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方达刘震：中国对冲基金的领军者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易方达,刘震,对冲基金,投资
- 发布时间:2011-11-21 14:30
故事的开局有点儿“搞”。
在2010年5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举办的一次对冲基金培训上，一家公司的老总走过来问易方达基金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刘震：“对冲基金这东西太先进了，听说过没见过。它的年化收益有多少？”
彼时，刘震从华尔街海归回国加入易方达不久，正忙于四处做对冲基金基础知识培训。
他想了想，答道：“就国外的平均水平来看，去掉管理费后，预计每年15％左右。”
这位老总有点失望，但又得意地说：“去年我买股票赚了60％！”
刘震支吾一下，尴尬但无可奈何。
老总又问：“给保底吗？”
刘震有点怯怯地说：“不好意思，怕是保不了。”
又是一阵失望与尴尬。
老总接着发问：“那能跑得赢大盘吗？”
刘震迟疑了一下：“也不一定……”
这位老总终于忍不住问道：“那对冲基金有啥好呢？还要收20％的业绩提成？”
“……”
如今，这段对白已经成为言谈诙谐的刘震“压箱底”的一个段子，既见诸于他为《富可敌国》——一本专门讲述对冲基金的畅销书所著的中文序言中，也常在他演讲时作为小插曲活跃气氛，听者往往哈哈大笑。
可笑过之后，如果你愿意进一步深思，你能一览无余地感触到，这位中国对冲基金界的先驱者所处的现实工作生态之艰辛。要做开拓者，并不是那么轻松。
刘震向《投资者报》记者坦言，虽然从事对冲基金管理有十几年，他也知道对冲基金的主要客户是机构和高净值人群，但从未有像上述老总那样，问这样深刻的“生存价值”问题。如何回答？如何将对冲基金的理念、特点、它真实的一面在中国资本市场“普世”？正是他必须攻克的现实课题。
曾经的“洋插队”
刘震最初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和对冲基金、和金融八竿子打不着。
和他聊起过往，印象较深的事情之一是，小时候，学别人画画，而他画的，却是一张收音机的电路图。
出生于北京的他，12岁考入北京人大附中，先后获得北京市中学数学、物理竞赛一等奖。当多数同龄人仍在戏耍打闹时，从初一到高中，每周末他选择的是去北京海淀区数学小组学习。17岁那年，刘震以总分北京市前30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7年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
1990年，刘震获美国犹他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天体物理系博士。但是刚到美国就意识到学物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边打工边改学计算机，1993年终于获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全额奖学金，拿了个物理硕士就改读计算机博士了。
接下来，找工作的经历对于他而言，极富戏剧性。
“当时国内出去留学的学生大部分学的是化学、物理，工作并不好找，而且，那会儿也没有‘海归’概念，道路曲折前途渺茫，只是希望能找份工作留在美国。”
1994年刘震在洛杉矶一家资产管理公司First Quadrant作实习生，研究部主管David Leinweber看他孺子可教，送他一本彼得？伯恩斯坦撰写的《投资革命》（《Capital Ideas，by Peter Bernstein》）。研读后，他茅塞顿开。
那时，刘震还不知道David Leinweber是美国量化投资的鼻祖之一，David Leinweber和David Shaw是之前的同事和朋友，把他介绍到位于纽约的、现管理35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D。E。Shaw ＆ Co去工作。
“当时去纽约面试，他们问我需要多少钱。那是1994年，我同学中挣最多的是年薪4.2万美元，我就开出4.5万美元，觉得这下要到头了。等我飞回加州后也没想这件事，过了两周，工作函来了，年薪是8.5万美元，比开价还高近一倍。怎么办？学计算机是为了找工作，有了这份高薪的工作这学没法上了！我就去找我的导师，他知道我前3年辛苦改学计算机的故事，就说你付出了这么多改行，为什么不学了？”
“我把回函给他，他一看就说，这家公司还招不招人呀。这个薪水比他的工资还高一倍。”回忆至此，刘震大笑。他坦言，自己到纽约的惟一原因就是被当时的高薪水给“引诱”过去了。特别是在当时一个月只有1000美元奖学金的穷困潦倒岁月中，这种诱惑力实在难以抵挡。
很幸运，少年时期扎实的数学基础让刘震终身受益。
D。E。Shaw ＆ Co的平台，使得刘震在起步和磨练阶段，就逐渐形成一系列完整的华尔街主流投资概念，这也为他日后登上对冲基金这一华尔街殿堂顶峰奠定了基石。
对冲基金经理并不神秘
自30岁出任D。E。 Shaw副总裁起，刘震先后担任加拿大皇家银行IT主管、高级副总裁；美洲银行高级副总裁、格林威治对冲基金高级数量管理师、瑞银内部交易组执行总裁。2007年起，又被全球前十名的Brevan Howard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聘为高级基金经理，负责创建新的量化基金。
从2003年起，他就管理5亿到10亿美元基金，运用科学的数量金融策略手段，平均每年收益率达到管理资金的20％。
可以说，华尔街最聪明、最能干、最能挣钱、最能承担风险的人，都在对冲基金圈里。在刘震看来，对冲基金经理并不神秘，他们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每天穿着国际名牌，而是衣着随意；他们是特定的一群人，身体里的肾上腺素水平比较高，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少人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
“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在华尔街竞争，具备天赋的人比比皆是。干对冲基金这行，要出类拔萃脱颖而出，最基本的是要有坚实的数学根基，要有经受历练而积累的经验。只有积淀深厚，才能高瞻远瞩，准确估计客观态势，由此才能机制灵活，果断地决定数量金融策略。”
刘震也不排斥运气的重要性，“始终保持胜不骄、败不馁的人，才会碰到真正的运气。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是个很艰难的过程，竞争者要具备足够的业务能力、毅力、风险承受力以及运气。因为美国市场在高杠杆的作用下，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运气会对你的收益造成很大影响。但运气从来都是关照有准备的人。”
追求性价比高的绝对收益
作为另类投资的一大类，对冲基金在国际成熟市场中已成主流，管理着超过2万亿美金资产。从规模看，美国对冲基金占股票类产品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占整个资产管理规模的10％到15％。
据刘震介绍，对冲基金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琼斯在1949年就确立了对冲基金架构，至今这仍是对冲基金的主要特征：
一是20％的业绩提成——基金管理人的激励与基金业绩相挂钩；二是私募形式——把自己的钱也放到对冲基金里，这样基金管理人会更关注亏损；三是对冲——可以做空；四是杠杆——用杠杆去放大确定性比较大的收益。
但这些概念、理念，在中国资本市场，鲜为人知。
从2007年为Brevan Howard在北京建立一个量化策略研发团队以来，刘震开始跟中国资本市场有了一些交流。见到的新朋老友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他：什么是对冲基金？中国股市政策驱动、内幕炒作、投资者不成熟、缺乏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基金在中国能行吗？
这让刘震感受到，将对冲基金管理研发带回国内，为国内培养出一支队伍十分重要。他在给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所著《富可敌国》的中文序言中，对金融危机深情地用了“感谢”二字——“感谢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我带回了出生长大但又久违陌生的中国。”
他向记者强调，“无风险则无收益，这是投资第一定律，人人皆知。随便问一个投资者去年的收益有多少，每人都会津津乐道。但是接着问，你承担了多少风险去获得这些收益？多数人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都会哑口无言。”
其实，早在哈里？马科维茨1952年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中，就提出了风险与收益同样重要的概念。一个投资组合的收益可以分为两部分：与市场相关的β收益，即相对收益；与市场无关的收益，即绝对收益，或称超额收益。其中相对收益较容易获得而且较便宜，如指数基金、ETF等，管理费用低廉；而绝对收益则是所有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追求的目标，且管理费用昂贵。
正是因为追求的是与股票市场无关的、投资性价比较高的绝对收益，对冲基金让正收益在今年A股的熊市中依然成为可能。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截至10月末，在今年4月成立开始运作的易方达第一只专户对冲基金产品收益率为3％，同期上证指数下跌15.5％。相关数据同时显示，易方达今年成立的5只专户对冲基金都在正收益区间。
据说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没有穿衣服就冲出公共浴池，口中高呼“Eureka！”（希腊语，意为“我找到了”）刘震在故事开局被那位老总提问不久后的一次晨浴中，也顿悟了“Eureka”——就像美国影片《功夫熊猫2》中，师父向阿宝传授的武学另一个境界Inner peace（心如止水）一样，阿宝最后战胜孔雀沈王爷，正是顿悟Inner peace的真谛。
在刘震看来，对冲基金的卖点就在于其收益的确定性。确定性的衡量是投资的性价比（也叫信息率，等于收益除以风险）；而高投资性价比降低了投资亏损的概率。
“性价比”是刘震时常强调的一个词。与刘震共进晚餐，轻易别点螃蟹。忙乎了半天，这个在美国考了水管工等诸多“居家”执照的男人会打趣地用自身深刻的投资烙印说，“吃螃蟹的性价比太低，花太多时间，只能尝到那么点肉。”当然，如果餐厅提供代剥螃蟹服务，除外。
《投资者报》记者 邓妍
……
在2010年5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举办的一次对冲基金培训上，一家公司的老总走过来问易方达基金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刘震：“对冲基金这东西太先进了，听说过没见过。它的年化收益有多少？”
彼时，刘震从华尔街海归回国加入易方达不久，正忙于四处做对冲基金基础知识培训。
他想了想，答道：“就国外的平均水平来看，去掉管理费后，预计每年15％左右。”
这位老总有点失望，但又得意地说：“去年我买股票赚了60％！”
刘震支吾一下，尴尬但无可奈何。
老总又问：“给保底吗？”
刘震有点怯怯地说：“不好意思，怕是保不了。”
又是一阵失望与尴尬。
老总接着发问：“那能跑得赢大盘吗？”
刘震迟疑了一下：“也不一定……”
这位老总终于忍不住问道：“那对冲基金有啥好呢？还要收20％的业绩提成？”
“……”
如今，这段对白已经成为言谈诙谐的刘震“压箱底”的一个段子，既见诸于他为《富可敌国》——一本专门讲述对冲基金的畅销书所著的中文序言中，也常在他演讲时作为小插曲活跃气氛，听者往往哈哈大笑。
可笑过之后，如果你愿意进一步深思，你能一览无余地感触到，这位中国对冲基金界的先驱者所处的现实工作生态之艰辛。要做开拓者，并不是那么轻松。
刘震向《投资者报》记者坦言，虽然从事对冲基金管理有十几年，他也知道对冲基金的主要客户是机构和高净值人群，但从未有像上述老总那样，问这样深刻的“生存价值”问题。如何回答？如何将对冲基金的理念、特点、它真实的一面在中国资本市场“普世”？正是他必须攻克的现实课题。
曾经的“洋插队”
刘震最初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和对冲基金、和金融八竿子打不着。
和他聊起过往，印象较深的事情之一是，小时候，学别人画画，而他画的，却是一张收音机的电路图。
出生于北京的他，12岁考入北京人大附中，先后获得北京市中学数学、物理竞赛一等奖。当多数同龄人仍在戏耍打闹时，从初一到高中，每周末他选择的是去北京海淀区数学小组学习。17岁那年，刘震以总分北京市前30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7年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
1990年，刘震获美国犹他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天体物理系博士。但是刚到美国就意识到学物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边打工边改学计算机，1993年终于获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全额奖学金，拿了个物理硕士就改读计算机博士了。
接下来，找工作的经历对于他而言，极富戏剧性。
“当时国内出去留学的学生大部分学的是化学、物理，工作并不好找，而且，那会儿也没有‘海归’概念，道路曲折前途渺茫，只是希望能找份工作留在美国。”
1994年刘震在洛杉矶一家资产管理公司First Quadrant作实习生，研究部主管David Leinweber看他孺子可教，送他一本彼得？伯恩斯坦撰写的《投资革命》（《Capital Ideas，by Peter Bernstein》）。研读后，他茅塞顿开。
那时，刘震还不知道David Leinweber是美国量化投资的鼻祖之一，David Leinweber和David Shaw是之前的同事和朋友，把他介绍到位于纽约的、现管理35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D。E。Shaw ＆ Co去工作。
“当时去纽约面试，他们问我需要多少钱。那是1994年，我同学中挣最多的是年薪4.2万美元，我就开出4.5万美元，觉得这下要到头了。等我飞回加州后也没想这件事，过了两周，工作函来了，年薪是8.5万美元，比开价还高近一倍。怎么办？学计算机是为了找工作，有了这份高薪的工作这学没法上了！我就去找我的导师，他知道我前3年辛苦改学计算机的故事，就说你付出了这么多改行，为什么不学了？”
“我把回函给他，他一看就说，这家公司还招不招人呀。这个薪水比他的工资还高一倍。”回忆至此，刘震大笑。他坦言，自己到纽约的惟一原因就是被当时的高薪水给“引诱”过去了。特别是在当时一个月只有1000美元奖学金的穷困潦倒岁月中，这种诱惑力实在难以抵挡。
很幸运，少年时期扎实的数学基础让刘震终身受益。
D。E。Shaw ＆ Co的平台，使得刘震在起步和磨练阶段，就逐渐形成一系列完整的华尔街主流投资概念，这也为他日后登上对冲基金这一华尔街殿堂顶峰奠定了基石。
对冲基金经理并不神秘
自30岁出任D。E。 Shaw副总裁起，刘震先后担任加拿大皇家银行IT主管、高级副总裁；美洲银行高级副总裁、格林威治对冲基金高级数量管理师、瑞银内部交易组执行总裁。2007年起，又被全球前十名的Brevan Howard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聘为高级基金经理，负责创建新的量化基金。
从2003年起，他就管理5亿到10亿美元基金，运用科学的数量金融策略手段，平均每年收益率达到管理资金的20％。
可以说，华尔街最聪明、最能干、最能挣钱、最能承担风险的人，都在对冲基金圈里。在刘震看来，对冲基金经理并不神秘，他们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每天穿着国际名牌，而是衣着随意；他们是特定的一群人，身体里的肾上腺素水平比较高，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少人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
“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在华尔街竞争，具备天赋的人比比皆是。干对冲基金这行，要出类拔萃脱颖而出，最基本的是要有坚实的数学根基，要有经受历练而积累的经验。只有积淀深厚，才能高瞻远瞩，准确估计客观态势，由此才能机制灵活，果断地决定数量金融策略。”
刘震也不排斥运气的重要性，“始终保持胜不骄、败不馁的人，才会碰到真正的运气。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是个很艰难的过程，竞争者要具备足够的业务能力、毅力、风险承受力以及运气。因为美国市场在高杠杆的作用下，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运气会对你的收益造成很大影响。但运气从来都是关照有准备的人。”
追求性价比高的绝对收益
作为另类投资的一大类，对冲基金在国际成熟市场中已成主流，管理着超过2万亿美金资产。从规模看，美国对冲基金占股票类产品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占整个资产管理规模的10％到15％。
据刘震介绍，对冲基金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琼斯在1949年就确立了对冲基金架构，至今这仍是对冲基金的主要特征：
一是20％的业绩提成——基金管理人的激励与基金业绩相挂钩；二是私募形式——把自己的钱也放到对冲基金里，这样基金管理人会更关注亏损；三是对冲——可以做空；四是杠杆——用杠杆去放大确定性比较大的收益。
但这些概念、理念，在中国资本市场，鲜为人知。
从2007年为Brevan Howard在北京建立一个量化策略研发团队以来，刘震开始跟中国资本市场有了一些交流。见到的新朋老友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他：什么是对冲基金？中国股市政策驱动、内幕炒作、投资者不成熟、缺乏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基金在中国能行吗？
这让刘震感受到，将对冲基金管理研发带回国内，为国内培养出一支队伍十分重要。他在给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所著《富可敌国》的中文序言中，对金融危机深情地用了“感谢”二字——“感谢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我带回了出生长大但又久违陌生的中国。”
他向记者强调，“无风险则无收益，这是投资第一定律，人人皆知。随便问一个投资者去年的收益有多少，每人都会津津乐道。但是接着问，你承担了多少风险去获得这些收益？多数人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都会哑口无言。”
其实，早在哈里？马科维茨1952年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中，就提出了风险与收益同样重要的概念。一个投资组合的收益可以分为两部分：与市场相关的β收益，即相对收益；与市场无关的收益，即绝对收益，或称超额收益。其中相对收益较容易获得而且较便宜，如指数基金、ETF等，管理费用低廉；而绝对收益则是所有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追求的目标，且管理费用昂贵。
正是因为追求的是与股票市场无关的、投资性价比较高的绝对收益，对冲基金让正收益在今年A股的熊市中依然成为可能。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截至10月末，在今年4月成立开始运作的易方达第一只专户对冲基金产品收益率为3％，同期上证指数下跌15.5％。相关数据同时显示，易方达今年成立的5只专户对冲基金都在正收益区间。
据说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没有穿衣服就冲出公共浴池，口中高呼“Eureka！”（希腊语，意为“我找到了”）刘震在故事开局被那位老总提问不久后的一次晨浴中，也顿悟了“Eureka”——就像美国影片《功夫熊猫2》中，师父向阿宝传授的武学另一个境界Inner peace（心如止水）一样，阿宝最后战胜孔雀沈王爷，正是顿悟Inner peace的真谛。
在刘震看来，对冲基金的卖点就在于其收益的确定性。确定性的衡量是投资的性价比（也叫信息率，等于收益除以风险）；而高投资性价比降低了投资亏损的概率。
“性价比”是刘震时常强调的一个词。与刘震共进晚餐，轻易别点螃蟹。忙乎了半天，这个在美国考了水管工等诸多“居家”执照的男人会打趣地用自身深刻的投资烙印说，“吃螃蟹的性价比太低，花太多时间，只能尝到那么点肉。”当然，如果餐厅提供代剥螃蟹服务，除外。
《投资者报》记者 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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