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能说的秘密

　　“质疑”之后的“真相”，如你所愿吗？真相似乎永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韩寒，这个在公众视野中走红了10年的青年偶像，在农历春节之后的“代笔门”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质疑。而站在他对面的，是打假斗士方舟子。

　　事件伊始，大多数人不过是看看热闹罢了——插科打诨、煽风点火、打酱油……原本，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一切事件都是八卦。但是，随着韩寒的强势回应，整件事演变成强行“站队”：众多学者、作家、媒体纷纷表明态度，加入战团。

　　至此，这场风波似乎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口水战，它成了持不同观念者的一场文化交锋，涉及的问题包括公民的质疑权利、质疑和被质疑、阴谋论、言论自由、私权利的边界等等……

　　西方人将质疑视为一切知识的开始。而在中国，质疑的定义恐怕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成名要慢

　　主持人：究竟什么是质疑？质疑一定指向真相吗？

　　李海鹏：质疑本身，应该与理性、追问真相连在一起。质疑肯定要有证据，逻辑要准确，没有混淆、诡辩，不能做有罪推定，甚至不能人身攻击。任何一条出错，质疑就不成立。

　　质疑是件好东西，盲目迷信偶像、权威则是可怕的。质疑，最好是纯粹的质疑，不能演化成别的。

　　“如果质疑没有合理的方式，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比如，我走在路上，有人蹿出来说，“我觉得你不是人，你是一条狗”，那我只会觉得这是在侮辱我，而不是质疑我。

　　罗振宇：在互联网时代之前，质疑都是指向真相，依赖事实证据的。

　　对于一个媒体而言，质疑他人要有事实证据，不能仅凭间接证据，靠猜想质疑。但对一个公民而言，可以嘴上说说怀疑这件事，没人能告得了他。这就是个人和媒体的区别。

　　过去，我们的公领域、私领域的分界很清晰，现在则被完全打破。过去，大家只会讨论文人的笔墨官司，代笔这个事基本没人讲。因为，这是公开的秘密，不算是个问题。比如，很多领导的署名文章不一定是本人写的。但是，信息社会不是这样。互联网正在不断侵入个人私领域。扎克伯格多次提及“隐私这回事要重新定义”。他呼吁，现今的公民，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但是让多少？目前没有明确的边界。

　　未来，互联网会把所有人连起来，没有隐私。每件衣服上都有芯片，任何私人信息都会让别人知道。但仅仅是在十年前，这些信息除了你和家人，没有人能知道。因此，互联网时代，对道德的拷问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恐怖。

　　肖鹰：质疑就像一块试金石。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批评，甚至随意对持不同意见者发起攻击，那么，他之前所主张的平等、自由，不过是一张画皮。

　　中国有很多的口水战、骂战，原本是一个严肃的质疑，但最终往往沦为一场闹剧。这是因为，很多人面对质疑，不从事实层面回应，而是指责质疑的人别有用心，是受利益集团操纵的，是一场阴谋。这些人用阴谋论回应质疑，千方百计将话语权操纵在自己手里，将对方妖魔化。

　　苏德超：质疑止于确定感。如果你认为事实确实如此，就不会再质疑了。一个人的确定感越强，就越可能保守。

　　质疑的出发点是希望看到尚未看到的部分，朝另一种可能性开放。所以，真正具有质疑精神的人，其心智是开放的，心胸是开阔的。质疑并不一定指向真相。质疑的根本目标在于寻求印证，或者说寻找确定性。合理的质疑，总是指向那些根据并不充分的观点。就一般认知而言，根据不充分是指，这些观点要么缺乏理论的支持，要么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

　　主持人：被质疑可怕吗？

　　罗振宇：所谓天道，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生死死，否极泰来。秋天到来，万物枯萎，似乎不好，但它是天道的组成部分。

　　好莱坞是什么？就是把一个人打造成明星，再毁掉他。以前，只有演艺界的人才尝过这个滋味；以后，每个人都有可能尝试。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天道。

　　作为公民，方舟子拥有质疑的权利。但他的行为，让所有以写字为生的人自危。

　　娱乐明星面对这种事怎么处理？能抵赖就赖掉。如果反击，一定要有理有据。因为反击无力的效果比不反击还要糟。虽然，时间会慢慢让丑闻淡去，但质疑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

　　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这个世界成名反而要慢。互联网时代的偶像蹿红速度，更像是被抛出去的。一个人在这期间获得的，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不可能获得。反过来，他衰落的速度及风险，也远高于互联网时代之前。出名，永远不要在一个方向上太快，甚至成为第一名、旗手。排在最前边的名人，收益最大，风险最高。

　　李海鹏：对于一个要脸、要牌坊、有立场的人而言，受到没有证据支撑的质疑，损失很大。

　　对于很多娱乐明星而言，八卦和丑闻并非坏事，其更多意义是曝光率的提高。而在娱乐界之外，丑闻仍然是可怕的。

　　要敢告诉所有人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缺乏真正理性的质疑？

　　肖鹰：理性的批判和质疑是以真相为基础的，独立的，不受任何利益集团操纵，有明确立场的。这种声音才有力量，有公信力。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众声喧哗、拥有多元化的言论表达的。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退到了书斋里，完全不关心社会现实；而出现在文化现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利益集团化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言论也没有影响力。

　　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进行反智主义的清理，即反知识，反文化、反知性、反理性。如今，媒体捧出了太多的天才和大师，太多虚假的神话，这对一个社会的正常理性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欺骗和伤害。

　　李海鹏：韩寒过去质疑一切主流的东西，讽刺、调侃、嬉笑怒骂。2008年以后，他成了社会的批评者，有了自己的立场。很显然，韩寒经历了雅皮化的过程。要知道，当你到了一定年龄，收入到了一定水平，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日本年轻人最明显，年轻的时候，头发五颜六色的，穿着鼻环；毕业了，头发剪短，穿上正装，泾渭分明。现在的韩寒，多少有点向主流靠拢的味道，其身份认同变为正人君子。

　　苏德超：西方人当然把质疑精神指向科学——对于自然的认识。有句话是：因为质疑，所以进步。但科学之外，西方人也把质疑精神指向社会制度——对于社会的认识。通过质疑，社会制度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理论也是在西方被首先提出来。

　　西方人甚至质疑自己的信仰。德尔图良说过，“因为上帝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所以我才相信”。但是，基督教内的众多神学家，至少在以假装怀疑的方式捍卫着他们的信仰。

　　当然，质疑要取得进步，必须要有理性的看护。质疑不是固执，不是搞破坏，是承认自己和自己所在群体的有限性，是向世界的丰富性开放。

　　所以，在西方文化史中，总是铁打的理性流水的权威。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权威在为我们提供可能性的同时，又阻碍着我们去寻求新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精神。所以，质疑精神就得不到理性的看护，这让质疑易于堕落。必须明确，质疑或西方的怀疑精神，首先是针对自己的。理性的出发点是自己怀疑自己，为自己找到根据。如果没有理性，质疑就容易沦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手段。“疑罪从有”的结果一定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由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特别迷恋权威。靠着权威的大树，心灵的确定感是很强的，但也会因此而裹足不前。

　　格物致知，中西都有。这是一个基本方向。区分在于，第一，有没有可行的办法？第二，如何让这一过程保有持续不断的动力？从目前来看，西方的格物致知是有一套可行的办法，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中国没有。

　　主持人：那么，在中国，人，特别是名人，该怎么活？

　　罗振宇：在急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人应该争取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让自己做到没有隐私。比如，我喜欢堕落，我就明白告诉别人，没打算当多数人眼里的正人君子。言行一致就没事。

　　在互联网时代，做小人就做真小人，不要做伪君子。中国人原来特别喜欢讲内外有别，关起门来说话。但事实上，丑闻都是从关起门后的内部传出去的。比如以前的躲猫猫事件。在一个偏远的云南监狱，警察面对在服刑期间猝死的死者家属说，犯人的死因是躲猫猫。显然，如果当时警察面对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他绝对不会那么说。这么说是因为他假设环境是封闭的，天高皇帝远。

　　前互联网时代发生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种思维逻辑之上的，但互联网把这些都颠覆了。你说的每句话，都要过脑子。要不就会被别人立刻发微博上，怎么办？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让所有确定性的关系都烟消云散。所以，互联网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是：我敢告诉你的话，也敢告诉所有人。千万不要有不能说、不能调侃的秘密。

　　如果你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某种程度的伪君子，那风险巨大。这个风险不在你成名的路上，而是在你出了大名之后。平时零存，最后整取。

　　主持人/本刊记者 王雨佳

　　嘉宾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

　　武汉大学副教授苏德超

　　资深媒体人罗振宇

　　作家李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