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现代文化的原点——读《喧闹的骡子》

　　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经历着最严重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毁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摧毁了士人千百年来的心理平衡和文化自信。尤其甲午海战之后，向西方学习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留学遂成为学习西方以图振兴贫弱中国的时代潮流。留学以及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转型的贡献，李兆忠先生在新著《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自序中一言蔽之：“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在这本学术随笔式的著作中，作者李兆忠先生着力探讨了近代以来留学生和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与以往多采取的宏观史论性研究不同，本书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留学生，既包括广为人知的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又涉及了一向容易被忽略的丁文江、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张闻天和老舍等留学生研究中的边缘对象，可谓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个案的解读使本书鲜活生动，文化比较学的分析又使本书深邃而厚重。

　　在深入思考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处境与得失中，作者首先以一个精彩的比喻提出了“骡子文化”的概念。“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这个比喻可谓大不敬，因为现实中骡子的名声并不大好，除了蠢笨、性情暴躁、先天的生理缺失之外，多少还带了一点对其身份的合法性——实利主义的不屑和轻蔑。然而仔细品味，却发现找不出比它更贴切的形容，我们只能带着苦笑接受这个戏谑而反差的意象，看它如影随形，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化想象和建构的始终，也使我们的阅读始终笼罩着一种怅惘无奈的悲哀。

　　“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作者选取了十余位这样的“超级骡子”，通过细致的文本文献解读，试图再现其留学生涯的历史图景，以破译现代中国“骡子文化”优良而充满缺憾的基因密码。

　　作为“骡子”，他们体内先天地流淌着传统中国——“驴”的血液，然而“驴”的这一部分带来的却是无尽的自卑、自怨、以至不可救药的精神自虐，或者偶尔鸵鸟般的自大和阿Q式的自慰，以及针锋相对的乌托邦自傲；现代西方“马”的那部分给予他们的，则是无尽的向往和崇拜，间或夹杂着微妙的反帝激情，绝望的是，他们永远无法摆脱“驴”的部分，也永远无法达到“马”的纯正。从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出发，作者概括出了“骡子”们的普遍特点：“弱国子民”的心态，“反帝”与“崇洋”的纠结互动，自卑自怨与反抗超越的努力，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不同地域（“东洋”与“欧美”）、不同学科（理工与文科）之间的“同”与“异”，“骡子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导致文化人格的分裂与精神定力的丧失。由此，第一代“超级骡子”诞生之时，“骡子文化”的基因缺陷亦宿命般的无法避免。

　　“骡子文化”是近现代以来中西强弱对比失衡的语境下，西方强势文化殖民的结果。经受过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近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在进化论的恐慌中，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全面沦陷，向着“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在这过程中，没有谁比留学生更能体会文化冲突的挣扎与痛苦，更能感受到文化身份的尴尬与焦虑。詹明信曾经说过，“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中国留学生的文化选择，个人的选择曲折地投射出来的是一种政治。“超级骡子”们对西方文化的不同选择和认同，以及后来留日／俄派的壁垒分明的阵营，形如水火的冲突论战，“……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中国学子对传统中国的态度和取舍，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在时代语境中的宿命。

　　作者的着力之处，正在于通过一个个“个案”剖析，追索这传统中国的文化宿命，追究中西“杂交”产生“骡子文化”的具体情形，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深厚的解读功力。

　　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弃医从文，作者不做狭隘的理解，从而并未过多纠缠“幻灯事件”的真伪，而是非常精辟地分析了“医文互动”在鲁迅深切的人文关怀层面的一致性，将从医与从文作为“理性意志”与“天赋本能”博弈的双方细加剖析，揭示了一个具有文学天赋和超人气质的鲁迅在留日时期已经存在。丁文江，作者着眼于他从东洋到西洋寻找与之契合的现代西方文化的曲折经历，展示了在英国所受理性精神的熏陶和专业训练，怎样使他从传统中国士人蜕变为具有现代理性与科学思维的新型知识分子。对胡适，则落笔于异域文化背景对他倡导文学革命之功的成就，浸润于纯正的美国现代理性文明之中，并与理性务实的实验主义一拍即合，年轻的胡适表现出“他日为国人导师”的气魄和“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的勃勃雄心，“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丰子恺和傅雷代表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动中的另一种可能。“丰子恺与日本的这份良缘，展示了西风东渐的背景下，貌似解体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内部潜在的活力与文化上的互动”。丰子恺在中日关系极不正常的时刻，以纯正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观察日本，不囿于东西之别，通过日本发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之道；在传统中国陷于被动的狂奔与危机之时，重铸了东方“诗性”的文化精神。傅雷在留法生涯中熏陶出古典精神和现代理性，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人格；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西方艺术宝库的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最终成为中外现代文化交流史上一座贯通文学、音乐、绘画的桥梁。

　　“汩浪滔滔”的创造社两巨子郭沫若、郁达夫，他们的异域生活体验是另一种“东洋罪”。近代东亚文化共同体内部文化主导权的变更，“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文化优势的翻转，以及由此而来的“二道贩子”“等而下之”的种族歧视，如此种种，都强烈地刺激着他们自尊而又格外敏感的心灵。文化的差异和错位、“弱国子民”的心态、西方浪漫派文学的接受和两性解放价值观的冲击，这些因素作用在一起，使得心理本不够健全的留日学子们，面对“东瀛女儿国”丰沛的人情美时，无比强烈地感受到性的苦闷和爱的压抑。洁身自好与纵情沉沦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体现为灵与肉的冲突。作者满怀悲悯，观照这现代文化冲突挣扎中惨烈的一幕。

　　《留东外史》和成仿吾的《东京》似乎是对长久以来中国学子在异域文化中遭受压迫和歧视的反弹。留学生们以根深蒂固的“大中华”的优越感、非理性的极端仇恨以及因压抑而产生的破坏性力量作为武器，混杂着粗鄙的爱国热情与偏狭的民族主义，将过去遭受的种种耻辱通过这种文化复仇，进行想象性的洗刷。然而就像作者所分析的：“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些作品表达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这样表达。”在误读和隔阂的背后，是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中国现代文化的诞生和建构始终被严酷的时代政治氛围所制约。而老舍对西方文明以牙还牙式的丑化，徐志摩对“康桥”贵族文化的狂热崇拜和对民族文化的全面贬低，则是另一种不动声色的、暧昧的失态。

　　在上述种种文化冲突的选择之外，作者还探讨了另一种由巴金、张闻天所创造的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大同想象。张闻天笔下“革命的白马王子”指点江山的气魄和巴金“世界公民”的胸怀，来自于最先进的历史观和精神乌托邦的支撑。这种自我扩张帮助“弱国子民”占据精神制高点，释放一直以来压抑着的情感和文化，在全人类的宏大视角下消解了个体的所有屈辱和痛苦。然而这种升华的本质却是“弱国子民”自卑的另一种表述。“这种空想式的写作，与前述的阴暗惨淡的自叙传式的写作，正好构成二十世纪留学生写作的互补的两级”。

　　此外，作者从家庭出身、知识学养、气质禀赋等多侧面深入探究了拥有相同血缘的“骡子”们何以会面目各异，其中包括一些不为人关注的方面。例如：丁文江不过激、不狂热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与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与环境并不对路，从而形成他在日本不务正业与后来在英国刻苦攻读的“耐人寻味”的对比。陶晶孙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如鱼得水，却因国语能力的低下难以在中国找到读者。丰子恺家乡的地理气候与日本岛国极为相似，增进了他与日本文化的亲和。留学英国的老舍，他的贫穷和寂寞限制了他的生活范围和对英国文化的感知，最终使他缺少一种思想家的眼界和超拔的气度。在对个体的解读中，作者还将一些成为共性的文化心理加以分析和提炼，如“弱国子民”心态的特征，应对“自卑”的不同方式，留日派与留欧／美派的文化成因和特点，现代文学中“假洋鬼子”形象的历史变迁等。

　　在自序的结尾，作者对“骡子文化”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而随着时代变迁，当初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骡子文化”每况愈下，号称“寻根派”的“驴骡”，动辄弄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标榜“现代派”的“马骡”，生吞活剥却又往往一知半解。对于“骡子文化”的将来，作者“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

　　然而，相对于驴和马，骡子完全可以成为结合了双方优势基因的新物种。世界文化史上这种兼具不同文化优点的文化融合不乏先例。据《剑桥古代史》说，雅典公民“不仅可以享受阿提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且可以食用黑海的谷物和干鱼，品尝腓尼基的椰枣和西西里的干酪，可以穿波斯的拖鞋，睡爱尔兰的床铺，枕迦太基的枕头”。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大融合，才成就了“光荣的希腊文化”，同样，离开了古希腊、希伯来和伊特鲁尼亚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罗马文化”。但是这样美好诱人的前景，关键之处在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精髓不在于各种文化的“融合”，而在于融合后拥有了自身的主体性，保持了某些一脉相承的主导基因。而现代中国的“骡子文化”产生一百多年了，至今仍然未能形成自身主体性的稳定遗传基因，仍随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摇摆，其非驴非马的尴尬身份焦虑也从未缓解。不知我们可否奢望，有一天“骡子”能够拥有成其为“骡子”的主体性，从而只以“骡子”这一新物种的身份生存下去呢？

　　（李兆忠：《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