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果真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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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政治,功绩
- 发布时间:2011-09-22 15:29
武昌首义（暨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一举推翻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的反动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破天荒地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而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更是标志着我国历史发展、社会巨变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当此辛亥百年之际，中央和地方以及海峡彼岸都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以盘点史实，追念一百年前那场震惊中外、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革命，缅怀那些为振兴中华、争取祖国富强而献身的志士，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和学科意义。
笔者近来看到一本奇书《辛亥：摇晃的中国》，该书严重违背唯物史观，一味站在事物的对立面，“为反对而反对”，是非颠倒，持论不公。作者自诩“笔法老辣、语言晦涩”，对革命派百般贬抑，颇多微词，而对反面人物则极力吹捧，关爱有加。它这个书名，便使人十分费解，不知其所云，但从其“自白”中可以看到，这是他对辛亥革命持有贬义，影射革命给国家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社会动乱。
该书标榜“中国历史”，作者宣称，“从这里，读懂百年中国”，那么，他要读者“读懂”些什么呢？首先，他把这次革命淡化为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强烈度不大”，“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认为这次革命带来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毫无成果可言。“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的焦虑”，“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革命起，对于多数参与者而言，就是改朝换代”。
书中说辛亥革命时期“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但其所列“大变局里的那些人”及附图“晚清民国人物群像”中，大都是些皇室权贵、汉族官吏、清朝遗老、立宪党人，以及反动军阀、官僚政客之类，革命派寥寥可数，并不占显要位置，更无武昌首义人士的地位。且看书中对革命派的贬损，他出语诡谲，首先便把矛头指向孙中山，说“人称孙中山为孙大炮。在晚清民国，称谁是大炮，其实无论如何不算恭维。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人好说大话，牛皮哄哄。诸多孙中山被人称为大炮的场合，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又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是“几个小民闹事”，“起义的发动是趁乱作乱”。书中对孙中山唯一亲临现场指挥的广西镇南关之役评价甚低，说“这次起义，规模相当小，在当时几乎没什么影响，以至于后人经常将它遗忘”。在作者笔下：“黄兴还得于屈居黎元洪之下，受黎委任”，又说正是由于冯国璋的一阵猛攻，“让革命党号称知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对黄颇带嘲讽之意。并认为黄兴领导的“三·二九”广州黄花岗之役是党人典型的英雄史观作用下的行动，“他们是英雄，老百姓是群氓”。该书对同盟会员刘道一、蒋翊武等在1906年策动的萍、浏、醴大起义也加以诋毁，说此次起义“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是“赌命造反”、“荒唐”、“儿戏”，其性质是“反清复明”，又说“龚春台在檄文中宣称要建立共和民国，是一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让人无法理解”，“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当时官方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而是‘会匪’作乱”。总之，书中对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各次起义以及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的情况，也都是评头品足，加以丑化，说起义的参与者都是些“别有用心者”，否认起义的正义性。
反之，他则为清朝大唱赞歌，说朝廷还是主张变革的，清末政治并不紊乱，“比起庚子之前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要好得多”，攻击“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次数大约一万起，实际上有些夸张”。同时又辩解说：“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该书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十分赞赏，说“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自毁长城，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崇信君主立宪，将清廷“预备立宪”的欺骗宣传美化为“新政时代”，为清王朝的亡灵招魂（这也许就是他“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理想国）。首先，他对辛亥前夜的一场大论战进行质疑，说“历史书上讲，进入二十世纪，经过论战，革命派战胜了立宪派，其实未必。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革命党人用棒子打出来的，并非讲道理说服了人。所以，很多出来留学的精英，是否真的从心里认同革命的道理，一丁点儿立宪派的道理也听不进去，是很难说的”。他接着写道：“武昌军兴，亲贵们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断言：“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攻击革命党人“为了夺取政权，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觉得自己的机会就渺茫，所以要革命”，“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因此，他从遗老们怀念清朝的角度得出结论：“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又说：“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可惜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这种观点，是老调重弹，无疑是想开历史的倒车。他甚至怀疑：“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只是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
对国人隆重纪念辛亥百年，他挖苦为“凑热闹”，他在“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的“后记”中自我表白：并不是因为“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自以为还不是个凑热闹的人。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为庆典献礼似的呢”。这番话很值得推敲，别人写辛亥革命，是发自内心的敬意，而他写这个题材，是为了抹黑、挑刺，直至全盘否定，这是借参加庆典之名，糟蹋辛亥革命，两者立场大不相同，不可相提并论。
该书所称“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其时间跨度也就包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二年。这就是说，他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建国后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都一一否定了，并不能给人以正面的启迪，这是他专搞“逆向思维，离经叛道”，以充当“另类人物”为荣，缺乏历史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因此发出这些奇谈怪论。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革命也许出现过某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那只是历史进程的一小段插曲，终究不是主流，总体来说，辛亥革命已完成了它推翻帝制、肇建共和的重大历史使命，因此说，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其功绩必将永远彪炳于史册，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
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六如、毛泽东等人都是这次大变革的亲历者，他们都高度评价这次革命取得的积极成果，认为它是改变中国命运、在比较完整意义上开展的伟大民主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空前解放，为尔后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七年就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十年后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里程碑式的历史跨越，标志着社会进步呈现与日俱增的趋势，这不能不归功于辛亥革命打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把辛亥革命同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改革开放并列在一起，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这是极高的评价，比其他千言万语更明白、更准确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定位。上述论点，无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现在有个别人出来反对，是不得人心的。
二、张著对武昌首义的淡化与曲解
曾经震撼东方乃至世界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以其划时代的意义终结了两千多年的皇权制度，揭开了民主共和百年史的第一页。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头戏，也是“辛亥革命”这一名词的同义语，是革命进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纵观中国近现代自有革命党以来，凡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曾经发动过十多次大起义，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告终而抱终天之恨，唯有以蒋翊武先生为首的湖北革命党人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领导发动的武汉新军起义，却一举告捷，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这是无数仁人志士倾其聪明才力，而且流了许多热血始能有此伟大的成功。从狭义的观点立论，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史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阳历是1911年10月10日。民国成立以后，成为国庆日，称“双十节”。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广场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武昌起义的英雄群像，列为象征革命胜利的八大浮雕之一，以表彰其历史功绩。
蒋翊武先生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担任湖北文学社社长和革命军总司令的要职，在惊天动地的首义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功冠群伦。他运筹帷幄，果断下达起义命令，革命者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从而引发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蒋翊武的开创伟绩，誉之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承认“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并在桂林为其立碑纪念，以昭来者，而垂永远。目前，此碑已申报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鉴于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高潮和标志，而蒋翊武作为此项起义的发动者和当之无愧的卓越领袖，张著出于某种考虑，竟然对这个曾经载入史册、编进辞典、纳入教科书的光辉名字予以回避，只字不提，其目的就是要抵消和抹杀首义人物的影响和存在。这是张某治学的一大特点，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出于对辛亥革命抱有偏见，张著关于武昌首义的描述总是作“低调”处理，攻击则不遗余力。首先，他把这场声势浩大、有数千人参加、激战通宵，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中华五千年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的武装起义，简化为“几声零星的枪声，推翻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接着他又反复强调：“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点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并用轻蔑的语气说：“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功，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武昌起义的成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些偶然性。首先起义的爆发，就有些巧合的感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论调，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诚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偶然的背后是必然。如果不是蒋翊武先生等创立文学社，联合共进会进行大举起义的组织准备，如果不是通过办报等革命宣传进行思想和舆论准备，如果不是蒋翊武积极推动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发难前又对起义的行动步骤作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这“几声零星的枪声”必然会同以往的各次武装起义一样无疾而终。因此，偶然背后是必然。
该书还把武昌首义成功的原因归结于“瑞澂之走”，继续兜售他的“偶然论”。他的“理由”是：“此时的瑞澂，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会有点不一样，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笔者按：曹亚伯不是新军士兵，当时他在欧洲求学，没有参加武昌起义）他还说：“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该书甚至说瑞澂是个“能吏”，过去“办新政卓有成效”，“做官比较清廉，不算贪”，“但居于乱世，即使算是治世之能臣，也许只能算是饭桶，瑞澂就是如此，在汉口宝善里炸弹案事发后，一些党人被捕，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在了瑞澂手里，这个时候，如果来硬的，就马上按名册抓捕，大开杀戒；如果来软的，则被捕党人不杀，当众销毁名册宣示既往不咎。可是，瑞澂却杀了彭楚藩三人，悬首示众。但在是否大肆抓捕党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不说抓，也不说不抓，激起流言肆虐，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显然，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这样就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这种‘情势’恰好给起义者以可乘之机……”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他对瑞澂的偏袒，当时军营中盛传瑞澂将要按图索骥，这不是谎言，而是实情。对于瑞澄之走，该书作者虽然深感不满，颇多微词，骂他是个饭桶，但这是站在清方角度上考虑问题的。他认为：“群龙无首”的起义军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武昌，跟对方恰好也群龙无首不无关系。
张某把武昌起义视为只是“几声枪响”的一件“小事”，并将此举与9月24日个别士兵与长官发生冲突但又迅即平息的“南湖事件”相提并论，以证明两者均系“事出意外，纯属偶然”，还将武昌新军起义曲解为“市民的武昌起义”、“立宪党人的起义，”并断言：“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因此他对立宪派首脑汤化龙评价甚高，说汤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绝非常人一个”，“汤化龙的反正，是主动的”、“汤化龙和李国镛，走得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正是由于汤化龙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接着便大肆颂扬黎元洪，说“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他还为这位“床下都督”辩护，说黎身躯肥硕，起义时不可能匿藏床下。对于黎之所以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作者归结于他的“命好”，说黎“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以上所言，并非事实，其实黎是个相当顽固的反动军官，以往在军中屡次破坏革命组织，迫害革命党人，起义时还手刃两名革命士兵，窃政后又多次制造冤案，勾结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在湖北捕杀革命志士二万余人，这样穷凶极恶的屠夫，该书竟如此吹捧，可知其倾向所在。此外，该书作者对反动营垒中的其他头面人物，如琦善、荫昌、端方、袁世凯、冯国璋之流，也都是青眼相看，极力吹捧，为其辩护。该书还将起义部队（四十一标留守兵）按蒋翊武作战命令攻占藩署及保护官钱、善后、电报各局，说成是“芝麻开门，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这是起义成功的一大因素”。
张某的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他在“后记”“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中承认：“我做学问是乱七八糟，写的时间则取消注释，不交代出处，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目的就是好玩（如果不好玩，我是不干的），借题发挥一番。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觉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他还申明：“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虽然不是学术著述，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革命的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三、蒋翊武与武昌首义
武昌起义果真如张著所云是一场“意外”吗？我们说：武昌起义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以蒋翊武先生为代表的湖北革命党人运动军队，长期积蓄力量，深入扎实地从事宣传教育和严密的组织工作的结果。从1904年开始酝酿革命，到1911年的大起义，经过了八年时间，前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后是由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再改组为文学社。在历届革命团体中，蒋翊武皆为重要成员，参与其战略战术的直接策划与指挥。因文学社系承接以往各团体之渊源而来的，故其历史性及潜势力极为伟大，是湖北革命运动之总其成者。1910年（宣统二年）冬，振武学社代理社长蒋翊武以该社已暴露，约集刘复基、詹大悲等人在阅马厂集贤酒楼开会，决定将其改组为文学社。次年1月30日借新年团拜，正式成立于武昌黄鹤楼侧之奥略楼，领导人蒋翊武（社长、同盟会员）、刘复基（评议部长、同盟会员）等都是亲身投入行伍的贫苦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专争取同伍的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拔赵易汉”，即所谓“抬营主义”；“革命目的，专重以国民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文学社以研究为名，在新军中通过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同时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发表《文学社策进举动告同胞书》等，号召“同志起来，赶快举义，灭清救国”。
文学社成立时，新旧社员有八百余人，随后，由于主持得当，以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为策源地，社务发展突飞猛进，组织不断扩大，一月之间，新增社员四百人，其影响几遍及湖北全军。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首次代表大会，蒋翊武提议，加选王宪章为副社长，又派章裕昆前往马队发展社员，使其成员遍布于湖北新军的各级单位，辖区自省城以迄河南黄河南岸铁路沿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文学社还设立通讯部，派员分往外省联络。武昌首义的第一次尝试是以文学社策应广州起义为标志的。“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而中止。但文学社同志并不因此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的武器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约四千多万元）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迨广州风潮平息，蒋翊武复于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召开代表会于黄土坡同兴酒楼，此时文学社成立还不到半年，社员已增至三千余人，占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决定赁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起义指挥机关，推刘复基常驻办公，并增设总务部，推张廷辅为部长，以加强内外联络，蒋翊武还亲自制定了内容详备的《文学社职员及各标营代表之职务表》，组织工作益臻完善。端午节（6月1日），文学社开代表会于小朝街总机关部，蒋翊武“计划鄂军分驻之地，分为四个支部，以为起义之占据”。其中驻汉阳、汉口的四十二标为第四支部，称阳夏支部，要求发难时即占领兵工、钢药两厂，并有扼守武胜关、炸毁黄河桥以阻清军南下之任务。其时，文学社已达五千余人，各标营队普遍建立了代表制，武汉各革命团体也都先后并于文学社旗下，组织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并在东北、江淮等地设立文学社分社。至起义时包括军、政、学、商及江汉一带之江湖游人，投入该社者共为一万一千余人（此数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十页）。随着起义日期的临近，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正司令由社长蒋翊武亲自担任，以蒋翊武为首的司令部还制定了举义计划二十三条，至此，有关武装起义的部署业已就绪。胡绳同志认为：“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此之时，刘公、孙武在武汉组织共进会机关，亦拥有会员二千余人，经双方谈判合并，于七月二十二日（8月14日）双方骨干在雄楚楼10号刘公宅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经过一度酝酿，公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后称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会后，蒋即组织总指挥部于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统筹部署起义的一切方略，诸如调制作战地图，预定队伍的重新整编与分布，使原来分属于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的革命士兵在组织上完全统一起来，以便调度。针对新军分调的情况，他采取了应变措施，欲乘武昌空虚、谋定克日起义，并制定了调赴各地新军的发难计划，一旦武昌起义，各驻军就地响应。
八月三日（9月24日），文、共双方复在武昌胭脂巷机关举行两团体联合大会，确定起义总动员，蒋翊武被正式推举为起义总司令，以秦洛民为蒋之参谋，嗣由刘复基代表总司令蒋翊武宣布起义总动员计划八条。还以蒋翊武名义派谢远达往襄阳通知黄维汉等布置响应，又派李擎甫往岳州请蒋翊武亲赴宜昌与唐牺支共商策应，并设法通知入川军队，然后回省主持发难。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凌晨，蒋翊武从岳州军次绕道宜昌有所部署后返抵武昌，在机关部听取刘复基关于近半月来准备情况的汇报，当即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讨论发难日期，许以三天为期，并嘱各代表回营饬同志作紧急准备。谁知这天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制造炸弹，不慎失事，孙武虽仓皇逃脱，但所有起义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和名册均被搜去，形势顷刻变得异常严峻。因为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立即和大家商讨应变对策，决定依靠自己的勇气和胆略来实现既定的武昌起义计划，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了作战命令，决定当晚午夜举义，各军听到中和门炮声后，按规定目标发动进攻。这道命令共分十条十款，其中第三条还细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项，对各标营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攻击目标和任务都作了详细安排，这对起义的爆发具有决定性意义，并在起义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座的龚霞初于事后曾著文称赞蒋总司令“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才也”，“‘光复汉族，驱除满虏’，此八字抵得一篇讨贼檄文”。但是由于负责通知炮队的邓玉麟（共进会员）没有将命令及时送到，致使当晚的起义流产。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汉三镇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瑞澂等杀害彭、刘、杨三烈士后，按图索骥，下令全城闭门大索，捕去张廷辅等多人，武昌起义已濒于被扼杀的境地。是日天刚拂晓，蒋即命胡培才等往各营，令即晚照原令程序，争死生于须臾。据指挥部军事计划起草员王华国在首义周年之际与友人共同回忆，为了挽救革命，并为死难烈士复仇，这天蒋翊武再接再厉，以正司令名义于当日午前九时半发“攻击之合同命令”、午前十一时发“给水攻队之命令”和“给火攻队之命令”、午后六时发“给第一独立整队长之命令”和“给第二独立整队长之命令”共五道，文尾均注：“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并首次启用黄帝年号。在布置好一切以后，他被迫出走，暂避汉川以待。
蒋翊武的上述命令，表明湖北革命党人作好了充分的计划，并对胜利胸有成竹。随着宝善里出事和小朝街的被破坏，情势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在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的缺席之下，作战计划由其他党人争先恐后地分别实施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所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枕戈相向，仅仅在一天之后就发起了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伟大的辛亥革命即由此爆发。诚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一书中所说：“武昌起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而文学社的创办者与领导者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以上便是武昌首义的真相，也是辛亥革命之由来。
列宁认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所以要对蒋翊武等一大批民主革命先驱抱有至深的敬意，除了由于他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值得称道的业绩，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外，他那种崇高而可贵的献身精神，对于今天的革命人民来说，仍然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四、张某“武昌起义意外论”的虚妄
张某出于对武昌起义的不屑与敌意，往往对之百般刁难，攻击不遗余力。如污称起义志士为“穷极无聊”、“没有出息”、“玩命”、“作乱”，把起义行动说成是“群龙无首”、“一哄而起”之类。为了否定辛亥革命，反复强调起义的“偶然性”，以抵销和损害武昌起义的影响与历史价值。其实，对于这种论调，湖北革命党人早就给予了痛斥，曾参与起义筹划的詹大悲，于1927年10月10日“双十节”发表感想说：“辛亥革命，是有计划干的。辛亥起义前，在武汉的志士们，不知经过了多少次酝酿，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磨难，才完成了各种组织和部署。
头一天晚上总机关被破获，彭、刘、杨三烈士壮烈牺牲，第二天革命志士仍然按照原计划执行，并不因为自己人有了牺牲而气馁。那天晚上八时起义，是由很多同志各处联系好了的，所以工程营发了
第一枪后，楚望台炮就打响了。以后各营部队都起来了，全部新军都有革命同志做骨干。枪炮之声，彻夜不息。这说明革命力量雄厚，声势浩大，不是少数人偶然之间所可形成的。起义初期的半个月是最困难时间。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这时距离中华民国改元还有两个多月，能支持这半个月，才有以后湖南的援军，能支持一个月，才有以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光复，能支持一个半月，才有长江下游一带的响应。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归功于武昌首义，然而，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是怎样呢？他们把辛亥武昌首义成功，说成是‘意外’，说什么‘按武昌的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于瑞澄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被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他们还说：‘冒险图功，初不意一击而中。’我们说：‘不错，起义那天晚上瑞澂，张彪逃到楚豫军舰上去了，但他们的逃，是知道大势已去才逃的，他们绝不是神经病，知道自己有办法偏把江山让给别人。’”
此外，李六如先生在为章裕昆著《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所作序言中，也对“意外论”提出了严肃批评。可见“武昌起义偶然说”由来已久，而且早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批驳。辛亥老人李廉方对此曾有深刻分析，认为“由起义时之所表现，可以认识筹备大体所在，计有三点：一、起义之事，暴发于八月十九日，与预定期限相距甚近，故事为突变，实由于已达成熟之度而变，非起于偶然也。二、起义在总机关破坏之后，各部失其联络，指挥无人统率。然各自动作，皆分途依一定目标前进，非事前预闻规划，知其任务所在，必不能举措咸宜。三、阳夏及省外驻军所在，及时响应，皆为主动，由于总机关之事前策动，至有联系。迨武昌一举成功，首义中坚同志，多已先后死难。事变乘之，追论往事，易启猜嫌，记述者各私所好，故为详略，或有出入。而异时论事，又以首义止于民族革命，建功者专属武汉人士，其倡率诸人，皆非有雄才大略，无所表见于政治之上，故事虽成为国庆，而经过往往等闲视之，其实起义所以成功，正惟目的专求民族平等，不涉政治问题，故一发而群起响应。亦惟秘密时代干部人员，无争取权位掌握政治之企图，故机关破坏，虽暴发而各尽所能以消灭反抗之力。然而对政制虽未作若何规划，而起事即进据藩库与官钱局，视与军械库同重，早为筹划所指定之任务，较之萧何收律令图书，更得其体要矣，以此之故，其筹划非尽可以文字记述，然其经过可略言焉”。
有学者指出：文学社的成立，是1911年即辛亥年伊始武汉发生的第一件革命大事。第二件革命大事，就是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第三件大事即为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花开三朵，形成了三股强大力量，就像三镇之组合而成为革命武汉、辛亥武汉。
那么，张某是怎样表述这三件大事的呢？第一件：他把“蒋翊武等人于武昌开文学社成立大会”（吴玉章语）在自制年表中改作“一月，中国首部专门刑法典颁布”，有意埋没前者，而为晚清弊政歌功颂德。第二件：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两团体联合后被推为参谋长，与总司令蒋翊武一道主持起义大计，其工作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袁世凯召其进京时发给黎元洪的电报中也说：“此次武昌之大计，自事群策群力，尤以孙武、蒋翊武两君为最，南北人士议论佥同。”而张著出于对首义人物的歧视，对孙武其人并不怎样看好，说他冒充孙文之弟，是一个“拉大旗的人”。而汪精卫与孙武同样晚节不终，该书对汪就比较欣赏，称汪采取恐怖暗杀手段是一个“勇于牺牲自己的人”，对孙武则无一赞词，如此类比，对孙武显得很不公平。第三件：关于武汉何以成为首义之区，张著绝口不提革命党人的长期主观准备，而一味兜售他的“偶发论”和“意外论”，认为武昌起义是一场突然酿成的暴动，是没有配合的，而且是没有统一领导的地方性的不流血的叛变。
张某断言：“如果10月9日汉口租界没有发生事故，起义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还真不好说。”意在否定“按计划进行”的必要性，但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1911年10月10日，有着伟大的意义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而且取得成功。晚上七、八点钟左右，城外辎重、工程、炮队第十一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首先起义，其他各标、营革命士兵相继响应，顷刻间火光烛天，枪声大起。起义者按原订计划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要地，以及各城门后，以全力向伪督署进攻。
湖广总督署是清王朝在两湖地区的统治中枢，在辛亥鏖战民军首义时冲击督署的威武壮烈的历史画卷，于新中国成立之时，庄重地雕刻成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浮雕，此役具有典型意义，其中细节值得追述。
10月10日晚十一点，进攻的战斗开始打响，民军兵分三路向督署进攻，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此时还依仗手中掌握三千人的军队，两千人的警察，妄图固守督署，做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民军前仆后继，攻势凌厉，经过数度血战，力挫敌锋，敌军败退至督署东辕门。此时南湖炮队已进城，发炮轰击督署，顿时火光烛天，督署签押房立时中炮，并轰毁督署房屋多处，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多越墙而逃。但顽敌困兽犹斗，在东张门内仍施放排枪，民军十余人冲进辕门，竟陷于敌半环形包围之中，民军又一勇士纪鸿勋提煤油一桶，跃入督署厅旁放火，火势燎及大堂，残敌见巢陷穴崩，作鸟兽散。在督府陷落之前，瑞澂早已魂飞魄散，知大势已去，便打穿督署后面围墙，仓皇出逃至长江边，但仍匿兵舰中布置军事，命萧安国残部凭借鱼山之险以威胁武昌，并亲乘坐舰由黄鹤楼转舵向鱼山直驶，图谋不轨，为汉阳民军发现，三炮齐发，命中船尾逸去，即向朝廷发电求援。
以上便是“瑞澂之走”的实际情形，而张著出于某种目的，则歪曲事实，说他逃走时，“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督府，连进攻的布置，都还没有开始”，并肯定的说“这边炮一响，瑞澂连大门都不敢走，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楚豫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又说这“一下子，人心就散了”，“整个大局可想而知，即便有心抵抗的，也没心思了”，“况且，到了兵舰上的瑞澂，半筹不展，什么反击的招数都没有。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
此外，张著还把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淡化为“10月10日夜武昌的几声零星枪响，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又说革命军在“起义的当口，应该只有千把人，军人未叛变和观望者居多数”。这种描述，与事实大相径庭。当日的实际情况是：起义者共达四千余众，城内外枪声大作，炮声隆隆，响彻整座城市。通夜未息，场面十分壮观，而不只有“几声零星的枪响”。张某在统计人数时如此大为缩水，与实际数字相去甚远。不知是何居心？须知辛亥武昌起义，是一场推翻数千年封建帝制的划时代革命。这场革命波澜壮阔，其影响所及席卷全国，震惊中外，是在近代战争史上最具经典意义的战例。革命党人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投入战斗。要想一举动摇清王朝的统治支柱，取得决战的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该书多处提到：“武昌起义是群龙无首，一哄而起。”“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现场一片喧闹混乱。”把革命士兵描写成起义后还“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这种“群龙无首”说是不合乎实际的。从外表看，起义时革命士兵处于无领导状态，从里面看，还是有领导的。历史上任何一次较有成效的革命斗争，决不是有龙无首，一盘散沙。更何况武昌起义发生在以往起事屡遭挫折，许多人面临强敌、对革命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时候，没有领导能行吗？那么，武昌起义究竟是谁指挥全盘呢？有人说：“蒋翊武在起义前夕已经出走，怎能实施其指挥？”一般说，指挥有两种方式：一是现场指挥，一是未赴现场的书面指挥。作为湖北革命起义总司令的蒋翊武，在临起义时被迫出走，当然未能亲临现场进行指挥，然而，人走指挥在，部署周密的命令已在先天下达了，而且整个起义基本上是按命令行事的，这难道不是指挥吗？古往今来，曾发生不少革命战斗，其中领导者不在现场而用命令、指示指挥者不乏其例。因此判断是否发挥其指挥作用，不在于指挥者是否亲临现场，而在于实际情况是否体现领导者的部署。当然，这决不是否定现场指挥的重要作用。有专家指出：革命党人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又曾集体研究了起义计划并接受了具体部署的起义命令，由于偶然的事故，起义的日期发生了变动，同时失去了最高领导机构和战地的统一指挥，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某种“仓皇”的感觉。但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在全盘起义计划中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又了解本单位的情况，他们秉着坚强的革命决心，奋勇当先，率众冲击。
事后，起义者方维说：“昨夜幸有翊武下了一道命令，不致今日仓猝失败。”李廉方也说：“首义之事虽暴发，而各标、营行动皆能达其适当任务，不可谓非统筹方略之所指示。”这正说明起义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蒋翊武在武昌起义后第二年６月为《武昌两日记》一书所作序言中说：“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泄，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这番话，是对两日间情势的形象写照与高度概括，李书城证实“……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晚九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李时岳先生把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干部联合大会上刘复基所拟定的发难计划，10月9日总司令蒋翊武所下达的紧急命令和10月10日起义的实际情况，列表比较得出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实际进行则基本上在执行着命令的要求。”所以董必武认为：“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实际中心人物”，台湾学者惜秋对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的地位与作用也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策划武昌首义与策动讨袁革命的志士蒋翊武》一文中列举了蒋的诸多功绩之后得出结论：“故武昌首义，是蒋翊武一手布置的。”这些评价，都不过分。
为夺取武昌首义的胜利，武昌革命志士付出了重大代价。“文学社诸人茹苦含辛，凡经蹉跌，而气不少绥。卒之在武昌革命中收效最宏，而牺牲亦最惨（杨玉如语），据卫生队长陈雨苍报告，他在起义后派人收殓各街道遗尸，仅紫阳桥一处，即有尸数百具。这些人之中应有不少是起义士兵，李廉方说：“文学社同志为举义死者十之五、六，他们的姓名湮没不彰，但他们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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