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市场之外的干预者

　　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股市如瀑布般狂泻而下，其速度之快以至于自动报数器都跟不上。接踵而来的则是银行挤兑、工厂倒闭、大规模失业……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开始了。

　　面对大衰退，当时的各国学者、政治家大多坚信经济可以通过市场自行调节走出危机，繁荣很快就会到来。因为当时盛行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由供给创造的需求必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美国总统胡佛对这次史无前例的危机采取了不干预政策。

　　可是，接下来的四年，情况并没有如人们预期中的好转起来，一切仍在持续恶化。

　　在此期间，一点星星之火在学界被点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公开发表了一系列与传统自由市场理念相悖的文章，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呼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以解决棘手的失业与萧条。

　　印证凯恩斯理论的也是美国。当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胡佛，当选美国总统后，凭借整顿金融、公共工程等一系列全面刺激经济的“新政”推出，美国经济开始好转，失业问题得到缓解。

　　政府干预自由市场取得了实效。但人们苦于找不到理论支持，更多人甚至担心这些措施会否损害自由、效率。

　　1935年秋，凯恩斯受邀访问美国长达一个月，美国学界、商界、政界不断邀请他讲解政府干预的思想。期间罗斯福在白宫接见凯恩斯将近一小时。

　　市场之外的因素

　　凯恩斯建议政府通过财税、货币等政策管理需求，增凯恩斯对市场之外因素的关注并非始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据长期从事凯恩斯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方福前的介绍，早在1926年，凯恩斯便针对大英帝国一战后越发明显的慢性衰退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当时，凯恩斯就认为靠自由市场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需要政府干预，甚至预见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等解决办法。”

　　1936年，凯恩斯多年的研究成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该书指出：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其后果是，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针对经济萧条，凯恩斯建议政府通过财税、货币等政策管理需求，增加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从而实现经济均衡运转。

　　其实，经济学理论鲜有对错之分，更多情况下是适用不适用的分别。在方福前看来，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其较多是调节小的波动，较难调节大的衰退。因此，政府干预是“经济的需要”。

　　但政府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人为选择的投资方向可能会带来质量降低、结构失衡，但“政治家不可能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有时候明明知道有副作用，他也要这样做。”

　　在看待凯恩斯主义诞生的问题上，《全球商业经典》总编何力特别强调注意相应的时代环境。“一下子25%的失业人口，我们没经历过，也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怎么解决需求不足，怎么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在何力看来，对问题指向性的忽视或许导致了对凯恩斯的误读。

　　财经评论员叶檀也提到对凯恩斯理解的庸俗化。“在他所处的时代，市场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所以，他主张通过政府适当地干预，实际上，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做法。”

　　不过，凯恩斯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只是针对特定时期。凯恩斯主义要解决的是不能充分就业和财富分配不公这两个“显著弊端”，这当然是我们的经济社会时刻面临的。“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会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仍强烈地沉湎于赚钱的癖好，那么，稳健的政治家就应该让游戏在规则的约束下继续进行下去。”

　　坚冰慢慢被融化。从二战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尤其美国逐渐成为经济学新宠，直至如日中天。在纷纷采用凯恩斯建议的政策之后，发达国家均维持了较长期的经济繁荣。

　　然而，西方经济随后出现了滞涨局面。凯恩斯主义对此无从解释，也提不出二者兼顾的政策。于是，批评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蔓延开来。美国时任总统里根、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藉此声势推出了一波私有化、市场化浪潮。与此同时，经济学新秀曼昆等主张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合理的反对意见，补充修正，新凯恩斯主义成型。

　　“不完美”的理论

　　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博弈从来没有明确的标准。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与各国政府强力救市相伴随的，是围绕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与后果的老生常谈式的激烈争吵。政治家们能够保持“稳健”吗？政府干预会否损害自由、效率与公正吗？这一直是人们所担忧的。

　　叶檀并没有这种担心，“凯恩斯推崇在危机阶段政府干预才能救援崩溃，这绝不意味着凯恩斯主张回到集权时代，这是两码事。”

　　而何力认为，凯恩斯当时所说的政府，是指西方当时非常有限责任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责任已经非常大”，而政府转变职能的大方向应该是不断放权让利，放松管制。

　　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与国内近些年泛起的相关争议，方福前觉得不能把一些体制转轨和计划经济残留造成的政府干预做法跟凯恩斯的主张混淆起来。

　　“就比如政府税收快于GDP增速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如果政府一方面扩大开支，一方面增加税收，两者会相互抵消。显然，我们不是都按凯恩斯理论来做的。凯恩斯并非要一刀切，而是主张在干预的同时，政府应该保护经济运行中的自由、民主、效率，在治好失业与财富分配不公的同时，保护这些关键优势。”

　　对于自由与效率受损的忧虑，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有解答：“仍然会留下广阔的天地使私人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动力和职能，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它仍然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

　　其实，把刺激经济的政府手段归结为凯恩斯主义或许是牵强的。“如果用一个概念去套所有现象就容易出现纰漏，导致有些现象没法理解”。在何力看来，中国的经济现象可能什么都不是，采取的政策就是根据自身经济环境做出的。

　　央视评论员刘戈并没有纠结在经济学理论本身，而是试图跳开理论。他认为，尽管政府干预牵涉很多利益，但还是要干预，因为经济的运营模式发生了变化：“产品如果是可以简单确定归属的，通过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东西像道路、自来水、包括互联网，没法确定个人归属，很多是共享的。这时，在大的领域，市场就失灵了，必须靠市场之外的方式来解决。”

　　人类资源整合方式有三种：市场交换、组织的方式和互惠方式。“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式基本是互惠；资本主义社会靠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后期靠市场和组织。由此判断，到后工业社会，通过组织获利的模式是否会多一些？同时，在类似互联网这种高级的人类社会，如同原始社会般的互惠是否会重新崛起？”

　　这个提问看似没有答案，实际已有观点。理论也好，制度也好，其本质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谁多谁少的问题。

　　文|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