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利益集团绑架中解体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苏联,利益,戈尔巴乔夫,改革
- 发布时间:2012-01-09 10:11
在那之后十年，一本名为《苏共亡党十年祭》的著作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该书认为，苏联共产党被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观点在当时可以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又十年过去了，在苏共亡党二十年之际，该书作者黄苇町对苏共败亡教训做出了更深刻的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
今年65岁的黄苇町既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党建研究专家，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
“研究苏联解体，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更好的发展提供借鉴”，在接受本报专 访时，黄苇町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有的观点把斯大林模式和科学社会主义画等号，是不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去苏联特色，就是改革斯大林模式。这是底线，不能动摇。”
苏联错失五次改革机遇
《投资者报》：十年前您的著作《苏共亡党十年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对于苏联解体为什么会解体，您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黄苇町：我认为，斯大林时期就种下了苏联垮台的恶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缺乏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才是导致苏联瓦解最根本的体制原因。
另外，苏联长期搞资源消耗型的计划经济，只重发展数量，不重质量，特别是不重视群众生活。苏联资源丰富，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资源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不但最终耗尽了发展潜力，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丧失了人民的信任。
《投资者报》：应该说，苏联有不少领导人提出过改革要求。
黄苇町：是的。列宁就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发展私营经济、恢复农贸市场、允许雇工经营等措施，几乎是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的预演。“新经济政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坚持25年，但列宁逝世后5年，斯大林就回到了单一公有制和全面集体化的道路上来。
二战结束以后，也有一次改革机遇。苏联士兵在进军柏林的过程中看到了国外的先进和文明，少数政治局委员提出包产到组、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等改革要求，个别地区也开始试行，结果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处决。
《投资者报》：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外部危险已经解除，完全有条件进行改革，医治战争创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黄苇町：可是第二次改革的机遇却错过了。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工人人均工资的购买力也低于40年前。
赫鲁晓夫上台后，改革搞得风生水起。其中有鲁莽的一面，也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包括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积极性、勘探石油等。最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第三次改革也中止了。
接着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也有部分改革，主要是总理柯西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利益刺激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然而，改革始终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不敢突破。
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苏联出动坦克镇压，国内改革也随之停止。此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多年都是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暴涨，苏联成为主要石油出口国，大量“石油美元”流进来，缺什么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最多的时候国内三分之一的粮食要靠进口。因为有钱了，甚至一度能够与美国争霸呢，经济体制的问题被忽视了。
《投资者报》：七十年代西方新技术革命开始，苏联却停滞下来，坐失了发展机遇。
黄苇町：七十年代后期，中国也开始改革。苏联没有紧迫感，既不想跟着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跑，也不跟着中国的改革跑。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最后垮台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苏联社会长期停滞，群众越来越不满。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已经是危重病人。不过比起中国文革结束时，苏联还没有达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如果采取正确的改革方针，是完全可以重新获得经济社会活力的。
可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失误，经济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然后匆忙开始政治改革，操之过急。最关键的是，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拔掉了苏联这个重病人的“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某种程度上，苏联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自我政变。
《投资者报》：怎么理解“苏联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自我政变”？
黄苇町：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那么多共和国都忙着要脱离苏联，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原来都是苏共的领导人，没有几个真正起自草莽的“草根”，他们通过政权保住了自己的利益。苏联解体后的权贵绝大部分都是前苏共高官，苏联解体后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了。
四大原因导致苏联垮台
《投资者报》：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苏联垮台的具体原因有哪些？
黄苇町：首先是因为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内一个人说了算，从斯大林就开始了。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掘墓人，他把斯大林的遗体给搬出了列宁墓，但本质上他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守墓人，并没有突破斯大林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因为他把问题错误地是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是体制造成的。因为革命时期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可是苏联仍然延续原来的体制，人民依旧处于没有权利的境地。即使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是缺乏民主，没有谁敢提不同意见，最后众叛亲离，“八一九”事件本来就是他提拔的那些人搞起来的。
在苏联，人民民主也谈不上。苏联也有选举，但都是走形式，没有任何实质性选举，各级官员都是上面指定的，甚至农庄主席也都是上边任命的，连中国的“村民自治”也没有。虽然苏联有1800万“人民监察员”，都是虚的，老百姓被愚弄，说什么也不算。
《投资者报》：如果一个执政集团内部都没有民主，人民更没有民主可言了。
黄苇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搞农业集体化就是以“剪刀差”剥夺农民。二战胜利之后，有些集体农庄农民的一天劳动果实也不过2公斤粮食。苏联为了和美国竞争，要大炮，不要黄油，一方面卫星上天，另一方面消费品匮乏，货架空空，苏联人民排了74年队！有统计表明，这个不到2亿人的国家，一年用于排队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苏联一直宣传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牺牲，不讲个人权益，人民群众是不可能长期接受的。
《投资者报》：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现实与空洞的口号形成巨大反差，结果必然是丧失民心。
黄苇町：对，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民心丧失，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守旧，不思改进。苏联始终固守着旧有的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始终不敢有突破。例如，在总理柯西金进行经济改革时，身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却对别人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从斯大林的后期到勃日格涅夫去世前，所谓的理论家苏斯洛夫一直是主管意识形态，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擅用语录。这样的人掌管意识形态，苏联意识形态脱离实际，僵化保守，万马齐喑。因为害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为了确保“思想纯洁”， 采取“铁幕”政策，严禁公民出国。封闭、保守造成苏联落后，也导致其意识形态弱不禁风，没有免疫力。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意识形态也难说，勃列日涅夫就曾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
《投资者报》：连最高领导人也不相信，还要连篇累牍地灌输，要老百姓相信，确实是愚民之举。结果是老百姓不相信，执政党内也陷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黄苇町：因此，苏联共产党的分裂不可避免，最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导致苏联垮台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斯大林一方面镇压反对派，一方面给领导干部定制的特权逐渐增加。在物资那么匮乏的时候，领导干部的特殊商店、特殊待遇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干部频繁调动，不断被清洗，所以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阶层。
赫鲁晓夫清理特权，不允许再发红包，禁止公车私用，逐渐取消领导干部疗养别墅和医院。最厉害的是他实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力图打破干部终身制。这些措施得罪了既得特权阶层，最后被赶下台。勃日格涅夫上台后就取消了干部的任期制，说干部是财富，要稳定。一旦干部队伍稳定了，特权也稳定了，既得利益集团就形成了。如果说在60年代，赫鲁晓夫是“想改而不知怎么改”的问题，那么到了勃日格涅夫时期，能不能改，改什么，全看是否损害我的利益。
《投资者报》：苏联解体后曾经有一个“你认为苏联哪个时期最好？”调查，结果是人们公认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好，因为那时福利搞得好。可是，后来的调查表明，大部分人不愿意回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为人们认为社会缺乏公正。
黄苇町：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以后，就没有了社会公正。各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当时有一个调查，80%的人认为苏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苏联人民，只代表苏共官员！这意味着苏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改革进行不下去，执政党一旦失去了人民的认同，苏联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坚守中国改革的底线
《投资者报》：您总结的苏联解体的四大原因：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僵化守旧和既得利益集团，不但是值得人们不断反思的历史教训，而且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非常现实的警示意义。尤其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在中国也照样存在。
黄苇町：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主要阻力是观念，一些人是思想不解放，固守旧观念旧思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主要阻力是现实利益。改革符合我的利益，就支持；不符合我的利益，就让改革变形。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市场改革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在宏观调控中，某些部门权力极大。为什么“驻京办”的根源难以消除，因为地方政府要来北京来拉关系、跑项目，要钱，中央部委的一个处局级部门就掌握了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这意味着巨大的寻租空间！
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既得利益阶层，但是确实形成了部门利益，部门利益成为改革的阻力。比如铁道部的刘志军，长期以来搞独立王国，最后酿出了一个大腐败集团。
《投资者报》：既得利益者一旦形成一个阶层、一个集团，就很难改变了。
黄苇町：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改革的阻力。这些人的特点是：既不喜欢计划经济，也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下不能把占有的资源变现，市场经济下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想维持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状。既利用权力占有资源，又利用市场变现，并美其名曰 “中国模式”，这其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投资者报》：您的观点非常犀利，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就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黄苇町：对，所以要警惕。当然也不必悲观，因为中国有条件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努力打破这种阻力。其次，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中国进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意识在增强，公民要求平等、民主，追求公平正义。网络可以成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当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也在转变中。
《投资者报》：积极方向也有，但是也有很多消极的方面，比如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有许多陈旧的观点，包括对苏联解体的认识问题上，一些人还在极力维护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
黄苇町：现在这种观念不占多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这一套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来的，在苏联就不成功，更别说在中国。因为没有很好的制度，最后导致了很多的悲剧。邓小平讲得很好，我们现在对于苏联的认识，至少不能从改革开放初期和南方讲话再退回去。
《投资者报》：我曾经参加一个研讨会，一个俄罗斯学者说，在俄罗斯很少有人研究苏联解体问题，可是中国却又那么多人热衷探讨这个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黄苇町：因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最初就是照搬苏联那一套建立起来的，虽然现在改革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苏联模式的残余。研究苏联解体，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苏联问题和其他历史研究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中国要吸取苏共的执政教训，就要有更多的人研究，客观、科学地揭示苏共垮台的原因。如果中国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投资者报》：是不是说，中国研究苏联问题就是要“古为今用”？
黄苇町：我不讳言，研究苏联就是要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中国的许多问题至今和斯大林模式有联系。
前不久，俄共召开“八一九”二十周年研讨会，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斯大林是正确的，苏联模式没有什么错误；第二，为什么垮台？因为没有把意识形态管好，在危机关头没有动员群众走上街头。所以我始终认为，俄共如果不转变思维方式，还会继续被边缘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共产党还有54万党员，可是到现在只剩下15万了，而且平均年龄60岁。
特约撰稿人 马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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