

　　他满心以为，自己的奔波不会劳而无功，上海这艘巨轮将在风平浪静中继续驶行。却不曾想到，前头就有一场血雨腥风。

　　3月26日，蒋介石从南昌抵上海，前往迎接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上海滩青帮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剃着光头，身材短小而结实，方鼻、厚唇，一脸横肉的那个是黄金荣，他的一双宽眼虽然时常眯缝着，偶尔射出的锐利目光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小时候感染了严重的天花，他在徒子徒孙们黄老太爷的尊称下还有一个“麻皮金荣”的绰号。杜月笙早年是在十六铺码头一带卖水果的，人称“水果月笙”，因偷水果行的钱去赌博被解雇，投到了黄金荣门下，得到黄的夫人桂姐的赏识，遂在帮中崛起成为二号人物。杜瘦高个，一头短发，一看就是个瘾君子，眯缝的左眼加上突出的眉骨，使他的脸色更显沉毅。他们俩一个是青帮通字辈的，一个是悟字辈的，再加上尚未出场的张啸林，是上海滩让人谈之色变的青帮三大亨。

　　青帮的祖先，是运河上的漕运船帮，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据说最初是三个孔武有力的水手创建了帮会，从此被尊为“三祖”。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漕粮河运，数万失业水手大多成了私盐贩子，也有一些加入了清军或太平军，内战结束后，这些人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下游口岸，特别是新崛起的上海，逐渐控制了鸦片买卖、妓院、赌场等非法行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又进入工厂成为大小“帮头”。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城里的青帮据说已繁衍至创派以来的24辈，最后四个字辈依次为大、通、悟、学，全城有近十万人有着帮派背景。若以城市总人口三百万人而言，帮会成员占到了百分之三。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些名义上控制上海的军头们并不能真正控制这座城市，乃是因为，还存在着一个地下城市。黑社会的老大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也是隐身的主人。

　　法租界南面的十六铺码头，这个全上海最为繁忙的码头，是黑帮走私毒品和贩卖人口猖獗的地段。来自长江和沿海航线的各大轮船公司在这里装货卸货，为这些犯罪活动提供了最直捷的便利。而从码头到城区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和巷弄，又是赚到了钱的小瘪三们享乐的地方，这里密布的赌窝、烟馆和妓院成了他们纵欲的天堂，好人家的子弟如果不小心踏入这个邪恶世界，不脱掉几层皮是出不来的。

　　租界里兴旺的贸易，都与毒品和军火走私这些不能在阳光下交易的生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巨大的利润使得工部局睁眼闭眼，最后形成的局面是，政府的缉私队、租界巡捕房的华捕、黑帮全都在这桩赢利最丰的买卖中分一杯羹，而占大头的照例是黑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金荣这样的大亨们的势力。黄金荣本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华捕，20多年来，他一直都是黑帮老大加警察的双重身份，最高职位做到了督察长。开设于东新桥外公馆马路一家名为“聚宝楼”的茶楼，是黄金荣的财富中心，在这里他不仅指挥强盗、绑架者、大烟贩，也指挥警察，以便打理着属于他名下的庞大产业。每天上午十点起，这个警察兼最大的歹徒总是在这里办案，他的几个亲信门徒站在他边上，专门收取那些请他出面摆平的人送上的酬金，不需要半天时间，他就可以轻松搞定那些乱麻般的事，决定哪些案子要移交给巡捕房，哪些不需要，他吩咐手下去查找失窃的财物，扒手们总是在第一时间乖乖送上。

　　杜月笙的辈分虽然在帮内比黄金荣低，但他的神气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导师和前辈。由于出身于社会最底层，一路摸爬滚打才有今天的权势，他特别爱炫耀、爱讲排场。每次光顾餐厅，总有三四个身着貂皮大皮、手戴宝石戒指的歌女陪着，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保镖。跟杜有过接触的一位西方观察者曾如是描述杜的出行：“一车先遣保镖开到餐馆，从厨房到衣帽间先察看一番，然后站好位置等待这位老板。杜自己经常乘坐一辆大型防弹轿车外出，跟在这位头领的轿车后面的是第二车保镖。如果没有这些保镖环卫着，他是决不下车的。然后，杜在左右簇拥下，才敢穿过人行道，进入每个门口和角落都有他手下的人把守着的餐馆。他和他的同伴在前桌就座时，左右两旁和后面都坐着他的保镖，露出显眼的枪支。”

　　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或者杀了人，租界将是最好的藏身之所。只要他在警察逮住前，一只脚跨进了租界，他就可以逍遥法外，那年头的租界，聚集着最臭名昭著的政客和最心狠手辣的恶棍，还有天天上演着新奇玩法的赌场和妓院。国民革命军的领导人一度以为，铲除这些毒瘤的惟一途径，就是废除治外法权，但当占领上海后，他们发现这个藏污纳垢之地并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

　　黄金荣带着杜月笙去见蒋的时候，已从法租界华捕督察长的职位上退休多年，但他依然像蜘蛛王一样紧紧控制着上海的地下世界。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一点，蒋终于下定决心，利用青帮这把利刃，向共产党发难。蒋指定了两个心腹杨虎和陈群与青帮接洽，以保证所有命令都能被畅通执行。这两人都是广州跟出来的老人，忠诚可靠，杨虎是第二军一师师长（后任特务处处长），陈群是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杨虎还有帮会背景，早年入帮为“悟”字辈弟子，到上海后“爬香头”拜通字辈的另一个大亨张仁奎为先生，以便更有力地控制黑帮。

　　专门用于对付总工会的中华共进会成立了，开始对工人纠察队进行武力挑衅。青帮的头头们成天在爱多尼亚路黄金荣家里或聚宝楼据点开会密谋。一系列小冲突随时有扩大的可能，背后都可以看到军方的支持和纵容，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随时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一挂牌开张，虞洽卿任会长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一时间申请备案登记，这实际是一个信号，上海的资本家与中共方面的合作走到了尽头，他们已奉蒋为“正统”。为免遭旧日盟友的指责，虞在报上发了一个声明，称：“洽卿专营航线，未遑他顾，地方社会各事概不预闻，早经登报声明，今又承各界推举各职，亦未预闻，乃远近亲友纷纷来函介绍，未免误会，深恐函答不周，用再奉告，诸希谅察。”

　　布置停当上海事宜，蒋介石以指挥北伐为名前往南京。从报上得知消息，商业联合会派吴蕴斋前去进谒，请求蒋继续在沪维持，吴还带去了虞洽卿的一封亲笔信以示挽留。蒋读信后，让吴蕴斋转告：“此去南京，有要公办理，上海治安，有白总指挥、周军长（指26军军长周凤歧）负责，可以放心。”

　　四、挤干的柠檬

　　共产党人已经嗅出危险在逼近。就在蒋离开上海这天，汪寿华将一份盖有总工会蓝色印记的“告全上海市民”宣言稿送给虞，希望与虞领导下的商业联合会共同发表。宣言分外交、武装纠察、市民政府、劳资关系四个问题，主要是试图澄清外界对中共的担忧，表示共产党人在联合阵线下继续革命的主张。虞预感到分裂已在所难免，把这份文件扣在了商业联合会，没有签署发表。三天后，汪寿华被杜月笙诱杀。

　　诱杀计划是杨虎和陈群亲自制订并指挥实施的。因为汪寿华直接领导着工人纠察队，直接捕杀必然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他们计划用暗杀手段。在华格臬路杜月笙家，参与行动密谋的除了杨、陈、杜，还有共进会军事总指挥张伯歧，另一位青帮大亨张啸林，杜手下的四个头目，人称四大金刚的叶绰山、顾嘉堂、黄庆荣、高鑫宝也一并参加。

　　汪寿华平日都在设于湖州会馆的总工会总部，身边警卫寸步不离，很难下手，密谋者们认为要对之实施暗杀，必须诱使汪走出湖州会馆这个堡垒。具体计划是由杜月笙向汪发出宴会邀请，再伺机动手。杜公馆管家送给汪寿华的请柬上，时间定在4月11日晚8点，地点是华格臬路杜宅。

　　接到请柬，汪寿华的同志都认定这是一个鸿门宴。帮会的人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没有必要以身涉险。但汪寿华认为自己必须去，否则帮会的人就会鄙视他，之前几个月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关系也会断送掉，他去了，正好可以劝告帮会的人不要公开搅和到中共与国民党右派可能到来的冲突中去。同志们劝他多带几个警卫去，汪犹豫了一下，告诉他的同志，青帮大亨原来对他总是言而有信，带一大队人去赴宴反而显得没有诚意，索性一个都不要带。汪寿华满心以为，杜月笙把宴请地点设在自己家里，是诚心实意的，自己的安全应该也无问题。黑帮的确视杀人如家常便饭，但放眼整个上海，还没有一个大亨在自己家里动刀子的。

　　这一回汪寿华失算了。当他于夜色降临之际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看到客厅里等着他的不是杜本人，而是杜手下的四大金刚，他就明白不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了。随后，一记铁器的钝击使他失去了知觉。到他恢复一点意识时，已经被五花大绑着塞进了一辆车里。车子一路颠簸着，从车窗看出去，可以知道是在向着上海西区方向疾驰，空气里几乎可以闻到苏州河上飘来的潮湿气息了。这里是这座城市的犯罪高发地带，黑帮在这里杀人简直比捻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奄奄一息的汪寿华被带到一个早就挖好的土坑前，年轻人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就被推落坑中，随后就被如雨般倾泻而下的黑色泥土盖没了。

　　终于到了4月那个臭名昭著的夜晚。4月12日，大约凌晨4点，天尚未亮，城市上空飘着细雨，占领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军营里吹响了军号，随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也拉响了汽笛。这是一个军方和黑帮共同商就的信号，早就传达给了摩拳擦掌一整个晚上的共进会各路武装，听到号声和汽笛声，黑帮趁着最后的夜色的掩护，冒雨向工人纠察队发动了攻击。

　　租界也站到了军队一边。按照之前一天杜月笙与租界公董局总董谈成的条件，约两千多名全副武装的共进会黑帮分子坐着武装车辆穿过租界，快速抵达了闸北的进攻地点。租界还提供了五千支步枪和部分弹药的支援。按计划，他们在这里兵分三路，第一路进攻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第二路进攻湖州会馆的总工会总部，第三路进攻另一个重要据点商务印书馆印刷所。为了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黑帮分子全都换上了工人纠察队的装束，一色儿的蓝布工装，还佩带着绣有“工”字的黑底袖章。他们的头发上沾着雨滴，脸色发青，如同一群饥饿的野兽。

　　第一波袭击显然把工人纠察队打蒙了。他们好多人还在睡梦当中，仓促应战，连趁手的武器都找不到。黑帮们的伪装术也奏效了，在进攻总工会总部和印刷厂时，黑帮们几乎没开几枪就轻松占领了这两处。但他们的花招在进攻工人纠察队总部时被识破了。商务俱乐部大楼里汇聚着共产党和总工会方面最精锐的军事骨干，枪械弹药充足，地形也有利，六七百名帮会的人攻了十来个小时，也还是拿不下来。到天色大亮，灰蒙蒙的庭院里已经躺倒了上百具尸体。关键时刻，军方出马了。二十六军的一支巡逻队假装中立者的角色，前来调解工人组织之间的纠纷，他们先缴了黑帮的枪，取得工人纠察队的信任后，这些上海市民心目中的革命士兵又缴了纠察队的枪。

　　到暮色重新笼罩这座城市，它的主人已不再是武装的工人，而是军方了。只花了一个白天时间，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都被摧毁，保守估计有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被打死，仅商务俱乐部大楼一处，就有近三百名纠察队员的尸体。清洗还只是开始，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激进分子遭到了逮捕。第二日，又有至少一百名抗议暴行的游行者在定山路遭到了军方射杀。革命分裂了，先前的合作已成了血染的碎片。

　　旨在彻底根除共产党的清党委员会成立了，杨虎、陈群分任主席、副主席。这个组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把持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被勒令解散，新的工会被重组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陈群在就职演讲中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我可以代表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我又代表清党委员会，同时我也可以代表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哪一个有反动行为，我是要杀的……”当新闻记者问到处决或即将处决的共产党人的数量时，陈群总是闪烁其辞。

　　为了夺回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那部分领导权而开始的清党运动迅速扩大化了，清洗持有异见的人。由于清洗是由最下只角的青帮势力去实施，施暴者总能得到钱财，几乎成为了波及上海几乎所有中产阶级的一场灾难。涉共的指控用来敲诈总是屡试不爽，有钱人在家里被抓或在街上神秘失踪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等到他们走通各种各样的门道重新放回，已被榨去了一笔数目惊人的钱财。杜月笙的亲信、曾参与诱杀汪寿华的芮庆荣，被陈群借去担任清党委员会的“行动大队”大队长，在短短的一天内，这个屠夫突击抓捕了一千多名赤色嫌疑者。他以此战绩而洋洋得意。

　　几天后，一封由新的军事当局发给公共租界的通缉令被摆在了警务处长巴雷特的办公桌上。通缉令中包括十八名据说居住在英租界的共产党员，希望租界警局予以抓捕。其中一个是罗亦农，他的脑袋被悬赏一万美元。有个化名T.P.吉文斯的家伙拿到了这笔赏金，告密者带着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洛克探长，在戈登路望志里的一处僻静房子里抓到了罗亦农。罗被带到临时法庭，然后移交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三天后就被处决了。罗给他同志的遗言是不要因为他的牺牲而感到沮丧，陷入低潮的革命总有一天会驱散恐怖的阴云重新照耀这座城市。

　　很快查明，化名出卖罗亦农的，是一对夫妇，男的姓何，女的姓贺，夫妻俩都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安排在罗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出事这天，罗亦农在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安排了与党的其他几个领导人的接头，事先吩咐这对夫妇做好安全警戒。却没想到这对夫妇已生异心，他们以这笔赏金和两张出国护照为代价把罗亦农给卖了。当罗来到戈登路等候时，他们让一个姨娘送出了告密信。罗被捕后，这对夫妇为了洗涮自己，又贼喊捉贼，向组织报告说党内出了叛徒。

　　党的高层马上作出决定，组织力量营救罗亦农，同时安排这对夫妇马上转移。主持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受命担任此项工作。顾有帮会背景，又与巡捕房的人相熟，此时算是中共地下工作的行家，令他恼怒的是这次罗的被捕，特科竟然一无所知。他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打探清楚出卖罗是何人告密。调查线索循着那个娘姨，追到了贺女士的身上。特科红队秘密策划了这次锄奸行动。

　　四个夜行客装束的红队队员潜入了这对叛徒夫妇的新居。他们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的已是黑洞洞的枪口。何先生被当场击毙，贺女士额头中枪，血流满面，滚落床下。锄奸行动队没有补枪就迅速离开了现场。但贺女士只是受了右眼的贯穿伤，没有当场丧命。贺女士被送进医院，锄奸队想要潜入医院把这个女人干掉，但对方防范严密，只得作罢。这个女人出院后瞎了一只眼，还留下了神经错乱的后遗症，时常语无伦次，这反倒让她侥幸捡了一条命。

　　海宁路的虞公馆，汪寿华来过，罗亦农来过，但过了这个严酷的4月后，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了。虞洽卿有时觉得，公馆里法式花园花木扶疏的小径上，似乎还会闪现出他们年轻的脸庞，响起他们开朗而无城府的笑声。但这只是一个幻觉，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生命，已经被他们投身其中的革命黑洞吞噬掉了。

　　再也没有像汪、罗两君那样抱有激情和梦想的理想主义者留在国民党内了，他们都被当作危险因素被清除掉了。这都是些最无私的革命者，所以才会跑到最前沿从事发动群众这一危险的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反倒是一些在观望中加入革命队伍的自私自利者，他们装扮成积极反共的样子，一转身成了“革命的同志”。回想起汪寿华一次次上门来商讨罢工的情形，他热情甚至不无羞涩的眼神，偶尔的愧疚还是会袭上虞公馆主人的心头。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即，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既然选择了与共产党决裂，也就只能一步一步惟国府马首是瞻。

　　事变后几天，商业联合会开会，吴蕴斋说，南京开会在即，我上海商民亟应去电表示意见，以壮拥三民主义者之志而为之后盾。他同意了，于是“众议去电南京蒋总司令，请其肃清党员”。经虞洽卿提议，会上还商议了组织商团自保的事。

　　他还草拟了给蒋介石和孙传芳的两个电文，准备同时发出。鉴于国军与联军在镇江、南京一带扼江相持，已经造成交通断绝，金融停滞，眼下谷雨已过，农蚕事急，倘不及时播种，江浙两省生机将绝，他提议南北两军领袖停火，携手共同“讨赤”。“现在国都奠定南京，尤宜首使京畿附近弭兵息战，树全国之风声，坚人民之信仰……恳即息攘罢兵，用解倒悬，苏民幸甚”。电文由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三人共同签署，正待发出，吴蕴斋打探到孙传芳将下野的消息，这两个电文遂没有正式发出。

　　4月底，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又从上海资本家那里得到了第二笔三百万元的垫款，加上第一笔向银行、钱庄业摊派的三百万元，共计六百万，这两笔现金支持对蒋撇开武汉自立门户至关重要。出于对虞洽卿的感激之情，蒋曾有意让虞出任新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为此还特地致函张静江商议此事。但此时的虞已经被蒋的索用无度吓破了胆，担心上任后就要一门心思替蒋跑腿筹措军费了，力拒了此一任命，蒋最后委任了钱永铭担任财政部次长，另一个前清举人出身的宁波籍官员张寿镛为江苏省财政厅长兼财政部次长。

　　但外媒已经注意到了虞洽卿在解救蒋的经济困境中所起作用，日本有分析家称：“虞为国民革命军苦心筹得最为关键的军费，虞率领所谓的浙江财阀，日夜奔波，发行国库券，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钮永建在上海的权力转移中选择了所谓正确的站队，被新政府委任为秘书长，尔后出任江苏省省长。在清洗中杀人无数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一下子成了党国要人，血泊中开张起来的南京政府把他们三人委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这是一个虚衔，但却极具象征性。这一任命使帮会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合法化了。在国家权力不到的地方，蒋对这支黑暗力量还要依仗多多。“下层社会组织得到国家政治上的正式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一位外国观察家说。

　　清洗期间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屠杀不得而知。一般的估计概不足信。《北华捷报》的报道是，从4月上旬至8月初的四个月间，有五千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成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死于恐怖政策下。一个自称由共产党建立的工会指出，1927年间死亡了三万八千人。一个共产党史学家指出，清党第一年死了十万人。《大公报》说，到1930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死。不管统计数字是多少，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场革命已经沾满了同志的鲜血。斯大林曾说中国的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一挤再挤，挤干后则可信手抛去。然而4月份发动的清党事件明确无误地告诉双方，谁动手晚了谁就免不了柠檬的命运，共产党的势力很快就被挤出去了。

　　让许多在权力场外的知识分子吃惊的是，南方派杀起人来，丝毫不落在旧派的北洋军阀之后。在北京最高学府里做教书匠的周作人说，过去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让他觉得南京与北京相比并无多大不同，而且杀人的狠劲还要胜过北京许多。

　　以高尚的个人操守代表着国民党正面形象的蔡元培于这年底称，清洗正在损害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蒋一度抱同情态度的作家尤特里女士在所著《中国最后的机会》中对清党批评道：“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问政府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国民党从清洗中获得了眼前的好处，取得了上海的领导权，然而一个更大的恶果在前面等着它：因为它出于对群众的恐惧，自行切断了同这一最大的革命动力源泉之间的联系，把自我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官僚群体中，最终导致了1949年的失败。

　　五、人的尊严

　　有一双西方人的眼睛注视着这场发生在遥远东方的革命，他就是法国人安德烈·马尔罗。

　　这个日后的传奇性人物曾有过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原因是孩提时代的他受到过女性过多的呵护。他的父亲费尔南·马尔罗是个浪荡子，在他四岁那年离开了他和母亲，重又开始了追蜂逐蝶的生涯。祖母、外祖母、母亲，三重的爱是三道栅栏，生活在那种过分温情、亲昵的女人群中，他时常有一种恐惧，生怕有一天早上醒来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女人。

　　这样一个过分羞怯、甚至到了病态的男孩，成年后成为一个冒险王，只能解释为他内心里一个叛逆的声音被渐渐唤醒了。他愈是憎恶自己的童年，就愈是要与女性化的童年拉开距离。好在他不是普鲁斯特，被肺结核和对花粉的过敏困在了钉满消音板的房间里，到他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他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马尔罗开始反抗。开始积累阅读和写作的力量。他爱上了摆弄枪械、读冒险小说，在街巷中迷失自己。他像一个囚徒处心积虑酝酿一场逃跑，从家庭的黑色蛛网逃离。在母亲和外祖母的眼光不到的地方，他开始构思一个大的举动，他想建成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这个想像中的博物馆，可以收藏起所有他在世间可以找到的东西，以此弥补内心里的贫乏。这个迷惘的孩子，他渴望成为另一个人，因此他不断地与家庭疏离，与亲人疏离，与原本的自己疏离。这种看似不负责任的逃离行为，正是他的父亲——那个老花花公子曾经做的。

　　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出走。他整日游走在巴黎的拱廊大街上，游走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那些绿色外壳的大书箱，敞着盖子，沿着河从图尔内尔码头一直排到伏尔泰码头，如同一整排尚未下葬的棺椁，也是一个无需钥匙就能进入的大宝库。这是广袤无垠大海的一角，他毫不怀疑，从这里可以通向外部世界。那时候，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本小说《纸月亮》，小说里出没的，全是年轻时困扰着他的梦境的神灵和魔鬼。

　　然后，他找到了亚洲。亚洲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母亲。1923年秋天，马尔罗和同样爱冒险的女友克拉拉一起，前往法属殖民地越南。克拉拉是个德国女孩，一米七五的身量，苗条俊美，说话带有少女的语音。他们先到河内，再到西贡，然后沿着湄公河溯流而上，穿过洞里萨湖，到达暹罗。热带森林里层积着黏漉漉的落叶，到处是麇集成群的椿象和蚂蟥，还有出没着可怕的爬行动物的沼泽地，雾障遮没的远山，所有的道路都在分岔。这让兴冲冲而来的两个年轻人吃尽了苦头。他们分骑在两匹柬埔寨小马上，打着裹腿的两只脚已经被烂泥包得严严实实，不时还得提防从树枝上掉下来的什么东西落进脖颈上。在低洼地行走了几天后，他们来到了一座玫瑰色的无名庙宇前，这里壮观的佛教雕像让他们吃惊地瞪大了眼。他们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用锯子，又用凿子，花了三天时间，把七个神像弄上了船，他们准备坐汽艇运到金边，再通过一家专门贩运文物的商行弄到法国去。这一天是圣诞节，两个年轻人坐在湄公河一艘顺流而下的汽艇上，他们似乎已经成功在望了，但一艘当地的巡逻艇突然从斜刺杀出，把他们截住，以盗窃文物罪逮捕了他们。

　　日后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在柬埔寨首府金边的地方法院遭到了起诉。在法庭上，这个又高又瘦的青年两眼黯淡无光，面部不断抽搐，讲话都结结巴巴了。他被判三年监禁，并在五年内禁止到印度支那旅行观光。马尔罗当然不服，聘请律师提出上诉，案子一直打到了巴黎高等法院，最后，因证据不足，再加有纪德、阿拉贡等名流吁请，最高法院撤销了金边的判决，恢复了他的自由。前往东方一年后，马尔罗坐船回到了马赛——克拉拉在他监禁期间已先行回国，他随身的行李里既没有湿婆神像，也没有多余的一张钞票，有的只是一大摞欠债的借条。

　　克拉拉的放荡无行让她母亲一下子病倒了，母亲勒令女儿离开那个流氓，否则就要把她关在家里。女儿的激烈反抗把母亲吓坏了，不得不把她放了出来。离家出走的克拉拉遇到了许多登徒子，他们真真假假地表示要娶她。最后，克拉拉在马尔罗的朋友、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那里找到了庇护，一直等到马尔罗放归回国。

　　马尔罗咽不下这口气，他刚下船，就已在谋划下一次的东方之行。久别重逢的一对恋人在朋友们的房间里接吻，做爱，他告诉她：“一个月之后，你跟我再动身到西贡去，我要和朋友去办一份自由的报纸，安南人需要这样一份报纸。”她答应了。

　　1925年1月，马尔罗和克拉拉（她已是他新婚的妻子）再次前往东方。这次，他的身份是政治、文化记者。他们先坐船到新加坡。之前，因作家莫里亚克的推荐，巴黎一家出版社签下了他三本新书的版权，已经有一笔预付版税在那里的银行等着他们。这两个被新婚的喜悦包围的年轻人住当地最昂贵的酒店，请马路上的流浪汉一起喝香槟，很快就把这笔版税全部花光了，尔后，他们挤上一辆满是中国人的火车，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穿过整个马来半岛，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曼谷。他们在曼谷街头散步的愉快心情，很快就被暹罗湾上的一场暴风雨刮得无影无踪。那场风暴把船身打裂了，差点让他们葬身大海。当西贡码头在视线尽头隐约出现时，浑身雨水的他们相拥在一起纵情大笑。

　　马尔罗和他的朋友办的那张报纸叫《印度支那报》，这是一张左倾立场的报纸。他一到西贡就感觉到，汹涌的浪潮正在掀动亚洲，仇恨正在殖民地生长。越南的胡志明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前往莫斯科受训后，把越来越多的青年逃亡者结合进了这个政党。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拥护共和的蒋介石将军创建了黄埔军校，正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准备积蓄力量打倒北方军阀、创建一个统一的新中国。马尔罗觉得，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给受欺凌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暴力斗争的道路，尽管这里发生的一切如同星球运行、植物荣枯，有它自身的必然性，但肯定会对西方、对整个世界都发生影响。

　　由于政府对印刷厂主施压，马尔罗供职的那家报纸有好几个月不能正常出刊，他们决定自己印刷出版。为了采购报纸排版的铅字，马尔罗和妻子克拉拉一起前往香港，那里的一家教会机构有他们需要的字模。这是他们接近中国最近的一次——马尔罗真正踏上中国要在40年后的1965年了——他们住在皇后大道的一家中国旅馆，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湾。

　　但他们买回的铅字在西贡海关被扣押了。不得已，又用邮寄的办法搞来了一套，但那是没有法语音符的英文铅字，根本无法排版。但这一趟也不纯是劳而无功，停留香港的日子里，马尔罗听说了广州大罢工的故事，听说了鲍罗廷、蒋介石，也听说了上海起义的故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的，是一个作家梦寐以求的富矿。反正记者也当不下去了，那就索性去写小说吧。

　　他先写了关于省港大罢工的《征服者》，再写热带丛林中考古经历的《王家大道》，最后是“亚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人的境遇》，写1927年春天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后的故事。这三本有关亚洲的书使马尔罗成了法国文化圈的名流，三十年代初的巴黎社交界到处都有人在谈论革命者“加林”（《征服者》主角），谈论“强矢”与“梅”的爱情故事（《人的境遇》中的人物）。但就在马尔罗在巴黎社交圈风光无限之际，他的父亲，那个老去的唐璜，终于在长久的迟疑不决后选择了自杀。

　　或许是法国人的血液里天生流动着不安分的革命基因，革命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浪漫的、热切的，时时刻刻与爱情相牵连的。马尔罗在《人的境遇》中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他想像中的中国革命。1927年春天发生在上海的这场因争夺权利而起的各方力量的混战，在马尔罗眼里成了一场为了人的尊严而战的神圣革命。小说中时常出没着穿燕尾服、佩手枪、情欲鼓涨的混血革命家，这无形中给了西方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是这些混血革命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

　　这个小说是以一场暗杀行动开始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27年3月21日深夜，革命者“陈”为了搞到一份文件，伪装成一个电工，身藏利器潜入一个军火商人家里前去谋刺。当他面对着床上那具熟睡的躯体，由于紧张，他的胃部突然绞痛起来。在刀子落下去前的片刻迟疑中，革命者陈看到了窗外夜色中的上海，也是小说家马尔罗想象中的上海——在他写作这部小说的1932年，他还没有真正到过上海。

　　陈惊异于周遭的夜如此宁静。黑夜在惶惶不安的氛围中激荡，像夹着许多火性的一片漫漫沈烟在跃动，随着他渐趋平静的呼吸，夜色变得凝重。在云霭间隙中，一些星辰在永恒运动中滞留不前，给黝黑的夜色注入一股稍微新鲜的气息。陈完成任务离开那幢楼，看了一下表，是十二点五十分，午夜的光线穿过一层薄雾，正映照在湿润的碎石路和灰白的路枕上，法租界的尽头，一排岗哨端着刺刀，形成一排明晃晃的横档，静静蹲伏的装甲车，车身与积水泛着同样的灰色。一声汽笛鸣响，尔后又是一片荒凉和寂静，“嗡嗡的声浪，掺和着中国最大城市的杂沓声在这里消失，如同地心的声音消失在古井之底”。

　　随后，陈来到了一家唱片行里，这里是革命者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除了老板陆有顺，还有强矢、赫梅尔里克和一个叫加托夫的俄国人在等着他。强矢是一个法国、日本混血儿，受中央指派来上海领导这次起义，有着异常强大的革命意志。他们准备搞到更多武器，把军阀赶出这座城市，迎接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军进城。于是，这些人趁着夜色又分头行动了，按照计划，起义将从闸北和浦东先发起，“那是碎裂的两叶巨翼，遍布着工厂与苦难，它们将摧毁市中心强大的神经中枢”。

　　强矢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黑猫舞厅。这里的爵士乐响得让人头疼，有一种粗犷的醉意，借着与舞女调情作掩护，强矢与绰号“跳蚤”的商人克拉皮克谈妥了武器交易的事，在回家之前，他与俄国人加托夫再次碰面，确定起义发动的时间是正午十二点。

　　军队在前进，步枪上闪烁着雨滴的微光，开往粉红的夜上海……

　　强矢和他的父亲老吉索尔——一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老教授——住在老城区的一幢中式平房里。马尔罗对这幢房子内景的描写有着浓郁的殖民地风格：穿过第一进屋宇，再走过花园，来到正厅，左右两侧白墙上悬挂着宋代名画，夏尔丹蓝（夏尔丹是十八世纪风俗和静物画家，其静物画尤重色调和质感，夏尔丹蓝指略带灰暗的蓝色）的凤凰图，大厅里供奉着一尊魏代佛像，有一张整齐干净的半榻和一张鸦片桌。

　　父亲穿着驼毛睡衣起来给他开门，灯光下，他那张苦行僧式的脸看上去有点像日本武士。父子简单交谈过几句后，强矢躺下，想着正午十二点就要发动的起义，强矢充满了焦急与期待，丝毫没有睡意。他想着：“要么胜利，要么失败，人类的命运今夜将在此载沉载浮。”

　　半梦半醒中，花园的门开了。来的是他的妻子梅。她刚从医院下班回来，像一阵潮湿的风一样吹刮在他床前。他熟悉她身上的气味。梅斜戴着贝雷帽，穿着按军服样子裁剪的暗蓝皮大衣，步态迈得大大的，很是男人气。

　　马尔罗对小说中这个女子的描写，显然是以妻子克拉拉为原型。克拉拉是德国人，会说法语。梅是生在上海的德国侨民，在海德堡和巴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也能讲一口纯正的法语。克拉拉是宽脑门，性情活泼，梅有着一张肉感的嘴，一双明澈的大眼，和德国北方女人特有的高颧骨。

　　梅脱下帽子，露出朝后梳着的一头金黄鬈发。灯光吸引下，一只矮种白狮子狗从床下跳上她的怀里。强矢看到，她那件半开半合的大衣此刻突出了高高耸起的乳房。他用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一句台词称呼她：“啊，我亲爱的女战士……”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事情越急迫，起义越临近，就越是想要上床做爱。他注视着她含情脉脉的眼睛，注视着她微微鼓胀的肉感的唇，抱着如此美艳不可方物的年轻躯体，他恼怒地感到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她。梅灵巧的手指燃起了他的欲火，他成了一个被本能驱动的人，触及她，抚爱她，就好像在挽留一个即将离去的人。当高潮来临之际，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可以不再惧怕死神了。当他们欢爱之后沉沉睡去时，凌晨四点半，加托夫正带着一支武装小分队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一艘军舰，夺取枪械和弹药回到城里。

　　商人、银行家和租界的外国势力闻到了大变在即的气息，他们担心整个城市一旦苏维埃化，他们的利益会首当其冲受损，入城的国民革命军也不会买账。他们猜测，今年春天以来上海连续发生的几次暴动都没有得到武汉中央的同意，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大军抵达前不让共产党单干。消息灵通人士说，蒋介石将军已经有意跟共产党方面决裂，之所以还犹豫不决，是因为缺少财政的支持，如果决裂发生，必须有五千万元以上的财政支持。但谁拿得出那笔钱呢？就在他们密谋的时候，静寂中一声炮响，这正午的鸣炮宣告了总罢工的开始，工厂的汽笛也发出了尖叫，像一头巨兽在宣告自己的来临，“整个城市已成为被瞄准的猎物”。

　　中午一点整，起义打响了，革命者陈率领一队身着蓝粗布工装的纺织工人向哨所发动了攻击。工人们手上持的有孙军北撤前遗留下的手枪、步枪，更多的人拿的是短刀、铁锤和包着铁皮的短棍。同时有两百个小组在向全市的警局发动攻击，街上突然到处喧哗，到处是喊叫声、枪声、愤怒的嘶鸣声和物件落地的钝响。远处的炮击声嗡嗡作响，仿佛被低沉的天空压住的声音，在市中心上空震荡着空气。

　　起义的总指挥强矢在一个钟表店改建的指挥部里接待了北伐军方面派来的一个联络军官。急促的枪炮声还如雪崩一般传来，但慢慢消歇了下去，工人纠察队已控制了全城，他们也已做好迎接革命士兵进城的准备。在强矢背后的墙上，钟表铺的三十几只挂钟各指各的钟点，有的上了弦在嚓嚓地走，有的已经停摆。军方要求纠察队放下武器，这让他们莫名惊愕，也让起义的领导者们发生了争执。军官的态度非常强硬，说部队向南京开进急需武器。强矢坚持工人纠察队理应保留自己的武装。陈喃喃着说，“得杀掉蒋介石”。加托夫让强矢赶紧去一趟武汉，看看共产国际到底想干什么。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不知是欢呼声还是惊惧的叫喊声，国民革命军的装甲列车开进了上海城，路轨和屋子都在轻轻摇晃。

　　小说第三部分，强矢和陈去了武汉，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报告在上海发生的事。他们陈述说，上海正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工人交出武装即是自杀。身材矮小壮实的鲍罗廷坐在圈椅里，一双胖手交叉于胸前，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陈述，指出交出武器的指令是莫斯科发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只有服从此项决定。脾气暴烈的陈当场发作，说只有懦夫才只知道服从。他们离开时心情灰黯，觉得革命完成了它的妊娠期，现在要么临产，要么死亡。陈说他要一个人去刺杀蒋介石，他这么说时脸上的神情有点疯狂，也有点神圣。但强矢还是认为不能把暗杀看成是追求真理的惟一途径。他们坐船离开武汉，这座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正透露出春天黄昏时节特有的淡蓝光芒。强矢觉得，这座城市虽顶着革命璀璨的光环，却正在沉睡中向死亡走去。

　　然后到了4月11日，这是陈计划中刺杀蒋介石的日子。真实的蒋此时已在南京，而小说中的蒋还在上海。陈夹着一只藏有炸弹的提包出门了，路上遇到了一个牧师。牧师感觉到了陈的异样，安慰他说，世上不只有不幸，还有安宁和幸福。陈说他不追求安宁。“可怜的孩子”，牧师说，“人人只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将胳膊挽紧陈，说今后每夜都要祈祷上帝助你克服傲慢。陈叫了起来，两小时后我就要杀人啦！牧师以为他在撒谎。

　　陈找好了两个助手，把刺杀地点安排在蒋坐车去进西餐必经的一条小街上，旁边是一家古玩店，正好作掩护。但当日正午的第一次行动失败了，陈在古玩店里假装看一只腰带扣时被店主缠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蒋乘坐的福特轿车开过，来不及扔出皮包中的炸弹。陈无比懊恼，觉得有必要修改行刺方案，扔炸弹失手的可能性太大，必须抱着必死之决心扑上去才行。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直摇摆不定的克拉皮克男爵听说了军方将要清洗共产党的消息，跑到租界给列在通缉名单上的强矢报信，催他赶紧逃走。强矢不愿意逃亡，他要走出租界去找同志，而这很可能遭到逮捕。强矢往腰带扣里藏好氰化钾跟妻子告别。梅说她不想作为被保护的女人生活，要陪着爱人一起去。“肉欲虽在跃动，却已微不足道”，强矢突然悟到，接受爱人卷入死亡，这或许是爱情至善至美而不可超越的形式。他的脑海中盘旋着一个念头，那是和他的父亲老吉索尔曾经一起探讨过的——那也是马尔罗想象中的这场中国革命的实质：人们愿为之献身的事业，总是超越实利，而多少是维护这种境遇，将它形容为尊严——对奴隶来说是基督教义，对公民来说是国家，对工人来说就是共产主义。

　　刺客陈一直像个游魂一样在寻找蒋介石。他的脚步几乎要把这个荒芜之夜给踏穿了。晚上十点半，在蒋的司令部附近，他终于等来了目标。当车灯透过上海4月的浓雾照射过来时，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紧闭双眼抱着炸弹迎面冲向了五米外的轿车。他好像闯进了一个亮得刺眼的圆球中，当他恢复意识时，看到几米外一摊血红色的破烂，还有一地照着残光的碎玻璃。他的腿被炸飞了。一个警察在向他走来，他很想问问蒋死了没有，“然而他想在来世弄清这件事，在此生此世，蒋是死是活对他也无所谓了”。他用拇指抠开手枪保险槽，在警察抬腿猛踢过来之际，使尽浑身解数把枪筒塞进嘴里，扣下了扳机。

　　强矢把克拉皮克送来的清洗即将开始的情报报告给了中央，中央表示怀疑。午夜，他和梅一起在黑猫舞厅等候接头时遭到了逮捕。老吉索尔请克拉皮克出面，找保安特科头子柯尼希，试图营救强矢，遭到柯尼希拒绝。在提审时，强矢回答柯尼希，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能使那些我为之战斗的人得到尊严”。

　　在一处学校临时改建的监狱里，强矢和陆有顺、加托夫等人关在一起。这里的两百多名共产党伤员都是在清洗的这个晚上被陆续送进来的。在处决执行之前，强矢坚持认为按自己的方式去死是美的，咬碎了夹在牙缝里的毒药。第二日，梅弄回了强矢的遗体，给他梳头，对着遗容默祷，用最富柔情的方式跟他说话。儿子的死也使老吉索尔发生了变化，他丢掉了沉溺了一辈子的鸦片。

　　在巴黎，银团的资本家们在议论：“共产党也许会遭到镇压，但共产主义却不会被压垮，中国绝不可能恢复旧观，蒋取胜后，可虑的是冒出共产主义的新浪潮……”

　　在小说最后，老吉索尔和梅逃到日本神户，在期待中继续生活和抗争。老人告诉梅，生活着是为了一种事业，生活终会把我们变成相应的样子，他失去了儿子，却觉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意志，更是一种命运。在神户灿烂的春阳下，老少二人坐在一起，老吉索尔觉得春风的吹拂犹如大江与时光的奔流。云絮轻柔高渺，在墨绿的松树上方飘过，渐次消失在长空里，他觉得这云絮中的某一组，正代表他认识或钟爱过、如今已冥逝的人们。

　　他告诉梅：“应该爱生者，而不是死者。”

　　这是小说还是历史？马尔罗在书中通过老吉索尔之口说：“有些人需要写作，有些人需要梦想，有些人则需要说话……这其实是一回事。戏剧不大严肃认真，斗牛才是当真的；可是小说也不是严肃认真的，谎话癖才是真的。”如果他只是要讲一个故事，又何必选择1927年春天那些悲剧性的日子？反殖民主义者马尔罗后来在写作《反回忆录》时说，他要写的是那些不屈服的人，一种“面对死亡的人生”，“世上只存在一种行为，它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涛声所不能征服的：那就是人类与死亡的抗争。”

　　4月的雨水洗刷去了血迹，革命从内部分裂了，死者或许得到了尊严，但生者将在仇恨中继续生活和战斗。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小说家沈雁冰，是上海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当上海清党发生时人在武汉，在日后写下的小说《喜剧》里，他写一个年轻的激进主义者终于逃过了清洗，出狱后，面对那个虚假繁荣的上海竟然变得不认识了：女人们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是光光地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竞夸着神奇武侠新片。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然而在这一切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已经革过命。”

　　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臂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红红绿绿如鬼火一样涨落的电光招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恨，渐渐地从他心头涌上来了。”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