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还是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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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2-08-13 11:18
有宋神宗力挺,王安石终于一偿夙愿,全面主持变法工作。王安石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以报君恩。
熙宁二年三月,也就是王安石上任的第二个月,紧锣密鼓的全国经济调研便开始了,他先让各地漕运、盐铁官员上报财用利害。四月份,又派遣八个调研组下基层,考察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调研完毕,王安石在七月设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推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这年闰十一月,设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监管勾农田水利差役官”,总共四十一人。宋代的官名往往长得吓人,但说白了,就是下派各地主持变法的官员。
熙宁三年正月,朝廷下诏要求各地贷出青苗钱。十二月,改各地更戍法,立保甲法和免役法。熙宁四年二月,改革科举,废除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考核进士。熙宁五年三月,推行市易法;五月推行保甲法和养马法;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法;九月开始征收免行钱。
短短四年,王安石的变法摊子完全铺开。
通过青苗、免役、市易等一系列改革,宋神宗的府库堆积如山。元丰元年,中央总共有32座存放财富的库房。但后来库房不敷使用,又加盖了20座,由此可见变法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有人献给王安石一块古砚,说此砚特别润泽,呵气成水,磨墨时无需注水。王安石听罢大笑,一口回绝对方:“即使这砚台呵气能得到一担水,又能值多少钱?” 姑且不论故事真伪,但其实用主义表现在变法上,就是“理财”。用王自己的话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对这此嗤之以鼻,他说“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王安石变法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还是“其害乃甚于加赋”?不妨看看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的效果就知道。
青苗法改革以前,各地的官方粮仓(常平、广惠二仓)均有十五万以上贯、石的储备,遇粮价贵时,低于市价卖出;遇粮价贱时,高于市价收购,以此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实施青苗法后,政府将官仓储备作为青苗本钱,在夏秋未熟以前,借给农民,农民收成后需还息二分。
青苗法的动机,看似不错,它类似于今天的农户联保小额信用贷款,目的是为打击民间高利贷。但地方官员为了改革业绩,将这种本应自愿的借贷,变成强行摊派。
两分息的青苗款一年两次向农民摊派,年息达40%。而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官员为了追求财政收入,常擅自加息。如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率先在当地实行三分息,一年两次放贷年息达60%。取三分息的绝不止于河北一地。
官方高利贷,盘剥力度远胜于民间借贷。况且,私人高利贷还会宽限贫民,在他们无力偿还时会继续放贷,以便他们维持生活和生产,最终能还清欠债。而政府高利贷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贫民一有拖欠就要受到刑罚追索。
免役法其实是“以钱买役”。此法规定,民户无需自己服各种差役,改为向官府纳钱雇人服役。从服役到雇役,本来是一个进步,但免役法将征收的对象由原来的富人扩大到穷人,扩充了征收基数,使得“役钱”成为民间又一笔重赋。
政府在征收役钱时还允许截留“羡余钱”,这激励政府多收入少支出。在实际操作中,民户已经交免役钱,官府却不愿雇人服役,而以保甲法中的“保正”、“甲头”来服役,层层转嫁,最后百姓交完免役钱后仍要服役。
免役法最终成了变相征税。熙宁七年,有人在南京赏心亭题诗:“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 甚至,因剥削太过厉害,宋神宗也不好意思地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而市易法,其本意是为了平抑市场、打击商人垄断,但最终效果却导致国家垄断。
熙宁五年,政府开始在主要城市设立市易司,平价收购市场滞销物质,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账,政府收取息金。政府参与商业经营,逐渐成了市场老大,不仅垄断“国计民生”的大买卖,最后甚至瓜果、锥刀、冰炭、负水、拾发、担粥、提茶这些小本生意也不肯放过。
而市易法中的政府借贷,与青苗法一样,也使普通商人不堪重负。熙宁八年七月,大商人郭怀信向市易司借钱购买贩盐的指标,虽然还清了本钱和息钱,但是因为没有按期还钱,被市易司罚钱1500余缗。类似的垄断和处罚举措,即使是大商人也吃不消,更不必说那些中小商人。
元祐二年,苏辙上奏朝廷,希望对所有还清市易本钱的商人,一律免除他们的息钱和罚钱。动议得到批准,本想会恩泽甚广。但苏辙走访京城开封底层商人时发现,这一政策对于贫下之家不起任何作用。面对官府的催逼,他们为了还清本息和罚钱,往往换个名字,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无法统计他们到底欠了多少本钱和息钱、罚钱。经统计,苏辙发现开封欠市易钱户共计2.7155户,共欠钱237万余贯。其中“大姓”35户,“酒户”27户,共欠钱154万余贯;“小姓”27093户,共欠钱83万余贯。
显然,短短数年积累的“国富”,是建立“与民争利”基础之上。变法给大宋朝带来财政繁荣,但却为国运转衰埋下祸根,这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方麟 清华国学院 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