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经济改革需要新思想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曹远征,经济,改革,新思想
  • 发布时间:2011-07-11 08:34
  有人说,在当前经济面临减速之际,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避免陷入经济困局。那如何才能深化改革呢?有人提出要以开放促改革,也有人认为,我们更需要来一场思想解放,突破过去30年来的经济思想。6月29日下午1时,在北京金融街28号盈泰中心,中国银行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为此接受了本报专访。

  经济正在经历30年未有之变化

  《投资者报》:经过30年长足发展,我们的经济在目前遇到了不少瓶颈,出现了很多看不懂的现象,很多东西,比如流动性究竟是泛滥还是短缺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无法解释,为什么?

  曹远征:今年宏观经济确实比较复杂,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短缺同时并存。一方面是社会上资金很多,资产泡沫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银行信贷非常之紧,中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这个现象如果从宏观上讲就是货币还有点松,但是信贷还有点紧,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整个经济结构不合理。

  这种不合理,从中国过去的10年来看,它凸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这个经济结构还是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是偏弱的;二是中国的工业是以出口导向为特点,在这期间积累了巨额外储。

  这种不合理结构的持续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在当前出现了很多看不懂的怪现象,而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候较大范围地发生,这又和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30年未有之变化有关。

  《投资者报》:这些变化主要有哪些?

  曹远征:跟过去30年相比,支持中国经济的一些条件在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呈高速增长态势了,而是处在低迷时期,而且这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不可持续。

  第二,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了,农村适用劳动力越来越枯竭了。这就必然导致工资成本大幅上升。另外,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在提高,这意味着年轻人将越来越少,而且, 0到14岁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更意味着未来新增劳动力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多。我们预计到2015年左右,劳动力市场将基本平衡,理论上那时候中国失业问题就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了,但会产生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这样就对中国过去的低成本制造业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跟过去30年不一样的。

  第三,中国经济是投资推动型的,其依赖基础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储蓄率为什么高呢?就是中国人口年轻,抚养成本非常之低,一个夫妇一个孩子,花费就相对少,结余就相对多,然后储蓄率就高,高储蓄率支持高投资率。但是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这个抚养比重将再次上升,而且老人的抚养成本要高于儿童的抚养成本,因为医疗费开支很大,所以抚养成本上升会很快,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有急速下降的可能性,储蓄率一旦下降,相应的高投资便无法维持,而相应的高增长也不可持续,这和过去30年也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中国经济过去是粗放型增长,基本是资源耗费型的,环境不太友好型的,现在看来这也不能持续了。

  可以说,正是由于正在发生的这些转变,使得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比如流动性问题,比如理财市场大跃进,比如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不规范活动……当然,这些怪现象其实都是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改革需要一架“望远镜”

  《投资者报》:之所以出现这些怪现象,是不是也和我们国家的各种经济改革滞后有关系?如果改革不继续、不深入,单纯的中国经济转型会不会失败?

  曹远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革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当然,我们说改革不一定非要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也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理财产品快速发展这事,其实质就是利率要市场化,它会给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各方面提供新的契机,会自下而上地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推出时间上要斟酌。比如资源价格改革,就一定要选一个好的推出时机,如果在物价高点的时候推出就容易火上浇油。

  《投资者报》:不过过去十多年来,改革每年都在喊,包括资源价改,但每次都因特殊的情况而搁置,不是因为通胀,就是遭遇坏的国际环境,给人的感觉是在拖,改革很不真诚,规划也不够,执行层面的随意性就更大了。

  曹远征:所以我们说有长远眼光很重要,改革要做预案,要认真梳理中国基本的经济关系,要搞清楚哪些改革是能拖的,哪些是不能拖的。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计划制造一架“望远镜”,就是想梳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看看未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做好预判。这架望远镜的观察基点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这里面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很深刻的变化。

  这个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成本是急剧增长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生产能力是相对下降的,这时候一定会出现资产负债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债务负担,以及美国目前的债务问题,凸现资产负债能力持续性的重要性,而这都跟人口结构(老龄化)有高度关系。

  人老以后是净支出,人口老龄化使得支出成本是不断上升的,如果收入还上不来,这就形成一个缺口,缺口就是债务,这个债务用财政解决不了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发生了。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能未富先老,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支付能力还不如发达国家宽裕,但支出成本比人家还要大。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资产负债表还不是一个国家的负债表,他是一个全民的负债表,应该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未来这个债务怎么分担?社会经济如何才能平稳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这架“望远镜”可以观察人口变化以及跟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关的一些问题。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确实需要一场重大的调整和改革,需要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塑财税体制。比如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其实都是通过财税体制这个问题反映出来的,只有重塑财税体制,才能真正重塑我们未来的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可跨越人口的代际更替。

  核心是财税体制改革

  《投资者报》:历史地看,最难的经济改革就是财税改革,因为这个不但直接关系到利益的分配,而且还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最近大家担忧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牵涉财税体制,弄不好就会出现大麻烦。

  曹远征:关于财税体制的问题,一种形态是联邦制,比如美国体制,还有一种就是行省制体制,比如法国。联邦制就是各地立法,然后地方做不了的事就交给中央去干。

  就说美国吧,联邦制有一个条件就是各个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才能连在一块,地区差异不能很大。像前南斯拉夫,过去是四个加盟国、两个自治省,后来为什么内战了?就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是最富的,其他的地方都很穷,穷省就说你富省得帮我,但富省又不愿意,在铁托这个强人时代这个事还能罩得住,铁托一过世,内战就爆发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才可以连在一块,如果差异太大就搞不定。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联邦制的条件就不具备,那一定是行省的,是中央政府集权式的。

  理清楚这个逻辑,就能明白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了。看看我们现在的财税结构,中央政府的收入集中了大概70%,支出只有20%,地方政府的支出有80%,收入只有30%,这个结构需要发生变化,中央需要加大支出责任,比如公、检、法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这是全民福利问题,这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不能说我的省富就保障好点,我的省穷就保障差点。这并不是说让地方增加收入,而是要让中央增加支出,这就叫行省制国家。当然,这样会有人说这有点集权了,但这可能就是客观事实,否则更没法弄。

  市场化方向不能动摇

  《投资者报》:最开始您提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30年未有之四大变化,既然经济变了,那经济改革是不是也需要换换思路了?

  曹远征: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定了,后面其实只是在这个路线上更技术化、细致化,假如说在之前的那个增长条件下,过去30年我们做得很成功,那么在现在这个四大变化之下,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确实需要一个全新的设计。

  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目前经济已经基本现代化,但社会也需要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也变得非常重要,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有这个目标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财税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就说要“大社会、小政府”,现在提出“社会管理”的任务,也是从新的角度回应了社会现代化的要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一阶段的改革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改革,更牵扯到社会方面的改革,比如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上的改革,它本身就是个社会问题。

  《投资者报》:在您看来,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其实和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要在未来30年取得成功,也该有新的经济思想才行吧?

  曹远征:所谓经济学,字面上的意思是“经世济用”,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经济活动日新月异,经济思想也应适应形势不断更新提高。但经济学也是历史的科学,过去的30年,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国家和市场中寻求某种平衡,离开国家不行,离开市场也不行,这是一个共识。但目前的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对市场的干预,于是也就产生了很多看法,也制造了很多的混乱。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讲“北京共识”,哎呀,这个我也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还是少说点好。再比如,现在有人说美国人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中国也应该回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美国可能是市场过头了需要往回走一点,但咱们是市场化还不够啊。

  我说这些绝不是空穴来风,很多公开的报道都在呼吁国家这个要多管管,那个要多管管什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是中国,千万不要为这些所困惑。我们在30年前选择的路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实践也证明中国在这条路上是获得成功的,从未来的方向来看,还是要继续市场化,而且要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体系,要更关注社会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方向。当然可以稳妥一点,进程、速度这些都可以商量,但是方向不能动摇。

  《投资者报》记者 李武 苏慧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