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人生艺术化的时代
- 来源:书屋
- 关键字:人生,艺术化,林语堂
- 发布时间:2011-09-22 16:08
最近重新阅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觉得他仿佛在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赶超大国的情结下，已经接受了西方工具理性的洗礼，变成了追求金钱富裕和事业成功的奴隶，其实非常缺乏他所说的艺术化的人生。林语堂1936年移居美国后，曾经说过“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说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在《生活的艺术》中，庄子和道家思想被林语堂具体化为“生活的艺术化”，就像钱穆论庄子时所说的“庄子之藏，是把有限的人生，妥善地藏在宇宙中”，林语堂把庄子思想藏在了享乐的悠闲的艺术的人生中，在西方的语境中直接针对西方的机械化和物质化的现代文明生活展开批判与对话。通过介绍庄子，林语堂强调要“发现自己”。他写道：“我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能解答的。不过我们都已承认，我们日常忙碌生活中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真正的自我，在生活的追求中，我们已经丧失了一些东西。”那么，如何能够找回真正的自我呢？
首先，林语堂提倡“悠闲的生活”，也就是慢节奏的顺其自然的快乐而享受生命的艺术生活，以此来对立于机械的讲求效率的现代文明生活。这种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是尊重人类的“生物性”和“自然性”的，比如他说“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只有在这种悠闲的生活中，人们才能得到内心大的自由，不会变成讲求效率的机器人。相对于这种悠闲的诗意的生活，林语堂批评美国文化的三大恶习是“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这是典型的“心为行役”的境地，使人在现代工业生活的高速度下失去了自我。他说美国人之所以不懂得悠闲，是因为他们“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这恰恰等同于庄子所批判的“人为物役”的现象：“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其不悲哉”；“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是其所归，可不谓大哀乎？”所以，林语堂感慨：“难道他们一定要永远做工作吗？”“有一些时候，我会发生一种先知性的幻觉，幻想一千年之后，纽约曼汉旦市区的住户都变成了行为缓慢者，美国的‘进取者’（G0－getter）都成了东方式的悠闲人。”林语堂的这种悠闲的艺术的生活观，充分体现了庄子哲学中重视生命的理念，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提出尖锐的批判，提醒人们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不要成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牺牲品，而是要重新找回真实的自我。后来，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其实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
其次，林语堂宣扬对简单与质朴生活的回归，也就是顺其自然的最朴素的生活，以此来对立于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智巧，如观念和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去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林语堂到了美国，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几乎是无孔不入，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观念异化着人的自然本性，于是他采用了庄子的“返朴”的自然主义立场，呼吁人们应该停止用观念和智巧等对人的本性进行雕琢和束缚，应该返归朴素的自然。他说：“只有那个能轻快地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的主宰，只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所奴役。”
第三，林语堂用“合理尽情”的观念来对抗西方的工具理性化。林语堂发现西方文明非常重视逻辑，而缺乏常识，也就是缺乏“合于人情”的思想。林语堂用“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来描述中国文化中的“近情合理”的思想，他还谈到：“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相对而言，林语堂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非常讲究逻辑，但是缺少中国的“合理的自然主义”，或是“近情”的精神，或是生活中的“常识”。比如林语堂批判西方学院派的专门化和分割知识，认为这种逻辑思维和专门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一种扭曲的现象：“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没有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有意思的是，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也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知识的专门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因为业余者可以冲破专业的束缚，摆脱专业的有限眼界和权力的压迫，回到单纯的喜爱与关怀中，恢复事物的初始性和独特性。在高度资本主义的专业分工和分割下，业余者拥有自由的空间和周转的余地，以避免成为机械的奴隶。在这一点上，林语堂的“近情的思想”和萨伊德的“业余者”都是看到了西方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的扭曲。
虽然林语堂的这些主张——回到慢节奏的艺术的人生，回到原始的质朴的状态，回到常识性的近情的自然主义——是针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评，可是我反倒觉得现在居住的美国郊区的小镇生活中处处皆是林语堂所说的“生活的艺术”，人们只要一下班就扑进大自然，或健身锻炼，或在自己家的前后院做园艺，平时都过着最简朴的生活，没有任何大都市的繁忙与奢华。反而每个暑假我回到北京，才觉得北京的大都市生活里缺少林语堂说的这些艺术化的人生，周围的人们忙忙碌碌，个个都忙着追求成功，追求发财。当然，即使生活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我们也一样可以寻求这种“艺术的人生”，一样可以避免成为现代工具理性的奴隶，避免成为概念和公式的奴隶，避免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努力发现自我，努力找回那个接近自然本性的自我。
刘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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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林语堂提倡“悠闲的生活”，也就是慢节奏的顺其自然的快乐而享受生命的艺术生活，以此来对立于机械的讲求效率的现代文明生活。这种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是尊重人类的“生物性”和“自然性”的，比如他说“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只有在这种悠闲的生活中，人们才能得到内心大的自由，不会变成讲求效率的机器人。相对于这种悠闲的诗意的生活，林语堂批评美国文化的三大恶习是“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这是典型的“心为行役”的境地，使人在现代工业生活的高速度下失去了自我。他说美国人之所以不懂得悠闲，是因为他们“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这恰恰等同于庄子所批判的“人为物役”的现象：“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其不悲哉”；“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是其所归，可不谓大哀乎？”所以，林语堂感慨：“难道他们一定要永远做工作吗？”“有一些时候，我会发生一种先知性的幻觉，幻想一千年之后，纽约曼汉旦市区的住户都变成了行为缓慢者，美国的‘进取者’（G0－getter）都成了东方式的悠闲人。”林语堂的这种悠闲的艺术的生活观，充分体现了庄子哲学中重视生命的理念，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提出尖锐的批判，提醒人们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不要成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牺牲品，而是要重新找回真实的自我。后来，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其实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
其次，林语堂宣扬对简单与质朴生活的回归，也就是顺其自然的最朴素的生活，以此来对立于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智巧，如观念和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去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林语堂到了美国，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几乎是无孔不入，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观念异化着人的自然本性，于是他采用了庄子的“返朴”的自然主义立场，呼吁人们应该停止用观念和智巧等对人的本性进行雕琢和束缚，应该返归朴素的自然。他说：“只有那个能轻快地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的主宰，只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所奴役。”
第三，林语堂用“合理尽情”的观念来对抗西方的工具理性化。林语堂发现西方文明非常重视逻辑，而缺乏常识，也就是缺乏“合于人情”的思想。林语堂用“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来描述中国文化中的“近情合理”的思想，他还谈到：“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相对而言，林语堂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非常讲究逻辑，但是缺少中国的“合理的自然主义”，或是“近情”的精神，或是生活中的“常识”。比如林语堂批判西方学院派的专门化和分割知识，认为这种逻辑思维和专门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一种扭曲的现象：“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没有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有意思的是，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也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知识的专门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因为业余者可以冲破专业的束缚，摆脱专业的有限眼界和权力的压迫，回到单纯的喜爱与关怀中，恢复事物的初始性和独特性。在高度资本主义的专业分工和分割下，业余者拥有自由的空间和周转的余地，以避免成为机械的奴隶。在这一点上，林语堂的“近情的思想”和萨伊德的“业余者”都是看到了西方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的扭曲。
虽然林语堂的这些主张——回到慢节奏的艺术的人生，回到原始的质朴的状态，回到常识性的近情的自然主义——是针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评，可是我反倒觉得现在居住的美国郊区的小镇生活中处处皆是林语堂所说的“生活的艺术”，人们只要一下班就扑进大自然，或健身锻炼，或在自己家的前后院做园艺，平时都过着最简朴的生活，没有任何大都市的繁忙与奢华。反而每个暑假我回到北京，才觉得北京的大都市生活里缺少林语堂说的这些艺术化的人生，周围的人们忙忙碌碌，个个都忙着追求成功，追求发财。当然，即使生活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我们也一样可以寻求这种“艺术的人生”，一样可以避免成为现代工具理性的奴隶，避免成为概念和公式的奴隶，避免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努力发现自我，努力找回那个接近自然本性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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