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戏

　　线条轮廓粗糙，没有透视肌理，画面毫无品味，似乎是乱抹一气的涂鸦。如果不是堂而皇之地摆进画廊，没人敢相信这些儿戏般的绘画是艺术品。尽管后来凯斯·哈林红遍欧洲，而在美国博物馆，始终是不被接纳的非正统的画家。

　　跪趴的小人，是哈林原创的个人标志，上世纪80年代被广泛应用在市面流行的畅销品上。哈林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地铁站和街头的广告牌、公共指示牌以及墙壁上乱画，带着一点点因破坏市容被警察追捕的刺激。

　　没有功利的动机，表现的就是自己的心态，画在他是一种娱乐，如此而已。那卡通化的风格，充满童真，你可以不认同它，却不能忽略它。

　　可惜生活不能儿戏，哈林短暂的一生尽情反叛，15岁吸毒，同性恋的他，31岁患艾滋病离世。哈林死后，他的涂鸦居然成了他生前不断挑战的主流文化的商业代言，不知是喜是悲。哈林最大的贡献，让地下艺术攀升到正规艺术。

　　在中规中矩的社会里，每个人以不同的形式彰显自己的生活态度。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人性的，甚至可以没有任何含义，它只来源于内心的声音。十几年前，京城第一顽主王世襄老先生的《锦灰堆》刚出版，当时诧异先生怎么会把蛐蛐、葫芦、鸽哨等等这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玩成一本正经的学问，他却开心地对我说：“因为我这一辈子都不务正业。”

　　有“北蔡南马”之誉的大教育家留德博士马君武，一辈子提倡科学研究，偶尔的儿戏，却永远得不到谅解了。《共产党宣言》的纲领，以及达尔文《物种起源》都是由他第一个翻译成中文。“九一八”事变不久，马君武先生由于义愤而作的《哀沈阳》一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传诵至今，但事实是张学良与影星蝴蝶素昧平生。当时该诗发表后，各大媒体痛骂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指责蝴蝶是“红颜祸水”，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

　　30岁就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顾颉刚，是中国史学界留有标识的人物。顾以为，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个孝子的模范。我倒认同，这笔糊涂账不局限于古史。

　　不知道史学家们该怎样表述中国当代的政治史，每翻到1975年，就只读出“儿戏”两个字。这一年，37岁的纺织女工吴桂贤和60岁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42岁的卖菜大嫂李素文，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们又很快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有则著名的政治笑话。当年赫鲁晓夫掌权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痛数斯大林的种种暴行。与会者传到主席台上一张纸条，上写：“当时您在哪里？”赫鲁晓夫念完这张纸条，问：“这是哪位写的？”台下一阵寂静。赫又说：“请这位同志站出来！”

　　台下仍是一片寂静。赫鲁晓夫微笑着说“我当时就在您现在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权力、财富和名望可以让历史与现实变得不再那么端庄。

　　记得作家刘震云解释自己的小说为何取名《一句顶一万句》时，抛出很矫情的话：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我跟林先生是话同意不同。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话。

　　还犀利地质疑所谓的知识分子，刘震云不客气的讲：“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但要‘知’，还得有‘识’，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

　　当微博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毛细血孔里，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都是所谓知道分子的年代里，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可以儿戏的吗？

　　文/姜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