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婆心哀妇人”

　　若论及舒芜先生的一生功业，他竭尽心力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奔走疾呼的用心和成就是任谁也不能抹灭的。朱正先生在舒芜的送别会上写下了这样的挽联——“二十文章惊海内，一片婆心哀妇人”，除赞扬了他的文学成就之外，更充分肯定了舒芜在妇女研究上的苦心，的是确评。在女性解放或妇女研究的领域内，舒芜未必是最前卫、最激进、成就最高的一位，然而他以男性倡导者的身份，自少壮之时到老迈之年，坚持呼吁女性解放、抨击一切压迫妇女、伤害女性的言行、提倡两性平等的现代婚恋观、性爱观，由此而发对一切伤害弱者、变态淫虐的心理和行为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或苦口婆心的劝诫，或声色俱厉的批评，历尽半生，坚持不懈，他的这份努力足令无数时人后辈感愧汗颜，也一定会在中国妇女争取解放和平等的漫漫长路上发出应有的光明，指引后来人的道路。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命运十分惨烈。就像舒芜曾说的那样，男子即使是奴才，即使在他之上有主子的压迫，但在家庭里依然还有比他地位更低的女人，总有作为“主子”的时候。女人则不然，“纵使怎样富贵终是奴隶，纵使不出锦绣丛中一步终还是受着惨酷的压迫或侵凌”。而且这种待遇完全是由她们的性别所决定的，在黑暗的封建伦理之下，女人压根就没有被当做“人”来看待，“三从”的道德伦理已经注定了女性生来便只能作为所有物而存在，就此舒芜曾愤然地评价过：“（古人）认为，妻子绝对属于丈夫，丈夫死了还应该绝对属于丈夫，最好是拿来殉葬，或自动殉节，到阴间去继续做妻子。其次也应该守节不再嫁，一辈子还算是属于死去的丈夫。寡妇再嫁，便是对死去的丈夫的背叛。”不仅如此，女人只要曾“与一个男子发生了性关系，除非男子不要她，她就得永远属于这个男子，以他为‘郎君’，自居‘妾妇’之列。女子的名字是不重要的，丈夫向别人说起她时，只以‘×氏’称之；她的正式署名，只需再加上夫姓”。当然，这个男人玷污她的手段，可以是诱骗，亦可以是暴力，不管是哪种情况下发生的，也不管这个男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女人都必须要忠于他，不然便是没有操守、毫无妇德的淫妇，舒芜以《蔡瑞虹忍辱报仇》这则小说为例，分析了这种道德观。故事中的那位蔡小姐因亲人全为贼人所害，自己亦被匪首蹂躏，逃出命来以后报仇未成，却几次被骗子拐去，后来终于遇到一个好人，嫁与之为妾。不承想机缘巧合之下得遇仇人，终于破案报了仇。本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小说题材，但舒芜抓住了作者对结局的处理，从这个细微之处看到了封建伦理的可怕力量：“蔡瑞虹终于为蔡家报了大仇，又接续了蔡家的香烟，该算是蔡家的大孝女。她又为丈夫生了儿子，报了丈夫的恩德，也该算是夫家的大功臣。可是，这一切仍然抵消不了她受淫的大罪，她最后仍然只能以一死，来雪洗家门之耻，否则还是无面目见蔡氏祖宗于地下。女人就是这样，既被要求以受辱为代价来尽孝，又被要求以生命为代价来尽节，多么沉重，多么血腥！”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结局安排，舒芜发掘出了潜藏于其中的深意。作者的用意在于塑造蔡瑞虹这样一个孝顺、识大体、重情义的角色，但在当时的社会伦理体系中，他深知如果蔡瑞虹不死，她便依然会被认为是一个不知廉耻苟活于世的女人，不管她再怎么努力为善、有怎样的苦衷，都不会为社会所理解和原谅。作者创作的时候未必有这么明确的意识去维护“风化”，但正是这不经意间的处理，令人想来毛骨悚然，无怪舒芜说：“故事给蔡瑞虹安排的这个结局，真使我战栗不已。”

　　在《看看这个标本》中，舒芜还抨击了另一种更恶劣的思想：“按照残酷的封建的性道德，女子只要有一次被丈夫以外的男子占有过，哪怕是暴力之下失去任何抵抗力的被占有，她就永世成了可耻的不洁之人，当时死了也不配称烈妇，当时不死就不配活下去；更不用说被引诱上当的妇女，那是十足的淫妇，败坏了家声，害得她的丈夫也成了在人前抬不起头的角色，她当然没有作为受害者的资格了。只有她的父母翁姑，才有资格说他们有责任维护的‘家声’受了损害。”女人作为丈夫的所有物，受辱原来不是她们自身的痛苦，一旦“失贞”，连丈夫也没脸去讨回公道，这时候只有她的父母翁姑才有资格去报复。报复的方式就更奇特了——只有由她的家人将淫棍作为性对象凌辱蹂躏一番，才算挽回家声。这是要多么扭曲的社会道德才能灌溉出来的荒谬思想！舒芜在这之外更看出了这个故事可能带来的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故事里那个生前荒淫无道的人变作了娼妓，以此作为外部形象来接受惩罚，这就使作者婉转地为娼妓制度做了辩护——“说是惩罚一个破人贞操的男性，其实却是把更多的施淫施暴的男性，美化为捍卫贞操的道德的力量，伸冤报仇的正义的力量”。其后果的严重之处正在于散播黑白不分、暴力淫猥的道德观、两性观。能将这个故事的深层影响思索开掘至此，舒芜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不可谓不深入。

　　舒芜沉痛地总结说，封建社会几千年中，女性的命运便是被淫被杀与被吃的命运。他说：“和平生活中，并无战争之时，妇女也可能被捉去当战利品。……她们是因为可以供淫，才免于被杀，比起那些被砍掉头的男子来，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像这样的对妇女的‘优待’，封建国家的军队是如此，封建国家的另一暴力——刑法，也是如此。向来犯了满门抄斩的大罪的，妇女往往可以免死，被没收分配到宫廷府邸中去，供淫乐，供役使。”但被淫还仅限于和平年代，战乱时命运更加凄惨，除了被淫，还要被杀，《乱离最苦是朱颜》便沉痛地讲述了这种惨遇。战争时女人被卖、被杀、被饿死、奸淫至死的，又何尝只是小说野史上的杜撰？倘若战争结束，若国家战胜了，她们则变成了永世不贞的人，最好是一索子吊死，以正风化；要是战败了，下场更加不忍想象，如舒芜所说的那样：“从来亡国后妃公主的命运都是极悲惨的，她们都是理所当然地作为特等战利品，归新朝帝王占有。胜利者占有她们，与占有其他无生命的战利品不同，除了享受之外还有一种对失败了的敌人报复快意的目的。”很明显，不对她们极尽侮辱之能事，战胜者不足泄心头之恨，而这一国一城的普通女子，则会被奖给军士作为犒赏，为奴为婢，或淫或杀。对于这些女子悲惨的命运，舒芜评价道：“她们只因为原来属于帝王将相所有，亡国败军之际便特别难乎免于作战利品的命运；同样因为她们原来的所有者地位极高，她们又特别被要求为‘故主’守身，拒绝征服者的占有。征服者能够占有这样的特级战利品，是一种权利，一种骄傲，一种光荣；她们被胜利者占有了，则是她们的莫大的耻辱，无可饶恕的罪恶；战胜者原是她们的丈夫的百万雄师都抵御不住的，她们以弱女子之身却被要求去抵抗不屈；她们抵抗不了时，耻辱和罪过似乎还大于她们的亡国败军的丈夫。这就是封建社会对付她们的弥天罗网，清人邓汉仪的‘伤心岂独息夫人’的诗句，倒是可以断章取义地借来哀悼这张弥天罗网里的一切女性。”就是面对这样荒谬的逻辑和无耻的伦理，舒芜先生言语的冷静下，不难读出那已经难以压抑的扑面而来的愤怒，愤慨之余他讽刺地说：“所以说息夫人也还有一点幸运，设若息国复兴，息夫人又落到息国手里，她的命运也就是这一类。”息夫人的命运能用幸运来形容，只能说舒芜在面对封建纲常为女人编织的这张天罗地网时，除了这种无奈，真的无法表达什么了！

　　除了被淫被杀之外，女性还要面对被吃的可怕遭遇，石邃烹姬妾而食的典故已经不是新鲜的题材，“被淫被杀和被吃，都是女人的义务。宫女如此，民间可知”。战争年代则杀女人充饷，饥荒年代则杀女人为食，这些都是正史里切实记载着的材料。当女人已经习惯于被淫被杀与被吃的命运，另一种更加可悲可怕的思想惯性产生了，那就是奴性，舒芜分析了《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故事中的那位女子宁愿被当做猪羊一般杀了吃掉，也不愿意接受另一个男子的救助，因为这有导致她失节的可能，“封建的三贞九烈之教，会那么深入女人之心，致使有的女子不管怎么残酷的自我牺牲，都甘愿忍受，至死不悔，这却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故事如果完全真实，自然可见儒家的仁义道德，儒家的礼教，儒家的女教，确确实实是在吃人，是在使被吃者心甘情愿地被吃。即使故事不完全真实，说故事者意在歌颂赞美这样甘心被吃的女子，而他平素还是思想通达的学者，这一点同样可怕，或者该说更加可怕”。正因为就连纪昀这样开通的学者也嘉许这样的行为，舒芜又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值得警惕的东西，兵刀灾荒可以导致吃人，“贞烈观”也是帮助吃掉女人的利器。

　　对封建社会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占了舒芜妇女研究中很大的篇幅，正是对历史上的女性遭遇到的淫虐、杀害和压迫等种种伤害的同情，促使他更加重视妇女问题在当下的表现，对史实的熟悉和思索的深入，亦使得他在面对当今妇女已经承受或可能面对的各种不公和伤害时十分敏感，战斗也更加的坚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喊出“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口号，其中涵盖着的破除旧道德、建设现代伦理观的要义至今看来仍然是远见卓识。

　　但舒芜清醒地看到，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当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所提倡的妇女解放，现状依然不如人意，“今天中国性别歧视的现象，侮辱和迫害妇女的事实和思想，大量存在，方兴未艾”。性别歧视的最突出的标志，便是对妇女贞操片面（单方面）的要求，这完全是一种压迫妇女的性道德，也是妇女问题中最敏感的一个关节点。舒芜对这种封建性道德遗留至今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十分关注，每谈及此问题时则愤怒至极，他毫不留情地揭露说：“特别看重处女膜的男子，是特别尊重处女，特别尊重以处女之身嫁来的妻子么？当然都不是。他只是要确认自己的从‘初夜’开始的性独占的权利。”这种尖锐的质问可谓一下子撕开了为贞操论改头换面而又老调重弹的持论者虚伪的面具。他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很多现代社会里女性到遇到种种压迫甚至是残害的事例，最终只能无奈地得出结论——“妻子也好，情人也好，她们这又不是为处女膜而受苦，根本就是为自己是女人而受苦，处女膜破不破，是否为合法的丈夫所破，全都一样”。女性承载的种种苦难，根本不在于她们是否守住了贞操，只因为她们女人的身份。更荒谬的是，现代科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从另一个侧面为某些有着变态心理的男性提供了淫虐的便利，舒芜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一切积淀的渣滓翻起，处女膜崇拜更与性商品的‘原装原封’的崇拜合而为一”，甚至还有一位暴发户要求妻子每月去修复一次处女膜以满足其淫兴这样的荒谬之事，面对这些淫虐心理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舒芜同情而哀愤地感叹道：“中国女子现在还在为处女膜而受的苦，实在太多了！”如今这个社会，信息流通速度和影响的扩大更使得某些荒谬、落后的贞操观极易散播至公众当中，对个别学者和地方政府竟然公然支持和开展婚前处女膜检查的行为，舒芜评价道：“这是把畸形变态的对处女膜完整的要求，正式体现为行政法令，而且得到学者的公然赞成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说是由于道德观念贞操观念之类，但无论说得怎样天花乱坠，其实无非都是要满足大男子主义的性强暴欲，要满足夫权主义的侵犯、占有、操控、掠夺等等的权力欲，非亲身使得新婚的妻子‘流丹浃席’不快意，如此而已。其所要求的‘严谨的性生活’，是专对女性的，不只是替丈夫要求未婚妻，也不只是替父母要求女儿。”而这些表面翻新内里却包裹着封建伦理残渣的论调，“把处女膜关切、要求、看重说成是‘反对不严谨的性生活，注重贞操观念’，是十分虚伪的”。舒芜不无讽刺地反问道：“旧时的阔嫖客‘梳拢’清倌人，不惜重金，北洋某大军阀赌博手气不佳时，要拿幼女来‘见红’，冲了手气再赌，同样对处女膜看得极重，难道是对她们过去的严谨的性生活的奖赏，为她们将来的严谨的性生活揭幕么？”他不仅关注着现代社会中那些仍被贞操观压迫着的女性，也思索着为何卖淫嫖娼现象在中国屡禁不止反而越演越烈——“现在不少卖淫者的‘自愿’，实际上仍是被迫，不过是被迫于‘经济怪物’，被迫于‘金钱与物质的统治’；其与被爹娘卖入娼门的不同，不过是雇佣劳动的‘自由自主’与奴隶劳役的不同”。试问五四新文化已经过去九十余年，而新中国也成立了半个多世纪，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却如同从未进入国人视野一般，这样的现状怎么能不由得舒芜担忧愤慨呢？！

　　舒芜将中国古代女性命运的历史，总结为被淫被杀与被吃的历史。然而到了现代，在“量”上或许有了改观，但实质上却没什么两样。他在《女难多门》、《“男性心理”的文野》等文章中，关注着现代女性遭受的形形色色的伤害，为之忧心，为之愤怒。《不要完全抛在脑后》一文中则审视了个别当代作家女性观的封建和愚昧，他说：“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却不止一次发现：一些比我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朋友，甚至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妇女观却比我封建得多，我自审不敢说妇女观里绝无封建的因素，可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妇女观的洗礼，他们的妇女观里原封未动地保留着鲁迅、胡适等当年早就抨击过的性禁锢性歧视性愚昧之类的东西。”文中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某小说对男主角与数名女子淫靡委顿的私生活津津乐道，一个则是当年震惊文坛的“诗人杀妻”事件，这些比舒芜还要年轻许多的知识分子却持这样落后的妇女思想，他评价道：“《废都》里面，女人是命该供‘著名作家’淫乐的；关于顾城杀妻的舆论里面，妻子是命该供诗人砍杀的。我曾经谈过，古中国的妇女的命运，无非就是被淫与被杀，谁知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妇女的命运就该是这样呢！我不幻想中国之大，社会之复杂，关于妇女的可怕的事情，可恶的观念，会一下子完全消灭；但是我总以为，新文化运动差不多八十年之后，当代知识分子头脑里面，把女人当人的观念总该树立起来，对于把女人当做淫杀的对象的丑恶事实，总该有个明确的否定态度，看来这也还是我的过于乐观了……”

　　亲睹亲闻了这么多压迫、伤害甚至杀害妇女的言行，如果说舒芜没有灰心失望过，只怕那也是不现实的，只不过他一直努力使那颗对女性解放所持的信心不至于完全冰冷，以此支撑他义无反顾地去与这些不合理、封建落后的妇女观战斗。他一边说：“呜呼，女难多门，古今一例。将来，哪怕是很远的将来，有一点好起来的希望么？试问历史，历史无言。”又打起勇气来坚持：“我还不愿悲观到如此彻底……”他坚决反对一切倒退的妇女观，对“妇女回家论”之类的观点严厉抨击，也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出现禁得起风尘仆仆、刀兵水火的坚强的新女性，他比谁都希望中国的女性能够早一天坚强起来、独立起来，到那个时候女性解放的目标才有望达到，他说：“只有长期不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反对性别歧视，根据性别歧视的层出不穷的新特点，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不知还要付出多少世代的努力。”但无论付出多少代价等待多少时日，他都认为这些是有价值的。为了探寻中国女性解放的前路，他探究传统伦理观，将目光投向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女性问题，关注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上下求索、鞠躬尽瘁。他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注，属于已经超越了时代和种族界限的人道主义关怀的范畴。

　　舒芜认为两性之间最起码应该做到的是尊重，“尊重”是互相的，但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则更应该强调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没有尊重遑论平等，那么理解、爱情等等更是无从得来了。尊重也是对独立的“人”的个体的尊重，简而言之便是“我是我自己的”，不能将女性视为所有物、附加物，他说他“反对把赵五娘、王宝钏的感情当做‘古代人民美好坚贞的爱情’来宣扬”，认为这些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封建伦理的糟粕，“宣扬那种以强烈的从属意识为核心为基础的妻对夫的‘爱’，就是在宣扬奴性，宣扬‘夫纲’和‘妇道’。”他同时也反对将女性神化、崇拜的思想，认为这其实是一物的两面而已，亦是流氓心态的另一种表现。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沈三白的爱情观是赞许的，因为“沈三白这样的丈夫，在他那个时代，不会是很多的……这样的丈夫对妻子的爱，其中就有了新的反封建的因素，即尊重女性人格、同情女性痛苦的现代爱情的因素。”但即使是他褒奖过的沈三白，其两性观爱情观中，也有封建的、不合理的成分。

　　沈三白对妻子的态度所缺乏的是现代爱情观中的“专一”的概念。舒芜评价说：“现代爱情的观念，爱的是对方的‘人’，爱的是‘这一个’，不是任何人可以代替的，哪怕是对方的双胞兄弟姊妹也不是可以代替的……沈三白……恬然自得地记叙自己如何以妓女暂充妻子的代用品，正是要以此来更加证明他的爱妻之笃。我们从现代爱情的观念认为这太矛盾太不可解，在他却是顺理成章，毫无矛盾的，就因为他没有爱情只能爱‘这一个’的观念的缘故。”他引《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这个故事，则赞扬了作者的爱情观，认为其中“大有爱的只是‘这一个’这种现代恋爱观之意，别的美女即使与‘这一个’相貌一样也不能代替。”与之相比，舒芜多次提到高鹗续《红楼梦》，写到紫鹃见到甄宝玉时动了念头：“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时，就将那甄宝玉配了她，只怕也是愿意的。”他认为仅仅这一笔便能显示曹雪芹与高鹗在爱情观上的巨大差异，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这里透露出来的婚恋观，大不如《拍案惊奇》这个故事。”爱情对象的专一性被舒芜看做现代恋爱观、婚姻观的重要表征，因此他大胆揣测，认为明末市民意识中，或许已经产生具有近代色彩的爱情观。

　　不仅是强调精神人格的平等、对象的专一，舒芜也重视健康的性关系在爱情、婚姻中的重要性。在古人中，舒芜就较为欣赏俞樾的两性观，认为是较为通达的，从俞樾讲述的男借女尸还魂的故事中，他读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就在迷信荒诞的框架之下，透露出这样一些好思想：如女身不比男身低多少，做女人并不就是绝对的屈辱不幸，假使真有男借女尸还魂，一样可以作为一个女人活得很好；人的食欲性欲都是自然的大欲，女人的性要求并非羞耻的罪恶的，正如她的食欲并非羞耻的罪恶的一样；假使男性的灵魂真被附于女性的肉体，它可以变得完全适合女性的肉体，变成女性的灵魂，可见不是灵高于肉，而是肉强于灵，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的初步，在与俞氏同时的甚至更晚的文人当中都是少见的。”对女性的性要求的正视和肯定、同时强调灵与肉的和谐统一是舒芜爱情观的一大特色。他对何为合理的性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首先要分清“情”与“淫”的区别：“现代的情爱观认为，情与淫大有分别：要是把对方当做对等的人，当做‘自己之半’，则不论如何亲密，不能算淫；若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的态度，那就是淫。”此外不能仅仅耽于男性单方面的享乐，否则的话就无异于那种将女性作为性器具的狎玩态度：“是男性的片面取乐与女性的屈辱供奉，还是以女性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不是一件小事。”他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在性爱上本着轻蔑、玩弄女性的消遣态度，“不论他平日怎么高谈男女平等，都是无用的”。

　　总结舒芜主张可以看出，那种男女双方平等独立、互相尊重、不可代替、灵肉合一的爱情，便是他所呼吁建立的现代两性关系，他认为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应该以这样的爱情作为基础，替代那种以夫纲和妇道为基础的，充斥着狎玩、压迫和伤害的两性关系。

　　舒芜的晚年一直在坚持着“五四”传统，妇女解放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一再强调不能以超越“五四”为名否定“五四”，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呼吁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们应该继承并且发扬，而他也是身体力行这么做的。从妇女问题出发，他关注着婚姻、家庭、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那些歧视、伤害妇女的行为，他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坚持揭露和批判，从未动摇。

　　（舒芜：《哀妇女》，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张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