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

　　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其皇皇巨著《大萧条》中说道：“要阻止衰退，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阻止繁荣”。

　　衰退与繁荣，生来一对，就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谷期的时刻，中国也未能幸免。

　　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持续高速行驶的中国经济列车终于也要慢下来进行一番休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定为7.5%。这是GDP增速预期八年来首次低于8%。

　　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走的却是一条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巨大。

　　长期以来，“保增长”与“抗通胀”、快速发展与保证质量、注重效率与保持公平的矛盾一直“纠缠”着中国经济，单纯追求GDP与盲目跃进的发展模式遭到普遍诟病，政府层面调低目标显示了“调结构、促转型”的决心，将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

　　虽然预期向好，但现阶段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三匹马”均不“给力”，投资方面，量化的刺激计划将不会再出台，“四万亿”所发挥的效应正逐渐消散；外需方面，更是持续萎缩，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还在为债务危机苦苦挣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的外贸增长预期定为10%，而2011年的外贸增长为22.5%，下滑巨大。就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外贸出现了315亿美元的巨额逆差，为近10年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值。加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有学者甚至预计今年外需对GDP增长的动力很可能为负。

　　消费方面，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细观当下的中国经济，物价上涨压力依然严峻，偌大的农村市场仍然未能开发，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依然没有实现同步，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完善，提振内需的工作艰巨而又迫切。

　　“繁荣的背后即是隐忧”，长期的高速运转忽略了结构调整，和提振内需。“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正逐渐收尾，在外需持续萎缩而内需依然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局，而习惯了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又如何平衡速度与质量之间的矛盾？

　　不过，换而言之，增速放缓也是一次机遇，同时也为调整与改革提供了空间。增速放缓会带来哪些影响？如何转型升级？未来中国经济的动力在哪里？《英才》杂志诚邀经济学界知名学者探讨以上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谋划未来。

　　民间金融“阳光化”

　　采访对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曹凤岐

　　G D P增速目标连续八年都是8%，今年中央将增速目标调到7.5%，传递出的信号是，中国经济工作的中心将重点转向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之前大量耗费资源能源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适度降低速度，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空间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对于外来的增长预期，我认为今年肯定是放缓的，但是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如果结构调整得好，适当调低速度，还是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平稳快速发展。

　　从全球来看，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例如巴西的增长速度大概在2%左右，印度则下降至5%—6%，中国还将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暂时的下滑只是短期的波动，未来几年仍然会高速发展。

　　调结构虽然意义重大，但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发展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将不可避免的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非常艰难。首先，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的是高投入的增长模式，巨额的货币投入和资源耗费至今没有发生变化；其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4%，与9.2%的GDP增速没有实现同步，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此今后，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未来的增长动力，我认为第一要发展新兴产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调结构的突破口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与否的标识，欧美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0%—80%，中国在40%左右，因此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第二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将提振内需，促进消费，过去中国经济偏重于工业化进程，今后要加强城镇化率的提升。同时，要提高居民消费总水平，并且努力解决国民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服务当地的中小金融机构，有关部门要更多地采用疏导和帮扶的政策和心态解决此类问题，要合理规范民间借贷，使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正规化”。资本市场上，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中小板上市。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谢泽锋

　　仍是投资拉动

　　采访对象/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经济部主任 冯幽兰

　　7.5%的增速目标位还是很合理的。根据“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年均GDP增速应为7%，所以尽管今年的目标是7.5%，低于去年的8%，但其仍高于7%的预计平均值，所以这个目标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认为这一调整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一目标只是一个下限，7.5%的增长速度足以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保障就业。此外，历年来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往往会高于设定的标准，而今年也没有例外的迹象。

　　作为一个过去多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的经济体，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更成熟、更发达、更高级的阶段，所以现在稍稍放下步伐、回过头来检视一下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是很正常的，政府需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

　　在货币政策方面，鉴于先前温家宝总理提出要继续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且防控通货膨胀仍然是其核心目标，所以我认为今年的货币政策与2011年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为实现平稳过渡，我认为有三点是中国政府需要去做的。

　　第一，大力发展服务行业。中国人口庞大，每年有数百万的人口涌入劳动市场，所以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创造工作岗位，否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极低，但其人口占比却是最大的。因此，加大对服务行业的投入，一方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能使服务行业为GDP增长贡献更多的力量。

　　第二，鼓励创新，投资科技领域。当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时，政府或许可以只关注生产，但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向成熟，那就需要政府加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

　　第三，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促使人们开始消费？这就需要政府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使他们不担心未来。当人们可以享受到足够的保障、看病可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拿出存款来消费，那时中国经济就会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就2012年而言，投资仍会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阶段人民的消费能力还有待提升，且中国人口庞大，政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让社会保障关照到每一个人。投资是一个开始，政府需要时间，我们需要等待。

　　采访整理/胡伟凡

　　结构性减税增税

　　采访对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适度调低目标是要传递一种导向信号，是要将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定为“好字当头”，0.5%的回调是要强调增长质量和提高经济效益，要把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结构上来，这是在考虑到国际大环境的基础上做的主动调整。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有两方面，从物的角度讲，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讲，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生产力。结构上更看重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调结构的突破口，因此要从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支持。

　　如果结构调整的好，改革释放出强有力的动力，我预计今后中国经济将维持在7%左右的速度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于改革，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让经济手段更好的发挥作用，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政府与市场的界定要更加清晰，政府部门的作用要与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优胜劣汰实现良性结合；国有企业要定位更加合理化，同时继续深化改革，消除过度的垄断体制，特别在竞争性行业要有所改造，推行股份制。

　　财政对经济转型的助推力，体现在政策上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在优化结构方面，财政手段必须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主线来发挥自己的政策功能。

　　如何做？我认为首先，要运用公共财政的可用资金，促进新农村建设，支持“三农”工作，做好一系列政策要点的贯彻和落实。

　　其次，在改进民生方面，必须呼应发展中间矛盾凸显的社会诉求，更加关注民众关切的保障房建设，新医改和教育问题，努力实现本届政府承诺的任期内教育投入达到GDP4%的目标。

　　再次，在创新方面别无选择，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道路，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增长方式。财政方面要有区别对待的，重点支持企业层面的研发活动和国家重大的创新事项。

　　同时，创新财税体制，优化财税改革，给企业注入更多活力。

　　对于结构性减税，进口环节的关税，有关部门已经排列了600多个产品品目的一览表，2012年要实施降低关税的措施。另外2011年已经在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层面给予了结构性减税的优惠和实施细则，同时一如既往的以税收优惠支持企业研发活动。今年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实事做实，提供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带有结构性增税色彩的“私人税”改革和房产税改革试点的任务，要更好的倾听社会各个方面的诉求，尽可能形成可行的方案。必须提高透明度，引入公共资源配置的绩效导向，财政资金，政府财力，政府公共管理要坚定不移的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谢泽锋

　　调结构更迫切

　　采访对象/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 刘煜辉

　　未来的5—10年，中国经济可能会下一个台阶，这与全球经济的大周期有关。从全球来讲，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对过去30年黄金发展期的一个终结。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依托前期的科技和信息进步，网络信息革命带动了全球化进程，特别在“30年周期”的最后十年，基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订单需求，跨国公司凭借高超的资本手段迅速在全球进行搜索，寻找最优的要素价格地区，在当地进行生产，然后进行全球分配，跨国公司进行了全球供给链的重构。

　　这期间，作为低要素价格的经济体，中国一下子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凭借庞大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对经济要素强大的指导能力，通过对土地、税收、环保政策、市场准入的调整，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优势，经济增长迅速。

　　这期间，中国占据了全球传统工业体系中40%的经济活动，不论中国生产的消费产品还是原材料的消耗都是非常庞大的，比如汽车、石油、铜等，汽车产量增速过快，2000—2010年中国消耗的原油增量占全球的40%—50%，铜则达到了80%。

　　机制改革红利方面，改革所积累的制度化红利，在经济急剧的扩张和体制的回潮中逐渐消散。同时，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导致的挤出效应，以及高税收造成的企业和个人负担，物价上涨和负利率时代的到来，导致的通胀效应逐年增加。

　　我认为，改革一定是存在倒逼机制的，全球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没有一定的外在压力是难以进行的。

　　以往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包括迅猛扩张、重复建设、大量资源浪费、收入不均等，总会被外部有利的因素所抵消掉。以分配结构为例，虽然中国的分配不均在深化，但经济的总量是越来越大，并且成长速度非常快，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其所得到的回报相比过去的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因此，中国一些原有的矛盾没有凸显出来，这造成内部的改革动力趋弱或是改革的迫切性不强。

　　现在，内外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自身的过度扩张和资源配置所引发的政府债务累计、分配结构不均、产能过剩、通胀压力等负面效应逐步暴露出来，这些负向因素不可避免倒逼政府部门进行改革。

　　综上，多方面导致中国经济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如果不做结构调整，不去消除体制和机制对内需提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中国潜在的增长率就会存在下移的风险。对于未来的结构调整，虽然千头万绪，但核心有三点，分别是：财政体制改革、企业改革，特别是垄断企业改革，以及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就是今后要以就业为先还是以增长为先？中央做了GDP增速目标的调整，意味着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天平出现了倾斜，今后调结构将放到比以前更加重要和迫切的位置。我认为，结构调整后才可能释放空间，来解决现有的机制对产业升级和内需提振的制约，单靠外部投入很难解决。如果调整的好，经历两到三年的冷却期，中国经济就会重新回到一个上升的通道。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谢泽锋

　　减少产业政策替代宏观调控

　　采访对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锋

　　决策层公布的GDP增长目标是一个对增长下限的估计。实际上GDP增速最好不要低于7.5%。原来许多年目标都是8%，但过去八九年实际增速平均都超过10%。因此这次调低可以理解为对增长预期的下限下调。

　　从经济学上讲，这一调整或与学术界对经济“潜在增速”的前景争论有关系。经济学概念中“潜在增长速度”与“实际增长速度”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从长期来看每年实际增长速度是由潜在增长速度决定的，但是短期内，有可能会受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但实际增长速度不会长期偏离“潜在增长速度”。比如说，今年实际增长速度也有可能取决于其它的因素比如欧债危机等不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潜在增长速度”。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超过了10%。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依然有保持高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景，短期看潜在经济增速不会下降很多。

　　从经济周期看，经济增长速度好比一个人身高增长速度，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不可能永远那么快，有理由相信在某个年龄段以后就会开始放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潜在增速”下降是迟早的事。但现在不确定的是中国到底是处于18岁，20岁还是22岁哪个阶段。现在的宏观数据一些表现让从事研究的人认为经济增速可能正在放缓，但是放缓即便发生，也应当是一个逐步走低的很缓慢的过程。

　　在经济发展过程，应该重视宏观调控，减少行政干预，减少“产业政策替代宏观调控”的做法，同时加强汇率和利率的市场调节功能。

　　“十二五”期间我们还应该加强汇率制度的灵活性。简单的说，在中国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汇率管制过多，灵活性不够，政府很难管好货币，就难免有通胀和资产泡沫化的压力。

　　采访整理/樊融杰

　　真正提高城市化率

　　采访对象/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中央调低GDP增速目标，从内部看，速度降低了，可以留足空间进行改革，进行结构调整。另外，这样的调整更加接近事实，决策更加合理，一直以来遭到反对的“单纯追求GDP”的模式被抛弃了。

　　从外部看，目前的经济形势确实存在下行的趋势，外部经济形势的快速低迷加重了“二次探底”的风险。因此，这样的调整是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制订的。

　　我认为，今明两年的GDP增速可能是8%、7%，也不排除7%、5%的可能性。增速下滑首先会导致企业收入下滑，引起居民收入下降，同时财政收入中企业利润占比会出现萎缩。就业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高端人才就业压力会继续加大。

　　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首先，外部需求不会出现大的好转，美国危机和欧债危机仍然在继续加深，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很可能为负。中央预计今年的外贸增长为10%，但假设今年的人民币升值3%，加上欧美印发货币造成的通胀压力，以人民币计算的实际外贸增长率很可能为负。如今，全球国际贸易萎缩了将近60%，中国实际出口的增长率大幅度低于经济增长，进出口的比重是大大下降的。

　　其次，内需改革力度不足。内需疲软，外需下滑，导致GDP增速下降。

　　改革和调整全社会是有明确的一致共识，如果通过结构调整，通过体制改革，能够把内需释放出来，中国还有继续高增长的长期前景。

　　三大动力上，投资和出口是主变量，收入是GDP增长的因变量，收入和消费是增长的函数，消费从来都不是独立变量，因此没有收入就没有增长，如果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不变，收入差距仍然会继续拉大，老百姓有消费倾向，但没有消费购买力，如果不刺激内需，经济增速会持续下滑。

　　因此我认为，调整与改革要特别提振内需，开启内需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通过再分配体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调整再分配的关系，解决个人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

　　另一个是进行结构调整，发展战略方面，以往偏重工业化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因此要更加重视城市化，工业化提供供给，城市化提供需求，现在的问题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因此要继续大力调整城乡关系，调整城市化滞后与工业化超前的矛盾。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0%，但那是“假城市化”，是“伪城市化”，6.3亿城市人口中有2.9亿是农民工，真正的城市化要切实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如果城市化率提升，自然会提振需求。如果真正能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释放出来增长空间，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前景广阔。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谢泽锋

　　GDP与收入增长同步

　　采访对象/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姚景源

　　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所以适度调低增速目标，把主要的精力放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来，这是科学的做法。

　　2005年以来，中央的目标都是8%，但每年实际完成的是9%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14%，2008和2009年遇到金融危机，在那么严峻的情况下还是完成了9%以上。

　　今年调整到7.5%，我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给全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定要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到结构调整、结构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来，中国经济不要再去一味追求速度。

　　第二，也是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经济周期性，做的科学调整，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上还面临着需求缓慢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外部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也具有周期性，从去年开始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把增长速度适度下调是一种科学态度。

　　第三，国内局面复杂，物价仍处于高位，虽然预计今年CPI增速会有所回落，但还是不能乐观，经济增长速度适度下调，有利于稳定物价。

　　第四，这也显示了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更趋于科学，“十二五”规划中确定了7%的目标，今年调到7.5%也是与“十二五”规划的一个衔接。

　　对于调结构，我认为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从生产角度，要大力夯实农业基础，虽然农业八年大丰收，但基础还是不牢固，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要解决工业大而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就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只有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才能促进就业，才能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从需求的角度讲，一方面要稳定外需，但更重要的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消费，而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因此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到要做到两个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和GDP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2011年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GDP增长9.2%，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4%，还没做到同步。并且，8.4%是一个平均数，收入的差距仍然在拉大，因此还是要解决收入不平均的问题，特别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今年C P I定在4%，2011年也确定在4%，但是全年5.4%，今年物价上涨的压力总体上略低于去年，但不能盲目乐观，现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非常多，输入性通胀压力对中国时刻存在。另外，我们自身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主要的问题包括，农业基础薄弱，流通成本过高，市场秩序紊乱，还有垄断等非市场因素。

　　从宏观经济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四个方面：投入的增加，生产要素资源的改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资源配置的改善、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产业投入的增加。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期的临界点，前两个方面还是要坚持，但是后两个因素越来越重要，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更多的转向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谢泽锋

　　策划/本刊记者 谢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