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议工业园区的运行之道

　　三十多年前，当改革开放肇始之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些中青年科研人员，率先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探索尝试组建科技开发产业的可能性。他们凭藉附近诸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研究成果为依托，以当时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的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更以勇于探索的精神去印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从而创立了所谓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并进而成为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耀眼之星。至此，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以其为样板的开发区，则在全国范围内异军突起，且久持方兴未艾之势；其在工业经济总量的创造上，更有半壁河山之誉。

　　笔者在过往岁月里，曾因工作之需，先后去过包括中关村在内的几处国家级开发区，以及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观感良多。兹因开发区的正常运行，不但产生巨大的经济量，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模式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示范作用。多年来，对开发区运行机制的研究，尽管向来被认为是科技管理范畴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受到一定的重视，但窃以为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学术门类加以广泛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庶可载入教科书而成范例。有鉴于此，笔者乃重提此一话题，试图就工业园区运行机制中的某些定性方面的点点滴滴，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陋闻，以期求得业者和方家的指正。

　　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硅谷（Silicon Valley），是促进美国现代科技事业不断发展的先驱。硅谷这块作为美国科技支柱的圣地，最初是由斯坦福大学创立的斯坦福研究园区作为雏型而逐步形成的，而创立斯坦福研究园区的灵感之一则是来自科研成果商品化这一重大的创想与构思。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所谓的“硅谷模式”及其累累硕果，已在全球引起了日益广泛的重视，许多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相继建立了本国的“硅谷”，诸如日本“硅谷”（筑波科学城）、韩国“硅谷”（大德科学研究特区）等等。而在我们中国，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雏型的模式亦即在京、津、沪、穗等地迅速崛起，为此，国务院于1984年正式批准具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设立开发区。后随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从而不同等级的工业园区即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硅谷”模式也就相继应运而生。后来诸多事实证明，工业园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如下显著优势：一是在规定的条件下实行经济上某项优惠政策，从而对海内外投资厂商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二是基础设施完备，软件系统先进，各项服务快捷周到，这是非开发区所无法比拟的；三是开发区的经济功能齐备，重点突出，专门化方向明确，有序可循；四是实施不同于地区行政管理性质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体制，其办事效率高，开放程度高，且与国际惯例接轨较为容易等等，不一而足，盖因各类开发区具有上述特征和优势，因而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器而备受青睐。由此可以认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不断完善不同等级的工业园区，乃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通过调研与了解，笔者不揣谫陋地指出，如下三点似应成为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或曰园区模式建立的昭示：一是进入园区内的各类产业，都应该是科技前沿行业中的佼佼者，遵循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更是苛严至极；二是实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经营机制，早已成为园区内所有公司身体力行的共识并卓有成效；三是在此基础上所应做到的三个“力求”，即力求技术交流网络的逐步形成，力求这个网络的完善和有效运用，力求营造适合高新技术发展的“生态环境”等，都是工业园区成功的秘诀和灵魂。我们仅由这一历史进程着眼，理当断言，举凡大获成功的科学工业园区，依托园区外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不断输出相应人才和科研成果，并使科研成果迅速商品化，乃是必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设在台湾北部新竹市的科学工业园区，遐迩闻名，众所周知，园区始建于1980年初，其地缘人文环境的重要特征，就是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充沛的人力资源，园区附近不远处有台湾清华大学和仅有一墙之隔的交通大学等几所名校，呈相互依托之状。新竹科学园区曾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十大园区之首，并誉为亚洲的“硅谷”。1992年秋，笔者前往参观时，他们介绍说，园区内的产业分类，可以归属为电脑及其周边设备、集成电路、通讯、光电、精密机械和生物技术等六大门类，占全岛经济总量的重要一席。斯时，半导体产业已撑起园区的半边天，其中台湾集成电路公司（即知名的台积电）在园区开发的十二吋圆晶（芯片），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执半导体元件之牛耳。再则，据接待人员进一步介绍说，园区综合管理机构的全称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其职能性质主要是服务性的，完全不同于一般赋有级别性的行政机构。从宏观上来着眼，园区管理局能够在当局和企业界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并能快速、便捷、高效地协调解决园区内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有待予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要受到园区内所有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园区管理局担负的主要职能有如下十余项基本内容，兹将其罗列如次，以供参照：投资引进、研究开发、人才培训、奖掖惩戒、信息服务、公共福利、工商服务、安全保护、劳动服务、公害防治以及储运服务等等。

　　当笔者前往台湾交通大学参观之际，履新不久的校长邓启福教授闻讯来访者系大陆交通大学的校友，特地从外地赶回来与我会晤，除了就我们之间所关心的诸如人才培养和两岸间高校交流等话题外，并也获悉了园区与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有关情况。他向笔者介绍说，自园区运行以来，清华、交大与园区在人才输送与培训以及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当可记载的卓著成绩，作为回报，园区每年向这两所学校分别提供近三千多万元新台币的专项科研经费，从而彼此间合作模式形成了良性循环和有效互动。当笔者辞别时，邓校长还专门派员领我去参观该校在技术上具有领先水平的数控与液压两个大型实验室，使我大开眼界，然而遗憾的是，为进行中央处理器（CPU）、次微米及深次微米等技术开发而专门设置的毫微米试验室，因当时为了技术保密不对外开放而未能如愿获得参观。

　　此外，我还参观了位于园区内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这是早在园区建立之前而设立的一所财团法人（系指某一财团从事公益事业，回馈社会，将一部分资金投入举办诸如学校、医院之类的事业单位，资金不能收回，更不能获利，但可以一次性免税而作补偿）非营利性的科研机构。该院专门从事应用研究，以加速提高工业技术为宗旨，其主要任务有：一是执行中长期应用研究，以包容性、前瞻性和尖端性为重点；二是执行短期研究，则以改进产品和工艺为重点，三是由当局提供经费，其成果转让为非独占性；四是由产业界委托并提供经费，其研究成果秉公平、公开原则，适时地以各种方式推广到产业界；五是配合有关措施，辅导中小型企业并为其培训人才；六是执行实验生产以确保技术的工业化，并能作出策略性退出准备等等。顺便提一句，该院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共有电子与光学、电脑与通讯、能源与资源、生物技术、机械、化工、材料、测量以及工业污染防治等十二大项；而在成果推广方面，则有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合作开发、策略联盟、技术服务、讲习培训和衍生公司等七大项。工研院的宗旨、任务及其成果推广方式，决定了它对产业发展的贡献，举其荦荦大端则有以下四个方面：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新兴产业的建立，为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奠基；改良现有产品及其制造工艺，提高附加产值，扩大经济效益；从设计、工艺、材料等三个方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以增强其竞争力；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直接和间接培养产业界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纵观之，当时台湾的科技水平（SCI）和工程装备（EI）的排名虽然靠前，但囿于多种因素，他们在投入较大的基础研究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大陆。众所周知，当时大陆业已建立了完整的科技体系，在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方面领先于台湾，许多科研成果也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问题的另一面，台湾在应用研究和管理科学上却有一定的成就，特别是科研成果商品化方面的成功经验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而这方面的代表，当以新竹工业技术研究院和科学工业园区为佼佼者。在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当笔者归来后的翌年，中科院六位不同学科的资深教授应邀访问台湾进行科学技术考察，而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考察结论，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应该说，正是有鉴于此，当时台湾开始实施旨在提升经济实力的所谓“六年经济建设计划”，在该项计划中，则辅之以四项重要政策，即：“提高国民所得”、“厚植产业潜力”、“均衡区域建设”、“提升生活品质”等。笔者通过园区的参观以及与各方有关人士交谈后，深深感到即使在当时，台湾的同业们就曾认为，台湾科技力量有限，其资源乃至技术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实现庞大的经建计划困难很多，而时在两岸都处于经济腾飞的关键时刻，历史已为两岸的经济科技合作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作为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对海峡两岸的工业园区的运行，谈不上任何方面的微观审视，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在此饶舌；但若从宏观上来着眼，可以认为，园区管理部门对区内所有企业进行系统考核的结果，就是园区运行之道的宏观表征。对此，笔者不妨就自己的观感刍议一番，聊供参考。

　　其一，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以硅作为原材料的半导体工业，已成为美国硅谷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柱，而这一点正是企业和高校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丰硕之果，并由此导致了硅谷的经济模式及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此一犹如莫大财富的可贵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结合并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将使科研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周期缩短；通过新技术领域诸如新能源、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等而能迅速提高技术附加值；以及乃至成为新技术企业孵化器等等，都是明证。此外，高科技产业是人才和资金的结合，但需经过硅谷精神（亦称创业家精神，被誉为人才、资金催化剂）的催化与反应作用后，方得形成。劳动力与资本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主要生产要素，但在新经济体系里却有不同的阐释。硅谷精神或曰工业园区精神，将使市场机能和知识资本得以有效的发挥，即有效资源产生最佳效益，更是创造新经济、新财富的有效机制。由此着眼，园区主管者应将其视为园区首要的运行之道。

　　其二，园区多年来运行的经验告诉我们，进入园区的各类企业，要务之一就是摒弃“管家”式的管理方式，因为这是缺乏丰富想像力的传统作风。企业平日所追求的技术创新，首要基础之一来自创意，而创意则是来自心灵上的自由探险和思路上的相互碰撞。由创意而技术创新，再而凝成创业精神，继而创造新财富，显然就是一根环环相扣的金链条，而这一点正是旺盛的创业精神经过粹练后的精华。园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创立一个交叉互连的市场——创意的市场、资金的市场和人才的市场，亦即汇集了无拘无束的想像力，等待投资机会的资金，和思路驰骋、精力充沛的人才。持续改进并创新再创新，乃是为企业家的精神世界注入生命的氧气，一旦氧气欠缺，即使再有天赋的人也会停止不前。园区的经济运作基础早已向人们昭示了，只有大力吸纳包括具有敏锐创意的各类人才在内的各类资源，才能生生不息而迈步前进。

　　其三，哈佛大学克里斯登森教授在其名为《创新者的两难》一书中曾将资源、流程与价值观列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三大因素。鉴于此统而言之，企业主管者必须从资源、流程与价值观三大影响因素中，去了解自己的驾驭能力以及所存在的某些缺陷，然后才能选择适当的创新方式而形成具有变革性的新能力。这里所说的资源，乃系指人员、设备、技术和资金等有形资产，以及产品设计、信息流量、品牌效应和人际关系等无形资产；所谓的流程，乃系指员工将资源转换为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时所使用的互动、协调、沟通与决策的形态，诸如新产品的研发、中试乃至制造的流程以及企业整体预算上的流程；至于所谓的价值观，按照通常的说法，至少具备两个方面，一是要决定企业如何制订盈余的目标，另一则是用来准确判断未来的商机，以及需要多大的商机才算具有必要的吸引力。

　　其四，园区内的企业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来制定企业的成长策略：一要站在外界立场上来审视自己的企业，以免陷入当局者迷的怪圈；二要超越自己的行业和目前市场的界限，找出或创造新的市场空间；三要建立新的核心能力来面对未来，时时盯住乃至抓住转瞬即逝的新的机遇；四要从外界无时无刻的变化中，努力寻找新的顾客需求，而这正是企业不断成长的源头。如将上述几点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要把目前的顾客、未来的顾客、现在的需求、未来的需求这四个变项，组成一个数学矩阵加以测算、调整且能运用自如，惟有如此，才会创造出更多的成长机遇。

　　其五，面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大走向和大趋势，特别是在眼下世界经济不振的情势下，产业转型之举，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将目前涉猎到的众多资讯归纳在一起，我们不难看出，产业转型将有如下五大走势：一是从硬件制造转向软件开发；二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三是从劳力密集转向脑力密集；四是从生产效率转向创新效率；五是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而这一切，首在园区的宏观导向，这是园区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次在科技人才的延揽与培育，即在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顾客导向能力等方面的继续提高；再则就是沿用如下三种方法培植企业的应变能力，即：一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新的能力，二是利用转投资建立新的能力，三是利用并购建立新的能力。

　　其六，纵观当今世界，面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我们还要密切注视到新世纪时代的科技发展已经明显地呈现了如下三种趋势：一是各类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单元之间的沟通日益频繁，且其频宽日益扩大，距离日益缩短，流程日益通畅，甚至呈现互补吸纳现象；二是各类信息沟通的内容日趋多元化，并逐步汇成为大家共识的知识导向和技术导向，乃至信念导向；三是时空的跨越现象此起彼伏，且具有人性化层面思考的因素存在，各界对其注视力更是不离须臾。有鉴于此，作为园区的主管者，面对如此构成的当今社会的大环境和大背景，如不因时制宜地去提升园区内各类企业整个运行系统的各种能力，则无法在时空上构成具有挑战性的实力去参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要将一些落伍的陈旧观念加以应格顺势的更新与重塑，否则将一切无从谈起。

　　陈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