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金融战略情报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美国战略情报分析领域的开拓者，是中央情报局历史上四位最有影响的分析家之一。肯特从事战略情报分析工作近30年，丰富的情报实践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

　　1933年，肯特在获得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肯特和许多美国知识精英一样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战略情报局。1947年，战略情报局解散，肯特返回耶鲁大学教书，但是他继续观察美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并开始着手写作《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1949年，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获得了好评，时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赞叹该书“一气呵成、妙手天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情报人员的必读之书。这本书也被誉为美国战略情报研究的奠基之作。

　　“凯南长电报”与国家战略

　　谢尔曼·肯特认为：“战略情报应该有一种更宽的基础和更广的目标，它包括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研究以及技术研究。战略情报为（高层的）官员提供的是‘宏观图景’和长期预测，以方便他们规划未来”。

　　一国的金融战略与国家战略是息息相关的，且看下面的例子。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大使级官员乔治·凯南正踌躇着为财政部发来的急电作复：苏联为什么不参加世界银行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此刻，美英苏同盟为主的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战后世界重建的诸多问题摆在了各国领袖们的眼前。而早在1944年的7月，苏联也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尽管苏联代表在会上为参加基金的份额与美国人争得脸红耳赤，最后是以美方妥协、答应给苏联增加份额而圆满结束。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在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即将成立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表示了极为冷淡的态度，甚至表示不参加。

　　对于美国财政部要了解的问题，凯南必须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来交差。可是，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却无能力去获取苏联政府的相关“机密文件”或“会议纪要”之类的情报。但凯南认为，可以写一份综合报告，就苏联对世界银行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如何，参加或者不参加的原因是什么，结论来自何处，等等，把这些讲清楚就够了

　　于是，凯南把他的秘书叫到了办公室，口授了一封回复美国财政部的、有5540多字的长篇大论，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凯南长电报”。

　　实际上，他的这封电报并没有直接回答苏联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切原因，但是却高瞻远瞩、逻辑严密，更有大胆预言。他指出，苏联缺乏安全感又难以妥协，不大可能和美国合作，而且苏联又是美国的威胁，因此要采取“遏制政策”来应对苏联的扩张。

　　这份“长电报”发出后，在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内部高层传阅，好评如潮。其后，更被视为杜鲁门政府的国策——不仅在金融，而且在政治、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对苏策略，还成了美国政府冷战遏制理论的最初版本与政策基调。

　　著名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凯南和他的长电报，依旧赞叹不已，依旧充满了敬佩之意，他赞扬凯南有绝佳的头脑和远见卓识，长电报精确到一个标点都不需要改。

　　国家战略统领金融战略

　　肯特在书中写道：战略情报是情报的一种延伸。它攸关国家生存；它包括对其他国家实力和意图的长期预测，包括针对我方计划所采取行动的评估问题，有很强的专业性；这样的情报必须依赖周密的调查甚至秘密调查来获取；战略情况产生的知识巨大，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需要相关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这一活动。

　　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是金融博弈的发生和利益冲突的基本动因，制定金融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获得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与加快发展的速度。

　　谢尔曼·肯特认为：高层次的、对外积极的情报可称之为战略情报，同时这类战略情报有三种主要形式，即基本描述类、动态报告类与预测评估类。笔者认为，他这样的划分对金融战略情报分类而言也是适用的。

　　基本描述类型的报告主要阐述情报对象的基本经济状况、金融行业的基本发展概况，整体金融业的各项指标、金融监管部门的框架和金融业务机构的类型与数量。例如人民币要国际化，要在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那么就要研究香港的基本经济概况，尤其是对货币交易使用的需求、金融行业的架构的数据与分析，这样可以更深一步的了解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对货币的承载量以及对外来货币的需求。

　　动态报告类主要是报告对象国或地区最新发生发展的重大金融事项及其对局势的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加息或减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某国央行行长的更换及其本人教育背景、在公共场合与学术报告中表露出的金融思想与行为观念等等的。

　　预测评估报告主要是预测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其变化，尤其是他国的货币政策、金融规则的变化对本国经济、金融业产生的影响。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在放弃金本位制前夕，请彼德森战略研究所做出的有关“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后暂时不利美国，但长远来说对美国政府是有利的”这么一份评估报告。又如1997年7月，面对泰国货币贬值的冲击，中国科学院紧急成立了国家级“金融避险对策研究小组”，集中力量把数理分析与经济问题结合起来，从理论上研究对新兴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对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预测与评估，并及时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

　　预测非常重要，是一份报告最重要的结论，是思想智慧的结晶，因此可以说，预测是情况报告之魂。

　　金融战略与金融战术的协调

　　在国际金融史上，1959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写作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则是较为典型的一个战略情报。这份报告公开发表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能引起美国政府决策当局的重视；也未能在西欧乃至世界各国政府中引起重视，但其所研判和推导出的结论，不仅为后来发展的国际金融变化的历史状况所证实，而且至今依然被各国的金融学者在论述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学术研究中作为一种定论广泛引用，被称为国际金融历史上的发展里程碑。

　　“特里芬难题”之所以被称为是一份价值连城的金融战略情报，是由当时正在运作的、由各国政府、国际银行间达成共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建的国际金融秩序所决定的。一方面是作为拥有巨额黄金储备而发行美元的美国政府；另一方面则是持有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各国政府以及国际金融界，无论是哪一方，认真分析、研判这份典型的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或称战略情报），均可采取抛售美元囤积黄金的策略，其实施的力度大小与快慢都会给本国政府带来巨额的收益或损失。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一个眼看布雷顿森林体系根基不稳的美国政府，又委托了著名的智库彼得森学会完成了一份关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战略性地预测评估报告。通过一系列严谨的逻辑推理，宽泛的详尽的定量分析，充分的评估论证，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元黄金脱钩在短期来看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混乱；会影响美国及其西欧盟友、东亚日本与韩国等国家对美国政府经济实力发展的信心，会影响战后由美国主导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会引发国内的通胀。因而，从短期来看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元逐步走向世界，作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由依靠黄金的信用转为依托国家的信用发行，美国政府可以脱离黄金库存的限制而大量的发行美元，并由此获得高额的铸币税收入，因此，对美国政府是有利的。就整个世界货币体系来看，持续不断的美元输出，美元担当国际货币的进一步扩大使用，促进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扩张与发展，美国政府甚至可以将美元作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手段和工具，这些对美国都是有巨大利益和收益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利大于弊。

　　例如，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结构中，持有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从战略层面上看，符合安全、流动、盈利三者的结合，因而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从战术层面看，有必要根据国际金融形势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结合其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适当的调整，或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或应付贸易发展的需求，或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或推动对外投资、“一带一路”的建设，或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低买高卖，做一些战术性的操作。

　　王幸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