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国进民退”不值得喝彩

　　毫无疑问，大批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多个竞争性行业的整合与突进，正引发各方议论。最新的动向，就是7月6日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斥资61亿港元收购蒙牛乳业（相关评论、报道详见A11、B01~B05）；而在近期房地产狂热中，那些敢于高价争拍地王的，也多有实力雄厚的央企或地方国企背景（相关报道详见B06）。

　　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偶发行为，而是新一轮“国进民退”浪潮的惊涛拍岸。我们虽然主张，如果企业行为是基于市场原则，无论是自身经营决策，还是不同产权属性的公司并购重组，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理解。但面对中国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特别是改革30年来“国退民进”战略的重要进展，对新一轮逆潮流的“国进民退”，要多加鉴别，而不是盲目喝彩。

　　以中粮此次收购为例，蒙牛是从国企伊利集团分离而成的，其超常发展速度，被视为非公经济的活力象征，它也成为中国乳业竞争与扩张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如今，蒙牛被央企收编，对公司整合资源、抢占市场或许有利，但中国乳业重被国资寡头掌控，则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先天不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国资与国企的相对低效率几成定论。因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将绝大多数行业向非公企业开放，以鼓励充分竞争。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当然难以与西方相比，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平稳过渡，一些特定行业也许还需国企直接掌控，但其数量应当越来越少，在多数竞争性行业，非公企业则应当越多越好，这也是最近十年来，中国坚持推行“国退民进”大思路的核心所在。

　　再看那些仍被国资垄断的行业，无论民航、铁路、金融，还是石化、电力、电信，虽然也有改革大举动，但仍广受抨击，关键在于这些国企巨头，远未融入市场经济环境。它们在成本控制、业务创新等方面不思进取，长期享有的超额利润和优厚福利，多来自于巨额财政补贴和多重行业壁垒，它们作为企业的规模虽然不断壮大，但其持续竞争力仍值得怀疑。

　　现在的新情况是，国资和国企并不只满足在垄断行业吃饱喝足，而是靠着政策、资金、资源和规模优势，向更多竞争性行业大举扩张，且严防非公企业冲破关卡进入垄断行业。如果说在乳业、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开始勉强按市场规则议价办事，在钢铁、民航、有色、化工、汽车等国资占绝对优势的行业，诸多民企被挤压、被收编则是家常便饭。难怪不少民企老板感叹，他们费尽心血做大后的最好结局，不过是乞求着成为各级国企的地方车间！

　　我们难以对新一轮“国进民退”喝彩，原因正在 于此。市场经济的特质是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只要有能力在市场合法生存发展，按说不必从企业所有制属性上有所多区分。但在非公经济看似繁荣，实则根基不稳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沉重打击非公经济之时，放任国资、国企开疆拓土，大量抄底处于困境中的民企，难免有趁火打劫之嫌。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社会隐秘的政经惯性使然。回想近代史上，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很快就变味为“官督官办”，即使仍存“官督商办”之名，也只是肥了掌控权势的洋务官僚和红顶商人。这一历史延续到民国时期，就是无孔不入的庞大官僚买办资产，其局限性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反而扭曲了经济结构，加重了贫富分化，葬送了所有人。

　　今天的国资和国企，当然与历史上的官僚买办有着本质区别，其合法性和规范性也有根本性提高。但在数量庞大的国资和国企背后，近年来的确出现了新的盘根错节的权势利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不少国资和国企被这一特殊群体所掌控，他们拿着市场经济的百万年薪，还享有处级、局级、部级的准官员待遇，随时因一纸调令进入党政系统，出任各级官员。

　　一些国资、国企与某些党政官员的利益关联，甚至是公开秘密。陈良宇、刘志华等高官腐败案里，国资、国企往往成为权势者随意分割的肥肉，随便乱掏的钱袋。一些地方国企甚至央企，不断在某些官员支持下整合扩张、流失资产，其中的利益私相授受，糊涂账无数。

　　因此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有相当一批国资、国企，没有根本脱离官管、官办之实，它们并非正常的国有、国管，更无法直接体现为全民所有、所用，一些国资、国企为了部门利益，不断曲解中央政策，公开与民争利，一些国企高管，为了政绩和升迁不计成本扩张，他们以做大做强国资、国企为名，在新一轮“国进民退”中，损害着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而国资、国企的利益协调两难，反衬出非公经济的重要价值。从规划上看，作为中国改革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非公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要从现在65%上升至3年后的75%，就要开放更多经济领域，继续做大做强非公经济，而不是反过来挤压其生存空间。

　　从更远看，新一轮“国进民退”，要吸取上世纪90年代大量乡镇企业被挤压、收编的教训。从1984年获得合法身份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底总数超过2000万家，资产总额约3.3万亿元，就业人数1.3亿，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30%，可谓盛极一时。但10年后的2007年，乡镇企业占GDP比重却不足30%，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无法与GDP同步向上的重要原因。

　　国资、国企与非公经济的此消彼长，涉及层面更多，利益博弈更复杂，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面对新一轮“国进民退”浪潮，决策层该适可而止，不必再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