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改”隐忧渐显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改革,利益,收入差距
- 发布时间:2012-03-12 14:48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年来，“大国崛起”、“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等新词为官方和部分专业人士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一些对现状持理性批判态度的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则不无忧虑的注意到，中国的改革步伐正在呈放缓趋势，改革在一些领域甚至停滞不前，“富而不改”的问题正在日益突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如是感叹：已不可能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深化改革了。
“富而不改”存隐忧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GDP年均增长9.8%，13亿多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
“先富带后富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者只会越来越富，虽然客观上具有创造就业，税收的效果，但主观上不可能存在雷锋式的先富帮后富。”刘福垣现在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他长期关注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他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富而不改”应该主要指先富的人群。
国务院参事、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金融、能源、铁路、电信、医疗等领域的改革迟迟推不动，主要就是依靠垄断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太大。
事实上，各界一致认为，目前深化改革最主要的阻力就是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因为改革已不仅仅是30多年前面临的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了，而是“蛋糕怎么分将直接影响到蛋糕能否继续做大”。有学者曾对此有生动的形容，改革已到“刺刀见红”之时。
对于既得利益群体与低收入人群的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博士曾做一个具体的调查研究，这一研究显示，“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可能是造成当前巨大收入鸿沟的主因。
王小鲁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也低估了收入差距。“我推算的2008年居民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灰色收入为5万亿元。在分布上，我的结论很明确：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80%以上都集中在占城镇家庭20%的高收入居民。”王小鲁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在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占了很大的部分。这与腐败、垄断、寻租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不善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关系极大，说明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土地、资源管理等多方面制度是有严重缺陷的。”
刘福垣指出，现在很多全民资产都在国有企业里运行，其租、息、利落入少数人手中，广大老百姓作为名义上的产权所有者得不到任何收益，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全民资产由谁经营，谁就向全民资产管理机构交息交租，这些利息和租金就是社会保障基金，专款专用。”
据刘福垣粗略计算，目前全国公有资产规模达300多万亿，如果按3%的利息计算，一年就是9万亿。如果把这些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可以很好地解决社保、医疗、教育、退休的问题，由此打消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倒逼改革
与国家富裕并存的是“民穷”。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度，财政收入达10.37万亿元，增长24.8%，GDP增长9.2%。相关数字在1996年分别是：财政收入 7400 万元，GDP 总量 7.1 万亿，当年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10.4%。换言之，15 年来，中国 GDP 的年均增速约 9.8%， 而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约 18.8%，GDP总量增加了 5 倍 ， 财政收入却增加了 11 倍。
长期关注财政问题的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认为，政府还有巨额的预算外收入，每年预算内外的全部政府实际收入占到国民收入的34%，有些年份已经超过37%~38%。政府支出，即党政公务以及行政性事业支出2007年大概在38%~39%，这个比例对于整个财富转移和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影响特别大。
“政府收入快速上升压缩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最近10年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急剧走低，从200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7%，降幅达15个百分点。这源自居民消费比重的下降，其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降至2010年的34%以下。
另据统计局收入法GDP数据，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6.4个百分点；据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2000~2008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
王小鲁认为，“居民消费仅仅占一国GDP的三分之一，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的同时，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却没有得到同步增长。在国内消费不能同步增长的情况下，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无法被充分吸收，导致投资效率下降、产能持续过剩”。
刘福垣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还属于低收入国家，至少80%的中国居民还远未富裕，他心目中的中等收入水平标准是吃穿不愁，年收入剩余达到50%。
他告诉《投资者报》，以人均GDP计算，中国目前是4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9800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在95位，与1949年的排名相似。中国人还远远没有富裕，然而继续改革的动力似乎面临衰竭的危险。
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翻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没有哪一次改革是政府主动的改革，最显著的例子是洋务运动、晚清君主立宪制改革，也包括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每一次都是形势逼出来的。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晚清时期有一定相似性，都是威权主导下的改革，这种体制下，只要当政者觉得日子过得还可以，他是不愿意改的，何况改革本身还有一定的风险。”
事实上，反观30余年的改革历程，无论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还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包括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的国企大规模转制。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最主要还是现实困境的逼迫。
保育钧长期为民营企业呼吁“国民待遇”。他曾经无奈的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打破垄断，市场公平准入的改革，不能指望政府的“新36条”等政策，只能靠经济困境的倒逼。经济形势不那么好了，国家对民营企业反而会放得更开。“因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更有活力。”
刘福垣3月7日告诉《投资者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在于城市的“农民工”和农民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从而向政府及垄断部门施加改革的压力。他认为，改革之所以推不动就是因为这些弱势群体“施加的压力还不够，改革只能以时间换空间。”
底层声音不够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推进体制改革、协调贫富矛盾的前提，这一点已经成为官方和经济学界的共识。普遍的共识是，经济增长一旦大幅下滑，首先受到冲击的将是资产较少、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低收入人群。若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将更加激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不再提保八，同时认为7.5%的增长率是必须达到的目标。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似乎风景独好，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受到全球经济景气的影响。
中国商务部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指出，2011年进出口增速同比2010年略有回落，报告同时预计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可能有所回落。
海关总署公布的2011年12月中国进出口单月数据显示，当月中国进出口额332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1747.2亿美元，增长13.4%；进口1582亿美元，增长11.8%。进出口增速双双降至两年多的最低点。
出口高增长不再，2009年启动的四万亿投资带来的恶果逐渐显现，“扩大内需”由此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正如王小鲁的研究所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多年来持续下降。此时如果单纯地“扩大内需”，显然很难有成效。
在社会领域，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悄然升级。对群体性事件保持长期关注与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归纳为三点：首先，事件参与者的诉求明显朝向抽象的不满情绪发展，可能演变为价值观冲突。其次，网络传播使事件影响加大并吸引更多参与者，事件性质不排除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第三，各领域深层次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在地域上表现为全国扩散。
刘福垣认为，各种深层次改革不能推进，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底层的声音不够，对抗垄断利益集团的工人、农民阶层还没有强大起来。“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农民是当下改革诉求最强烈的群体，但他们不能组成农会，集中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进城务工了，就应该是产业工人，要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所谓农民工实际还是对农民的一种歧视”，刘福垣对《投资者报》记者说，现有的体制导向并未摆脱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的小农思想。
马勇也认为，“中国当前的改革压力大不大取决于主政者对于压力的感受，这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什么时候到了主政者意识到不改革不行了，改革才能继续推动。”
《投资者报》记者 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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