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另一个我也喊爸爸的人

　　1

　　第一次去徐先生家是冬天，快过年了，下了大雪。徐先生说乡下冷，一定要穿厚点。我去买羽绒服，选了最厚的面包羽绒服，大红色。徐先生说：“乡下人喜欢喜庆的颜色，红色好。”

　　我就穿着那件红色面包羽绒服，顶着一张大圆脸去了徐先生家，内心忐忑不安。他爸爸在门口扫雪，我们从老远走来，他瞥见了却并未刻意抬头，手里还攥着扫把，说：“回来了，天冷，你妈给你们做了热面条，快进去吃一碗。”

　　我在那里度过的几天，冷，却也有趣。徐先生的爸爸拿出羽毛球拍，说：“你们打球玩，动动就不冷了。”他觉得我有文化，带我去田地里，指着远处微微隆起的地势较高的田地，说那里曾经是春秋时代的古城墙。带我去他工作的乡村小学转悠，他是小学校长。家里来人喝酒，都是端杯一口饮尽，他怕我因此嫌弃徐先生，解释：“乡下酒文化自古如此，不能免俗，多喝伤身，偶尔可为之。”

　　那年冬天特别的冷，乡下又比城里低好几度，吃饭时，家里却把院门、大门都一敞到底，饭桌正对着呼呼的风口，我吃饭时都抱着热水袋，不明白为何要如此受冻。后来才知道，大家冻惯了，同时大约也是想让路过的邻居都看到，饭桌上添人了。

　　2

　　我和徐先生结婚后，每年暑假，徐先生的爸妈都会来我们的小家住上一两个星期。

　　公公是特别怕麻烦别人的人，那时我们的房子小，他甚至不肯用家里的洗手间，天明即起，轻手轻脚出门，找公共厕所。然后绕着我们的小区走上好几公里，附近是什么路，路边分别有什么建筑，把我们的生活半径都用心记下。

　　他不爱说话，心思却缜密。婆婆干农活在行，能吃苦受累，但并不热心烹煮，不擅长收收叠叠的家事，如果来我们这里小住，反而需要我回家做饭——原本，我们下班后是在住同一个小区的我的娘家吃现成饭的。他们来了，我就得回家做饭，平添负累。说没有怨气是不可能的。这些梗在心里说不出口，但公公都了然于心。他自己也不会做家务，就每天出门去帮着买点菜和熟食，想减轻我的工作量。有一年暑假，他和婆婆来小住。

　　徐先生出差，我当天也临时接到下乡任务，去一个山区小学。早上走的，晚上还在盘山路上颠簸，便打电话告诉他会晚归，让他们早点睡。他答应了，叮嘱我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夜里12点，单位车子将我送进小区，司机打开前车灯，照亮我拐弯进楼栋的小路，就看到他拿着手电披着衬衣站在树底下的身影。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觉得他和我自己的爸爸没有任何不同。

　　退休以后，他和婆婆就离开了乡下，来城里专门帮子女带孩子。从儿子家到女儿家，多年都是迁徙的状态。

　　除了带孩子，他也没有别的爱好和去处，渐渐爱上打太极拳。空闲时间，他便每天歪在床上，用平板电脑翻来覆去看太极拳的视频。后来家里有人说爸爸似乎有点抑郁症的样子。我得知后就对徐先生说：“老两口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要么大家凑钱在城里买一处属于他们的小房子，要么让他们回到乡下老家，种种菜，有自己的生活，像这样拎着四季衣裳奔波在子女家，栖身场所就是睡觉的那一张床，有什么生活质量？”我只是觉得，当我老了以后，不想像他们这样活着。

　　大家庭子女多，看起来虽和和气气，内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好对外人说道的矛盾。有的事情他竭力想解决，但没什么用，子女都大了，他只能闷着许多想发表的话，偶尔憋不住了，说出一两句，并不顶事，徒增烦恼。

　　他对我们总有内疚感，觉得我们的小孩一直都是我父母带大的，买房子也是我们自己背负贷款。每到暑假来，他会先掏几百元给宝宝过生日买蛋糕的钱。因为我的孩子生日是冬天，他总是赶不上，所以每次就把买蛋糕的钱提前预支。临走，他会再藏1000元或2000元钱在某个角落，回家后才打电话告诉我，说是给宝宝买文具的，怕我当面不收。

　　3

　　发现公公生病是去年春天。那天晚上，徐先生接到他兄弟的电话，刚说两句就变了神情，隐隐听到他语气焦灼，又不停地安慰电话那头：“不要哭，不要紧，遇到事情我们就要面对……”

　　放下电话，徐先生立即上网，查找治疗胰腺疾病最好的医院，又打电话咨询当医生的同学。后来托人在上海最权威的医院挂上了号，医生给出的是同样让人绝望的诊断。

　　大医院规矩多，不停做各种检查，迟迟未进入我们想象中的治疗阶段。同病房的互相问话是：“化疗吗？几期了？”公公固执地沉默着。他只相信儿子的话，身体里只是有一枚肿瘤而已，切掉就好。家里人都着急，盼着医生快点治疗，快点做手术。徐先生让我打电话安慰焦虑不安的爸爸，我打去了，只能枯燥反复地说：“爸爸，你安心配合，大医院治过那么多的人，有经验，肯定会好起来的。”

　　但一个月后，医生说没有动手术的希望了。于是大家想到中医保守治疗。夏天，家人从上海开车带他回来，立即转入合肥的中医院，刚住进医院就被下了病危通知，徐先生在医院打电话给我：“快带宝宝来！”

　　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心电图的仪器在旁边闪烁，他躺在病床上，仍下意识对我说：“别怕，爸爸没事的。”

　　中医院也说没办法了。有人好心建议，不如回家。第二天，家里商量好就让120救护车送回家。路上，婆婆第一次问徐先生：“说实话，你爸的病，是不是癌？”徐先生泪如雨下，点头说是。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以为爸爸闭着眼昏睡了，但大概那个时候，他全都听见了。

　　或许是因为终于正式明确了所得的疾病，他放下包袱，病情反而像是稳定住了，精神状态似乎好了起来。都说这个病特别疼，疼得人无法忍受，但他从未叫过一声。只有一次，徐先生看到他在家露出疼痛难忍的表情，却始终一声不吭，转身说出去下楼走走。徐先生在后面偷偷跟着，听到公公进电梯以后，发出一声压抑声响。

　　4

　　从合肥到老家小城，几百里路，如果周末不加班，徐先生就背起包回老家，晚上就睡在公公病床旁边的陪护床上。

　　每次回老家，徐先生一边鼓励公公顽强，一边一点点探讨和确定一些身后事宜。生活充满矛盾，幻想着生的机会，又不得不面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死亡。

　　我和孩子回去得少，放假了就跟着徐先生回去。中秋节，全家人一起吃了团圆饭。之前下病危通知书的那一刻，没人想到还能撑到这时节。儿女们轮番周末回家，每一天的视频对话，那些属于温热人间的至亲话语，又都让他从极度苦痛的心情里挣扎起来，数着日子，一周一周地熬下去。没想到，国庆节过来了，元旦也过来了，居然一起跨了年。徐先生充满奢望地说：“我爸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过春节呢？”他也知道病情在持续加重……

　　年前那场雪下得很大，高速都封了，那几天听说公公状态很差，却对守护的家人说：“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正下着雪，孩子们回来不安全。”这期间，经历了几次抢救，他却顽强地保存着最后的气息。我猜，支撑他的，就是信念。

　　天放晴，雪融化，温度回升，周五晚上，徐先生已准备好背包，准备次日一早回家。晚上11点半睡觉时，无意中关了手机。早晨7点开机，电话就跟进来了，说爸不行了。

　　到了医院，徐先生几乎是跑着进去，冲到9楼的推车那里，一下子跪了下来：“爸爸，爸爸，我来迟了爸爸。”一圈人都哭，躺在那里的人却听不到了。

　　那样儿女心重的人，即便是和这个世界告别，也会执拗地选一个方便儿女们赶回来的天气。我懂公公的心意，就是硬撑到窗外放晴，才放心熄灭生命油灯那最后一点微弱的光。虽不能战胜死神，却把选择离开的日子攥在手心里。

　　一辆面包车送骨灰回乡下老家。徐先生始终紧紧抱着遗像，红着眼睛，表情严肃。弟妹们在旁边喊着：“爸爸，回家了。爸爸，回家了……”

　　乡下房子多年不住，空荡萧条。按照乡下的规矩，在院门外搭起帐篷，骨灰摆在中央，搭起临时的祭祀灵堂。这一晚，我们要在这个帐篷里守灵。骨灰安葬后，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小家。悲伤也有一些，但被缺少睡眠的疲惫和这几日经受的各种带有表演性质的烦琐仪式给冲淡了。

　　又一个晚上，我加班到很晚，便打一辆顺风车回家。等车进到小区，看着窗外的灯火，眼泪没有预期地流了出来。我看着这美丽世界依旧运转如常，却终于迟钝地反应过来了：这个世界上，另一个也被我喊作爸爸的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秋伟摘自《读者·原创》2018年4期）

　　●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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