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坛下的索罗斯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索罗斯,投资
- 发布时间:2012-03-12 16:18
周末，他家里总会来些很有意思的人，有哲学家、文学家、小提琴手、画家、教授、留学生等等，没有商人；
床上，摆着很多有关哲学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书桌上有小说、诗歌，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
睡觉时，他常抱着一个蓝边的非常卡通的枕头，枕头上绣着粉字，写着“人人都想要我的钱”；
他常讲一句话，“冥思中的我是永恒的”；
他觉得自己是上帝派到人间执行历史使命的人；
……
你一定以为他是位学者或哲学家，其实不然，他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金融大鳄”。
是的，正是乔治？索罗斯。只不过，这并非你常见的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索罗斯，而是与之“神交”29年的人所感受到的“索罗斯”，神坛下的他，只是个“平凡人”。
29年前，梁恒与前妻合著的《革命之子》出版，索罗斯读罢此书，通过编辑找到梁恒，一个中国人与索罗斯的奇缘就此开始。
多数人津津乐道于索罗斯的赚钱之道，往往忽略了他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对其成功的助力，《投资者报》独家专访梁恒，恰恰试图探寻这背后的因素。
平日里，索罗斯称梁恒为“梁”，梁恒则称索罗斯为“哲王”。梁恒认为，索罗斯虽然自嘲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但哲学不仅是他的爱好，而且是其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是，在思想的自由世界里，索罗斯是个孤傲的老头儿。
一份中国人给犹太人的“寿礼”
《投资者报》：索罗斯知道你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梁恒：这本书是为索罗斯80大寿准备的。有一次，索罗斯的小儿子，也就是他第五个孩子问我在忙什么，我说要写一本关于索罗斯和中国的书。他的小儿子和我玩得最好，他建议我，应该也写写他，写写我和他们家的故事，这帮助我进一步思考书的架构。
全世界关于索罗斯的投资、金融理念、金融模式、哲学思想、慈善活动有大量的书，而且我相信，之后还会继续出现，因为他和巴菲特是不可复制的。但上天恩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成为他的好朋友，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神坛下的索罗斯是什么样。
我要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灵魂深处的索罗斯，是外人不知道的索罗斯，他决策、谋断后面的心理反应或情绪表现是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向世人展示出来。
2009年我开始动笔。本想作为他80大寿的礼物，结果到生日那天还没准备好。生日当天，我对索罗斯说我在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书。当他知道书有四十多章时很惊讶，问，“有那么多可写的吗”？我说，都是些小故事，但确实是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他说：“Very good，I am glad for you。”
写作过程中，我刻意不让书有他的影子。
其一，这不是索罗斯授权让我写的书，这是我自己的书；其二，书里面，我敬仰他的地方，用敬仰的笔调写，批评他的地方，用批评的笔调写，我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索罗斯，是我零距离看到的索罗斯。
一个“不回家”的索罗斯
《投资者报》：你说自己要还原神坛下的索罗斯，那么在你看来，他的深层次性格是怎样的？
梁恒：他是个矛盾的结晶体，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另一方面却慈悲众生，慷慨解囊，宛然一个热血慈善家形象。他有热血的一面，也有冷血的一面。比如，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是不能动感情的，不能和任何人有私交，或者在处理事务中把私人感情带进去。
《投资者报》：这和巴菲特完全不一样。
梁恒：对，他完全刻意和人保持距离，他在公司中只和几个合伙人及操盘的经理对话，其他一个都不认识，即使在年度酒会上，他也是说完几句话便离开。他和任何人都保持这种距离，甚至包括和他工作最久的财务总监退休时都很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来，乔治没有让我走进他的感情世界一步，我总是被拒之门外。”
索罗斯冷漠的一面是他刻意经营出来的。在他看来，有了这种距离，就能做到该断则断，可以翻脸。在跟人相处上，他认为都是利益的分配，不管是短期的战术结盟还是长期的战略结盟，大家都是商人；在事业上，他严格执行自己说的，在金融市场挣钱没有道德可言，因为客户信任他，把钱给自己管理，给客户创造更多的利润回报是最关键的，至于其他的，不会想太多。
另一方面，他又慈善为怀。他的自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消化系统，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上不断挣钱，另一方面又把钱捐出去，几十年如一日，平均每年捐赠5亿美元。
《投资者报》：生活中，索罗斯对商人很排斥，他曾说，自己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股市里的人泡在一起，因为很乏味，他觉得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远比和商人在一起更自在，你怎么看？
梁恒：是。正因为这样，他没有朋友，他每个周末家里总是会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人，这些人没有做生意的，全是哲学家、文学家、小提琴手、画家、教授、留学生等，他通过跟这些人交往获得精神资源。
他觉得自己是上帝派到人间执行历史使命的人，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刻意追求要成为世界领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公众人物。他无时无刻不在发表自己的思考，包括对社会、国际金融市场、政治、外交的看法。
很显然，他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所以他的婚姻，他自己也承认很失败。
他的第一任太太，喜欢过隐居、安静的生活，而索罗斯要做公众人物，两个人的性格非常不合，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没有时间教育孩子。有一次，小女儿出走，他都没有想着去把她找回来，这很伤第一任太太的心，成为他们离婚的导火线。
第二任太太的时候，尤其在她生第一个小孩时，索罗斯有点像回家的人了，然而，时间一长，他又要追求其崇高理想去了，又开始马不停蹄。第二任太太的两个小孩，他几乎没有管过，所以他第五个儿子，也就是劝我写书的儿子，对他的意见很大。
真正的索罗斯是“哲学的金融家”
《投资者报》：刚才你讲了索罗斯对金融、慈善、同事、家庭的一些态度，这些细节从某种层面上折射出他的部分内心世界，他的这种性格从何而来？
梁恒：索罗斯不是偶然的天才，是必然的天才，必然性从哪里来？性格决定命运，他的性格特点，这么多年通过我的观察和总结，我觉得有三个。
第一，13岁左右，他生活在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恐怖环境中。为了保护全家，他父亲给每个人做了假身份证，索罗斯被送到很远的一个朋友家住。有一天，他一个人到外面散步，出去时，没看到德国士兵的关卡，回来时才看见。索罗斯后来说，那一次，他在生死线上走了一趟。虽然过关卡时，索罗斯很镇定地微笑着向纳粹士兵打招呼，亮身份证，最终过了关卡，但他说他“吓得尿都快出来了”。
在那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情况下，他总是防范别人的侵犯。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自然形成了高度的对外警觉。
其二，17岁时，索罗斯去伦敦经济学院深造。他说那是他人生最悲哀、最黑暗的时期。
周围的英国人都看不起这样的一个匈牙利留学生，他没有钱，打过各种各样的工，比如游泳池救生员、餐馆服务员、在铁路上背箱子、修水管等，只要能挣钱都去做。在最底层煎熬的索罗斯，受到冷漠的社会和学校的排斥，这让他伤透了心。他很长时间没有女朋友，很苦恼，甚至在伦敦海德公园门口，等着看有没有机会和女孩子谈上话。
在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学哲学，我自己能感觉到，他很孤寂，很黑暗，在冥思中，一个人在思想的隧道里漫游。不像学新闻的人性格比较开朗，学哲学的人很孤傲，这造就了他后来的性格。
我到他家第一次看到他，觉得他好孤独，像莫扎特的音乐，欢快的乐章中带有丝丝凄凉，他的房间，有世界地图，床上枕头旁边全摆的是哲学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问他为什么看这些书，他说这些人改变了人类的进程；办公桌上有小说、诗歌，看书他还会做笔记；听古典音乐，他看起来真不是一个金融家和赚钱的大鳄鱼，但那是他自娱自乐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孤寂的，别人是进不去的。
索罗斯从来没有放弃对哲学的追求，虽然他常常自嘲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但他坚定不移地在孤寂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因为学术界不太承认他，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他说，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自己一定能写一本书，让后来的人从中得到一些经验。他常说，不是把物质财富留给后人，而是精神财富。“冥思中的我是永恒的”，这是他的生命观。什么是真正的索罗斯？真正的索罗斯是一个哲学的金融家，哲学的慈善家。
真正的索罗斯是个平凡人
《投资者报》：你刚才讲到，索罗斯自小对人警惕、排斥，这造就了他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性格，你是怎么消弭这种距离的？
梁恒：我觉得只能用两个字概括：奇缘。
索罗斯看了《革命之子》后，想结识我，他在我的人生路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这本书只是个契机，另外他也想在陌生的中国做事，需要找一个拐杖，我是他的拐杖，要给他设计如何参与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事业。但是我们最终成为无所不谈的私人朋友，有那么两三件事情奠定了基础。
第一件是我们认识不久的一个圣诞节，索罗斯和他第二任夫人邀请我们去看芭蕾舞，看完后去吃饭，过程中账单递过来了，我很本能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沓脏兮兮的钱付账。这个动作让他太太和我太太都发脾气，她们说，和索罗斯吃饭，你怎么付钱？她们说我很愚蠢。但索罗斯微笑着说：“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梁请我吃饭，我高兴。”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普通人，而不是把他当做有钱人。
第二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想去索罗斯的祖国匈牙利考察，索罗斯让我操办。结束后我向他汇报工作，我从自己的黄包包里掏出用报纸包的两万元美元，放在桌上，我说这是剩下的钱。他当时看看我，又看看钱，笑着说，梁，你是好孩子。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他说经办人的诚实胜过任何票据。这次，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信任。
第三件事情是我和前妻离婚，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我给索罗斯打电话，他从家里赶来，我把前妻的信给他看了，他幽默地说，这是多好的文笔呀，你应该留下来，写得多好呀。我告诉他，离婚没有关系，但是她的爸爸妈妈对我太好了，我掉了眼泪。索罗斯严厉地说，他们好，你就一辈子记住，但不要哭。他说，婚姻是追求幸福的表现，你和她的婚姻关系是一种交易。我很吃惊，因为我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怎么能说婚姻是种“交易”。但他分析说，邓小平批准你们结婚，你们到了美国，你有机会在这里发展，而她认识你丰富了她的人生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作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吗，只要分配合理，大家高高兴兴地分手。
我很反感，我觉得他很冷，心很硬，就懒得理他，后来，他给我出主意，晚上去他家，别回去了，我同意了。但在去吃饭的路上，他突然一回头说，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钱，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我本能地说，哲王，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住五星级酒店，但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吃扬州炒饭，我不要你的钱。他看着我，微笑，什么都没说，拍拍我的肩回去了。
索罗斯其实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不平凡”是他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一言九鼎，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片净土，他像平凡人那样，需要交诚实、无功利观、与金钱没有关系的一个朋友，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
希望中国出现有文化的投资族群
《投资者报》：你一直在做索罗斯的中国顾问，索罗斯最近对中国经济怎么看？
梁恒：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充满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将来的发展速度和力度会超过所有人的预想。但为这个经济输血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还处在成长期，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索罗斯认为，最合理的市场是自由经济和政府监管，但中国目前这两个方面都达不到，今天金融市场不是自由开放的，而且政府监管不是为了长治久安，而是出了事搞救火队，这不能稳定市场。
所以他提出两点，第一，大力建设金融规章制度很重要，而且要基于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监管的架构上来健全游戏规则；第二，他真正想看到一批有文化底蕴的投资人，只盯着短期的赚钱，这对整个市场长期的发展活力没有好处，但是有文化内涵的投资人，有人文关怀，有道德标准，这样的人参与市场，市场就不会出现看不清楚的混乱。
所以他希望中国一方面完善机制，另一方面出现有文化的投资族群。■
《投资者报》记者 邓妍 岳永明
……
床上，摆着很多有关哲学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书桌上有小说、诗歌，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
睡觉时，他常抱着一个蓝边的非常卡通的枕头，枕头上绣着粉字，写着“人人都想要我的钱”；
他常讲一句话，“冥思中的我是永恒的”；
他觉得自己是上帝派到人间执行历史使命的人；
……
你一定以为他是位学者或哲学家，其实不然，他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金融大鳄”。
是的，正是乔治？索罗斯。只不过，这并非你常见的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索罗斯，而是与之“神交”29年的人所感受到的“索罗斯”，神坛下的他，只是个“平凡人”。
29年前，梁恒与前妻合著的《革命之子》出版，索罗斯读罢此书，通过编辑找到梁恒，一个中国人与索罗斯的奇缘就此开始。
多数人津津乐道于索罗斯的赚钱之道，往往忽略了他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对其成功的助力，《投资者报》独家专访梁恒，恰恰试图探寻这背后的因素。
平日里，索罗斯称梁恒为“梁”，梁恒则称索罗斯为“哲王”。梁恒认为，索罗斯虽然自嘲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但哲学不仅是他的爱好，而且是其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是，在思想的自由世界里，索罗斯是个孤傲的老头儿。
一份中国人给犹太人的“寿礼”
《投资者报》：索罗斯知道你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梁恒：这本书是为索罗斯80大寿准备的。有一次，索罗斯的小儿子，也就是他第五个孩子问我在忙什么，我说要写一本关于索罗斯和中国的书。他的小儿子和我玩得最好，他建议我，应该也写写他，写写我和他们家的故事，这帮助我进一步思考书的架构。
全世界关于索罗斯的投资、金融理念、金融模式、哲学思想、慈善活动有大量的书，而且我相信，之后还会继续出现，因为他和巴菲特是不可复制的。但上天恩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成为他的好朋友，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神坛下的索罗斯是什么样。
我要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灵魂深处的索罗斯，是外人不知道的索罗斯，他决策、谋断后面的心理反应或情绪表现是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向世人展示出来。
2009年我开始动笔。本想作为他80大寿的礼物，结果到生日那天还没准备好。生日当天，我对索罗斯说我在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书。当他知道书有四十多章时很惊讶，问，“有那么多可写的吗”？我说，都是些小故事，但确实是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他说：“Very good，I am glad for you。”
写作过程中，我刻意不让书有他的影子。
其一，这不是索罗斯授权让我写的书，这是我自己的书；其二，书里面，我敬仰他的地方，用敬仰的笔调写，批评他的地方，用批评的笔调写，我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索罗斯，是我零距离看到的索罗斯。
一个“不回家”的索罗斯
《投资者报》：你说自己要还原神坛下的索罗斯，那么在你看来，他的深层次性格是怎样的？
梁恒：他是个矛盾的结晶体，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另一方面却慈悲众生，慷慨解囊，宛然一个热血慈善家形象。他有热血的一面，也有冷血的一面。比如，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是不能动感情的，不能和任何人有私交，或者在处理事务中把私人感情带进去。
《投资者报》：这和巴菲特完全不一样。
梁恒：对，他完全刻意和人保持距离，他在公司中只和几个合伙人及操盘的经理对话，其他一个都不认识，即使在年度酒会上，他也是说完几句话便离开。他和任何人都保持这种距离，甚至包括和他工作最久的财务总监退休时都很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来，乔治没有让我走进他的感情世界一步，我总是被拒之门外。”
索罗斯冷漠的一面是他刻意经营出来的。在他看来，有了这种距离，就能做到该断则断，可以翻脸。在跟人相处上，他认为都是利益的分配，不管是短期的战术结盟还是长期的战略结盟，大家都是商人；在事业上，他严格执行自己说的，在金融市场挣钱没有道德可言，因为客户信任他，把钱给自己管理，给客户创造更多的利润回报是最关键的，至于其他的，不会想太多。
另一方面，他又慈善为怀。他的自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消化系统，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上不断挣钱，另一方面又把钱捐出去，几十年如一日，平均每年捐赠5亿美元。
《投资者报》：生活中，索罗斯对商人很排斥，他曾说，自己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股市里的人泡在一起，因为很乏味，他觉得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远比和商人在一起更自在，你怎么看？
梁恒：是。正因为这样，他没有朋友，他每个周末家里总是会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人，这些人没有做生意的，全是哲学家、文学家、小提琴手、画家、教授、留学生等，他通过跟这些人交往获得精神资源。
他觉得自己是上帝派到人间执行历史使命的人，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刻意追求要成为世界领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公众人物。他无时无刻不在发表自己的思考，包括对社会、国际金融市场、政治、外交的看法。
很显然，他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所以他的婚姻，他自己也承认很失败。
他的第一任太太，喜欢过隐居、安静的生活，而索罗斯要做公众人物，两个人的性格非常不合，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没有时间教育孩子。有一次，小女儿出走，他都没有想着去把她找回来，这很伤第一任太太的心，成为他们离婚的导火线。
第二任太太的时候，尤其在她生第一个小孩时，索罗斯有点像回家的人了，然而，时间一长，他又要追求其崇高理想去了，又开始马不停蹄。第二任太太的两个小孩，他几乎没有管过，所以他第五个儿子，也就是劝我写书的儿子，对他的意见很大。
真正的索罗斯是“哲学的金融家”
《投资者报》：刚才你讲了索罗斯对金融、慈善、同事、家庭的一些态度，这些细节从某种层面上折射出他的部分内心世界，他的这种性格从何而来？
梁恒：索罗斯不是偶然的天才，是必然的天才，必然性从哪里来？性格决定命运，他的性格特点，这么多年通过我的观察和总结，我觉得有三个。
第一，13岁左右，他生活在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恐怖环境中。为了保护全家，他父亲给每个人做了假身份证，索罗斯被送到很远的一个朋友家住。有一天，他一个人到外面散步，出去时，没看到德国士兵的关卡，回来时才看见。索罗斯后来说，那一次，他在生死线上走了一趟。虽然过关卡时，索罗斯很镇定地微笑着向纳粹士兵打招呼，亮身份证，最终过了关卡，但他说他“吓得尿都快出来了”。
在那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情况下，他总是防范别人的侵犯。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自然形成了高度的对外警觉。
其二，17岁时，索罗斯去伦敦经济学院深造。他说那是他人生最悲哀、最黑暗的时期。
周围的英国人都看不起这样的一个匈牙利留学生，他没有钱，打过各种各样的工，比如游泳池救生员、餐馆服务员、在铁路上背箱子、修水管等，只要能挣钱都去做。在最底层煎熬的索罗斯，受到冷漠的社会和学校的排斥，这让他伤透了心。他很长时间没有女朋友，很苦恼，甚至在伦敦海德公园门口，等着看有没有机会和女孩子谈上话。
在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学哲学，我自己能感觉到，他很孤寂，很黑暗，在冥思中，一个人在思想的隧道里漫游。不像学新闻的人性格比较开朗，学哲学的人很孤傲，这造就了他后来的性格。
我到他家第一次看到他，觉得他好孤独，像莫扎特的音乐，欢快的乐章中带有丝丝凄凉，他的房间，有世界地图，床上枕头旁边全摆的是哲学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问他为什么看这些书，他说这些人改变了人类的进程；办公桌上有小说、诗歌，看书他还会做笔记；听古典音乐，他看起来真不是一个金融家和赚钱的大鳄鱼，但那是他自娱自乐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孤寂的，别人是进不去的。
索罗斯从来没有放弃对哲学的追求，虽然他常常自嘲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但他坚定不移地在孤寂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因为学术界不太承认他，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他说，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自己一定能写一本书，让后来的人从中得到一些经验。他常说，不是把物质财富留给后人，而是精神财富。“冥思中的我是永恒的”，这是他的生命观。什么是真正的索罗斯？真正的索罗斯是一个哲学的金融家，哲学的慈善家。
真正的索罗斯是个平凡人
《投资者报》：你刚才讲到，索罗斯自小对人警惕、排斥，这造就了他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性格，你是怎么消弭这种距离的？
梁恒：我觉得只能用两个字概括：奇缘。
索罗斯看了《革命之子》后，想结识我，他在我的人生路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这本书只是个契机，另外他也想在陌生的中国做事，需要找一个拐杖，我是他的拐杖，要给他设计如何参与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事业。但是我们最终成为无所不谈的私人朋友，有那么两三件事情奠定了基础。
第一件是我们认识不久的一个圣诞节，索罗斯和他第二任夫人邀请我们去看芭蕾舞，看完后去吃饭，过程中账单递过来了，我很本能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沓脏兮兮的钱付账。这个动作让他太太和我太太都发脾气，她们说，和索罗斯吃饭，你怎么付钱？她们说我很愚蠢。但索罗斯微笑着说：“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梁请我吃饭，我高兴。”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普通人，而不是把他当做有钱人。
第二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想去索罗斯的祖国匈牙利考察，索罗斯让我操办。结束后我向他汇报工作，我从自己的黄包包里掏出用报纸包的两万元美元，放在桌上，我说这是剩下的钱。他当时看看我，又看看钱，笑着说，梁，你是好孩子。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他说经办人的诚实胜过任何票据。这次，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信任。
第三件事情是我和前妻离婚，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我给索罗斯打电话，他从家里赶来，我把前妻的信给他看了，他幽默地说，这是多好的文笔呀，你应该留下来，写得多好呀。我告诉他，离婚没有关系，但是她的爸爸妈妈对我太好了，我掉了眼泪。索罗斯严厉地说，他们好，你就一辈子记住，但不要哭。他说，婚姻是追求幸福的表现，你和她的婚姻关系是一种交易。我很吃惊，因为我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怎么能说婚姻是种“交易”。但他分析说，邓小平批准你们结婚，你们到了美国，你有机会在这里发展，而她认识你丰富了她的人生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作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吗，只要分配合理，大家高高兴兴地分手。
我很反感，我觉得他很冷，心很硬，就懒得理他，后来，他给我出主意，晚上去他家，别回去了，我同意了。但在去吃饭的路上，他突然一回头说，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钱，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我本能地说，哲王，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住五星级酒店，但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吃扬州炒饭，我不要你的钱。他看着我，微笑，什么都没说，拍拍我的肩回去了。
索罗斯其实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不平凡”是他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一言九鼎，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片净土，他像平凡人那样，需要交诚实、无功利观、与金钱没有关系的一个朋友，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
希望中国出现有文化的投资族群
《投资者报》：你一直在做索罗斯的中国顾问，索罗斯最近对中国经济怎么看？
梁恒：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充满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将来的发展速度和力度会超过所有人的预想。但为这个经济输血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还处在成长期，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索罗斯认为，最合理的市场是自由经济和政府监管，但中国目前这两个方面都达不到，今天金融市场不是自由开放的，而且政府监管不是为了长治久安，而是出了事搞救火队，这不能稳定市场。
所以他提出两点，第一，大力建设金融规章制度很重要，而且要基于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监管的架构上来健全游戏规则；第二，他真正想看到一批有文化底蕴的投资人，只盯着短期的赚钱，这对整个市场长期的发展活力没有好处，但是有文化内涵的投资人，有人文关怀，有道德标准，这样的人参与市场，市场就不会出现看不清楚的混乱。
所以他希望中国一方面完善机制，另一方面出现有文化的投资族群。■
《投资者报》记者 邓妍 岳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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