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园中的章培恒先生

  • 来源:书屋
  • 关键字:复旦,章培恒,蒋天枢,文学
  • 发布时间:2011-09-22 15:42
  蒋天枢先生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上世纪九十年代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先生在为之撰写的“后记”中,特意将此语引出,感慨道:“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一晃又是十余年,现在,章培恒先生也去世了。

  1953年,蒋天枢南下看望陈寅恪先生,临别陈先生赋诗以为送别,其一曰:“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其二曰:“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这些诗句用来送别章先生,也是恰如其分的。

  陈思和先生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时,认为存在着一个从鲁迅到胡风再到贾植芳的传统,这一传统随着数年前贾先生的西去,业已宣告终结。而在复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一个从陈寅恪到蒋天枢再到章培恒的传统,这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恰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文学研究链接。陈寅恪先生尝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又云:“上古史之范围,非寅恪所敢置词。”而蒋天枢先生,恰恰以治先秦两汉文学而名世。章培恒先生传其余绪,继而在明清通俗文学上造诣不凡,开辟新宗。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从陈寅恪到蒋天枢再到章培恒,三位先生的特立独行也是一以贯之的。

  陈寅恪先生与蒋天枢先生的高谊,此处不再赘述,此处单讲章先生与蒋先生之间的患难与共。章培恒先生回忆,1955年反胡风斗争,章先生牵涉其中,被开除党籍,安排到复旦图书馆工作,次年回到中文系担任助教。当时复旦大学规定每位助教必须选一个导师和一个进修方向,章先生的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导师便是蒋天枢先生。

  这一年,章先生去蒋先生家谈他自己的进修计划,蒋先生听了之后直率的告诉他:你这样的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并告诉章先生应该如何读书,并且详细地制订了未来三年的读书进修计划,末了,蒋先生拍拍章的肩膀,对他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的读书!

  这句话让章先生惊诧莫名,心中感动,莫可言宣。章先生后来回忆起此事不禁感慨:“结合那个时代特定的背景,这反映了先生的正直和无畏。”章先生进而说道:“按照当时的惯例,受处分者固然应该表示心悦诚服,别人也要表示衷心拥护这一决定,说我受委屈,如果被我有意无意泄露出去,对蒋先生有很不利的影响,说他阶级立场不稳还是轻的,重则可以说他挑拨我和党的关系,煽动我的不满情绪。而且,就形势而论,也应该考虑到我主动举报的可能性。”

  这样险恶的环境,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章先生说:“蒋先生这样对待我,恐怕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感情。”1955年以后,章先生生怕再出事连累别人,尽量不与人交往,即便是在路上遇到熟人,也是低头贴着墙根装作没看到,对蒋先生同样如此。章先生当时很少去蒋先生家,去的时候也是说完正事,稍坐便走。

  即便如此,蒋先生对章先生依然非常关心,有一年蒋先生约章先生点《诗义会通》,但只让章先生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去图书馆借一本《诗义会通》,其二是蒋先生点好了让章先生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书出版后,蒋先生把稿费交给章先生,让他自己去买书,剩下的留给他便可。这下章先生才明白蒋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知道我穷,无力买大书,如果买了送我,又怕我心里不安,所以用合作点书的名义,让我不致太为难。”按照章先生的说法,当时蒋先生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由于不肯曲学阿世,五六十年代他只发表了两篇考据文章,稿费之少可以想见。

  在生活方面,蒋先生对章先生也是多有照顾,三年灾害时期,蒋先生曾经带着章先生去政协的俱乐部吃饭,吃完饭又送给他两斤的肉票——当时蒋先生每月似乎只有三斤的配额,而且蒋先生还有一家四口人,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章先生每每忆及此处,总是很动感情:“我以为先生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这跟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所记藤野先生对作为学生的鲁迅的关心、爱护有其相似之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朱东润先生晚年在回忆录中记载,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讲授《采薇》中的内容,朱先生照本宣科地讲了下去,末了,一个同学站起来对朱先生所讲的内容提出了异议,他说:“按照讲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是上文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下文又说‘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这一问让朱先生尴尬不已,思考了好久才回答,最后还郑重的指出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不能成为定论,这个“瘦瘦的个子,戴了深度近视眼镜,说话的时候,多少带些口吃”的学生,便是章培恒。

  朱东润先生还在自传中说:“后来我在系内担负行政工作的时候,曾经对他加以着重推荐,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师。”对于章的关心可见一斑。“文革”初起,两人都以牛鬼蛇神的身份被关进牛棚,有一天早晨朱先生忽然对章先生说:“我家里有点事,今天不能去劳动了。”章先生回忆道:“他的语调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嘴唇不住剧烈的颤抖,那种可怕的样子,今天似乎还在目前。”后来劳动结束,工头告诉章先生等人朱师母已经自杀,并告诫章先生一干人等不要步她的后尘,自绝于党和人民。

  章培恒二十五岁大学毕业便当上了系里的党支书记,1949年以来的复旦园中和中国大地上的种种政治运动,章先生都难逃厄运,吴中杰先生在《复旦往事》中记载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旧事,章先生都是亲历者。

  这些革命时代的旧事,章先生回忆起来,依旧百感交集。章先生年轻的时候非常进步,他当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只有依靠共产党的努力,于是他选择了一所地下党办的中学;以十五岁的年纪加入了共产党,当时被认为在学生运动中非常积极。这种积极,在“文革”的时候依然若隐若现,章先生曾在1958年的时候短暂的“趋时而作”,他写了一篇名为《王国维文艺思想论略》,自认为颇有创建,却遭到了蒋先生的严厉批评。1975年,他曾经和黄霖先生写过一本《宋江析》的小册子,依然有着难以抹去的“趋时”痕迹。

  所幸章先生定力尚可,有蒋天枢这样的严师,最终没有误入歧途。章先生后来回忆,复旦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获,与其他上海的兄弟院校相比,最主要的还不仅仅在于有几位名师,还在于当政者的开明。

  章培恒回忆起当时的朱东润先生时,谈起了他在复旦园中的回忆:“记得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曾经说过,他的记忆像是被刀刮过的鱼鳞,零落不全,而且还混着血丝。年轻时读这些话,不能真正理解;现在记忆力日益减弱,一二十年前的事即恍若隔世,极力回想,也只能迫到一鳞半爪,这才懂得了鲁迅的那个譬喻。”他接着说:“不过,就我来说,血丝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光明、幸福的新社会。正如有一位同志所现身说法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有时遭到些委屈,那也只是子女错受了母亲的责打,算不得什么的。”

  章先生的学生刘晓虹在章先生生前,多次和他谈到生死问题,后来谈蓓芳告诉她,章先生走前两三天,对周围的人说自己就在这两三天了。刘晓虹写道:“这种准确的预料,多是宗教里的高僧们修成的正果之一。让我联想到佛教讲的‘往生’,生了一程,面向死亡时,又开始往另一个生程里去了。他这样直面生死的态度,正是儒家说的‘视死如归’。”

  章培恒在追念朱东润先生和师母时,曾经援引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他自己很觉得悲观:“即使青史留名又能如何?也不过供后人作为评说的材料而已。”陆谷孙先生撰文悼念贾植芳先生时,曾经以《性情中人,又弱一个》为题,感慨贾先生的离去,文中有云:“贾植芳的名字,多少人依以扬声,然而又有几人能为长者折枝!?”章先生也恰恰如此。这一质问,不知道要让多少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周言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