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死真相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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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9-22 16:15
正如对于孔子的诞生有种种猜想一样,对于他的死,亦是扑朔迷离。
对于孔子之死,谨在对圣人充分敬意的同时持有悲剧的推测:孔子当时虽被尊为“国老”,但他对伦理正义矢志不渝的顽强执守,却成为当政权贵的困扰重负,不仅不被启用,还遭到打击厌弃,最后郁郁悲抑,弃食七日而终。
我们先看看孔子归国后都做了哪些让当政权贵堵心怨恨的事:
鲁哀公问政,孔子答以“政在选臣。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以此表明孔子将政治成败的责任皆归源于在上者的公正清明。举用正直之人,废弃邪枉之人,让公正压制着错误,民就会信服;反之,邪枉之人当道,让错误压着公正,则民众必然不会信,。这就对上位者的识人用人能力和德行修养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那么接下来,对一个人的当前道德判断并不能保证长期有效,一个原来忠厚的人,当了官之后可能变节腐化、劣迹斑斑,这又该怎么办?季康子问政,孔子答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再次把为政责任的准绳系在了上位者的言行上。他更明确地主张上行下效,在上位者更要加强自己的道德品质修养,言行皆为示范,这样实质上就用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表现期望制约了上位者自身,限制了自上而来的特权意识和享乐奢靡。这种政治见解岂是鲁国君臣愿意尊奉的?
季康子想提高赋税,派冉求征求孔子意见,孔子反对加重剥削,主张施取厚事、举中敛从薄;次年,鲁提高一倍田赋,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斥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可见,孔子不仅不为聚敛说话,还要求自己的众多弟子谴责、攻击这些政策的作俑者,其见之明、其意之坚可见一斑,也可想而知他有多不着贵族待见。
孔子晚年在鲁,修订春秋,借助历史事件来表现他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想。鲁《春秋》原是鲁国的史官按事件的时间顺序,依次记录鲁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而孔子对每件具体之事,非重在事情本身的实际情况,而是写他认为事情应该怎样,以体现“正名”的主张。这便冲破了流水账似的史书记录藩篱,首创以事达意或以古鉴今的新史学,表面为记史,实为记录政治,评判伦理。字寓褒贬,不佞不谀,词微指博,以事名义,即庄子所说:“《春秋》以道名分。”孔子作《春秋》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他忧惧当时的君臣相戮、父子相残、礼崩乐坏、名分不存的现实,有意拨乱反正,惩治乱臣贼子,从而“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孔子不止于对历史事件做书面文章,孔子还将此君臣上下伦理标准衡量时政,并主张有所作为。夏六月,齐国陈恒弑杀简公,孔子请鲁哀公及三桓讨伐陈恒,以正君臣之义,上下皆不同意,由此,孔子在鲁国朝堂之上越发处境孤立。
鲁国内外既得利益者对孔子极尽所能行打击报复之事:第一,公元前481年,鲁国君臣沆瀣一气,“西狩获麟”,意欲让孔子闭嘴淡出。孔子说:“吾道穷矣!”遂停笔,乃致闭关。麟为何物?《广雅》云:“麒麟,狼头,肉角,含仁怀义,音中钟吕,行步中规,折旋中距,游必择土,翔必有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阱,不入罗网,文章斌斌。”由此可见,麒麟是世间罕见的神兽、仁兽,是太平盛世、圣人(孔子)在位的象征。哀公见此兽非但不敬不喜,反捕获之认为其不详,其暗中表达的是对孔夫子的厌倦嫌弃和辱没打击。为此,孔子的心情是相当悲痛的,他仰天嗟叹道: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他深感生不逢时,遍访列国诸侯却未见明君,归鲁多时却仍被闲置不得识用,不禁感怀自己和此麟同病相怜,难免心灰意冷、伤心绝望,而这似乎正是鲁国君臣获麟作秀之目的。第二,孔子编订《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谓的“乱臣贼子”便将杀死孔门弟子作为残暴的回应。公元前480年冬,卫国政变,蒯聩逐其子出公辄而自立,子路当时为卫大夫孔悝邑宰,闻听入其家斥责蒯聩,正冠受难,最后被剁成了肉酱。孔子闻听后,异常哀伤,命左右将尚未食用的肉酱尽数倒掉,并且痛苦地说:“吾何忍食此!”子路是孔子常批评也常表扬的一个著名弟子,应是弟子中最年长者、武力最强者,性格直爽、勇敢、信守承诺、忠于职守,深得孔子的喜爱甚至是依赖,他们既是恩情深厚的师徒,又是情意笃实的朋友。子路惨遭杀害,对孔子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无疑又是一个极其猛烈的打击。
在最后几年的时间里,孔子至亲家人先后离去,也使得这位六旬老人分外悲伤、孤寂。先是哥哥、妻子,后是儿子、儿媳等亲人的相继去世;再加上颜回、伯牛等爱徒的病亡……这些巨大的悲痛啮噬着圣人的心;而鲁国君臣沆瀣一气,麻木不仁,更使得圣人理想抱负施展无望。哀莫大于心死,“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圣人其萎乎!”这是孔子决意去世之前留给后人的绝句。
在很少的关于孔子最后七日的记载中,对孔子的弃世也是有一些印证的。孔子唱完了这三句挽歌便进去了,对着门坐在那里。子贡快步走了进去,孔子说:“赐!汝来何迟?……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七日而终。此一句“余逮将死”,言出孔子对自己的死有明确预知,抑或已经决意为己所掌控?另外,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卧榻七日不食不语,这与自尽何异?这七日中既无医师问诊,又无君臣国人探望,之后也无其他任何记述,很令人对孔子死因疑窦丛生:孔子在这七日中有什么未了意图和期待之情?不由得想起孔子因膰去鲁时,也是这样一等再等:季桓子、鲁君往观齐女乐,怠于政事。子路催行,孔子却要等待鲁郊致膰乎大夫;桓子等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仍宿乎屯,迟迟而行却只等来了师己相送。孔子长歌流连,终不得已而离鲁。这次,孔子决意要离开的,却是这个让他痛感生不逢时、深深失望的世界,如何不更加流连更加期许?只是不幸的是这次连“师己”也不曾等来。
所幸的是此时孔子有爱徒子贡陪伴,可是这七日对于师徒二人又何其漫长?孔子死后,独独子贡愤激万分,他怒斥鲁君为何在孔子生前对其冷落孤立、在其死后方来惺惺作态,并对鲁君的重用之邀断然拒绝,执意在孔子墓前守孝六年方才离去!是怎样巨大的悲怆刺激着这个以巧言善辩、理智冷静著称的男子?是看到一个伟大的生命抽丝剥茧般离开躯体消失远去的悲郁无奈和痛苦煎熬、亲眼目睹一代宗师壮志未酬盼君君未至而决绝离去的黯然销魂与凄凉憾恨么?另一位为师墓守孝三年而辞决季氏高官的还有冉求。是一种学生高官厚禄而老师绝食而终的愧疚在折磨着他么?还是之于君王大夫对恩师最后的冷酷绝情、无法平衡学生内心不堪惹上骂名?
幽寂的孔林与喧噪的孔庙、孔府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这里安息的是一个对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伟人,也是一个终年落寞的单身男人,他身后为众多孔姓和非孔姓的人带来了或福祉荫泽、或逡巡僵祸——尽管这些人宣扬的并非全是他的原真话语,评论的亦非他的完全思想,推崇的未必是他的真实精神。
宋红
……
对于孔子之死,谨在对圣人充分敬意的同时持有悲剧的推测:孔子当时虽被尊为“国老”,但他对伦理正义矢志不渝的顽强执守,却成为当政权贵的困扰重负,不仅不被启用,还遭到打击厌弃,最后郁郁悲抑,弃食七日而终。
我们先看看孔子归国后都做了哪些让当政权贵堵心怨恨的事:
鲁哀公问政,孔子答以“政在选臣。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以此表明孔子将政治成败的责任皆归源于在上者的公正清明。举用正直之人,废弃邪枉之人,让公正压制着错误,民就会信服;反之,邪枉之人当道,让错误压着公正,则民众必然不会信,。这就对上位者的识人用人能力和德行修养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那么接下来,对一个人的当前道德判断并不能保证长期有效,一个原来忠厚的人,当了官之后可能变节腐化、劣迹斑斑,这又该怎么办?季康子问政,孔子答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再次把为政责任的准绳系在了上位者的言行上。他更明确地主张上行下效,在上位者更要加强自己的道德品质修养,言行皆为示范,这样实质上就用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表现期望制约了上位者自身,限制了自上而来的特权意识和享乐奢靡。这种政治见解岂是鲁国君臣愿意尊奉的?
季康子想提高赋税,派冉求征求孔子意见,孔子反对加重剥削,主张施取厚事、举中敛从薄;次年,鲁提高一倍田赋,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斥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可见,孔子不仅不为聚敛说话,还要求自己的众多弟子谴责、攻击这些政策的作俑者,其见之明、其意之坚可见一斑,也可想而知他有多不着贵族待见。
孔子晚年在鲁,修订春秋,借助历史事件来表现他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想。鲁《春秋》原是鲁国的史官按事件的时间顺序,依次记录鲁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而孔子对每件具体之事,非重在事情本身的实际情况,而是写他认为事情应该怎样,以体现“正名”的主张。这便冲破了流水账似的史书记录藩篱,首创以事达意或以古鉴今的新史学,表面为记史,实为记录政治,评判伦理。字寓褒贬,不佞不谀,词微指博,以事名义,即庄子所说:“《春秋》以道名分。”孔子作《春秋》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他忧惧当时的君臣相戮、父子相残、礼崩乐坏、名分不存的现实,有意拨乱反正,惩治乱臣贼子,从而“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孔子不止于对历史事件做书面文章,孔子还将此君臣上下伦理标准衡量时政,并主张有所作为。夏六月,齐国陈恒弑杀简公,孔子请鲁哀公及三桓讨伐陈恒,以正君臣之义,上下皆不同意,由此,孔子在鲁国朝堂之上越发处境孤立。
鲁国内外既得利益者对孔子极尽所能行打击报复之事:第一,公元前481年,鲁国君臣沆瀣一气,“西狩获麟”,意欲让孔子闭嘴淡出。孔子说:“吾道穷矣!”遂停笔,乃致闭关。麟为何物?《广雅》云:“麒麟,狼头,肉角,含仁怀义,音中钟吕,行步中规,折旋中距,游必择土,翔必有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阱,不入罗网,文章斌斌。”由此可见,麒麟是世间罕见的神兽、仁兽,是太平盛世、圣人(孔子)在位的象征。哀公见此兽非但不敬不喜,反捕获之认为其不详,其暗中表达的是对孔夫子的厌倦嫌弃和辱没打击。为此,孔子的心情是相当悲痛的,他仰天嗟叹道: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他深感生不逢时,遍访列国诸侯却未见明君,归鲁多时却仍被闲置不得识用,不禁感怀自己和此麟同病相怜,难免心灰意冷、伤心绝望,而这似乎正是鲁国君臣获麟作秀之目的。第二,孔子编订《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谓的“乱臣贼子”便将杀死孔门弟子作为残暴的回应。公元前480年冬,卫国政变,蒯聩逐其子出公辄而自立,子路当时为卫大夫孔悝邑宰,闻听入其家斥责蒯聩,正冠受难,最后被剁成了肉酱。孔子闻听后,异常哀伤,命左右将尚未食用的肉酱尽数倒掉,并且痛苦地说:“吾何忍食此!”子路是孔子常批评也常表扬的一个著名弟子,应是弟子中最年长者、武力最强者,性格直爽、勇敢、信守承诺、忠于职守,深得孔子的喜爱甚至是依赖,他们既是恩情深厚的师徒,又是情意笃实的朋友。子路惨遭杀害,对孔子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无疑又是一个极其猛烈的打击。
在最后几年的时间里,孔子至亲家人先后离去,也使得这位六旬老人分外悲伤、孤寂。先是哥哥、妻子,后是儿子、儿媳等亲人的相继去世;再加上颜回、伯牛等爱徒的病亡……这些巨大的悲痛啮噬着圣人的心;而鲁国君臣沆瀣一气,麻木不仁,更使得圣人理想抱负施展无望。哀莫大于心死,“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圣人其萎乎!”这是孔子决意去世之前留给后人的绝句。
在很少的关于孔子最后七日的记载中,对孔子的弃世也是有一些印证的。孔子唱完了这三句挽歌便进去了,对着门坐在那里。子贡快步走了进去,孔子说:“赐!汝来何迟?……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七日而终。此一句“余逮将死”,言出孔子对自己的死有明确预知,抑或已经决意为己所掌控?另外,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卧榻七日不食不语,这与自尽何异?这七日中既无医师问诊,又无君臣国人探望,之后也无其他任何记述,很令人对孔子死因疑窦丛生:孔子在这七日中有什么未了意图和期待之情?不由得想起孔子因膰去鲁时,也是这样一等再等:季桓子、鲁君往观齐女乐,怠于政事。子路催行,孔子却要等待鲁郊致膰乎大夫;桓子等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仍宿乎屯,迟迟而行却只等来了师己相送。孔子长歌流连,终不得已而离鲁。这次,孔子决意要离开的,却是这个让他痛感生不逢时、深深失望的世界,如何不更加流连更加期许?只是不幸的是这次连“师己”也不曾等来。
所幸的是此时孔子有爱徒子贡陪伴,可是这七日对于师徒二人又何其漫长?孔子死后,独独子贡愤激万分,他怒斥鲁君为何在孔子生前对其冷落孤立、在其死后方来惺惺作态,并对鲁君的重用之邀断然拒绝,执意在孔子墓前守孝六年方才离去!是怎样巨大的悲怆刺激着这个以巧言善辩、理智冷静著称的男子?是看到一个伟大的生命抽丝剥茧般离开躯体消失远去的悲郁无奈和痛苦煎熬、亲眼目睹一代宗师壮志未酬盼君君未至而决绝离去的黯然销魂与凄凉憾恨么?另一位为师墓守孝三年而辞决季氏高官的还有冉求。是一种学生高官厚禄而老师绝食而终的愧疚在折磨着他么?还是之于君王大夫对恩师最后的冷酷绝情、无法平衡学生内心不堪惹上骂名?
幽寂的孔林与喧噪的孔庙、孔府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这里安息的是一个对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伟人,也是一个终年落寞的单身男人,他身后为众多孔姓和非孔姓的人带来了或福祉荫泽、或逡巡僵祸——尽管这些人宣扬的并非全是他的原真话语,评论的亦非他的完全思想,推崇的未必是他的真实精神。
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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