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四大谜团新解读

　　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继续巩固和提升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方面上来，处理好短期的稳增长、中期的调结构、长期的促改革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

　　2012年，我国GDP增速三年来首次跌破8%。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仅高于2009年一季度的6.6%。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

　　对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增长形势和对未来预期的看法，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是持偏悲观的看法，认为2012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有可能出现硬着陆。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稳增长”措施，如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扩张的财政政策、更给力的外贸政策，刺激经济尤其主张出台鼓励房地产、消费和出口增长的措施。

　　二是持偏乐观的看法，认为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转折年。虽然三季度GDP增长7.4%，是2009年二季度以来14个季度的新低，但与1998和2008年应对危机时的形势不同，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宏观经济呈现出总量减速、外贸下滑、效益下降的同时，还发生了结构优化、就业增加、城乡和区域差距缩小等新变化，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因此，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继续巩固和提升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方面上来，处理好短期的稳增长、中期的调结构、长期的促改革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

　　GDP增长可能会降至7％～8％

　　当前，全球经济更加错综复杂。IMF最新公布的经济预测中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至3.3%，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同时，IMF还下调了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预计中国和印度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是7.8%和4.9%。

　　我国GDP增长的潜在水平将下调正成为普遍共识。我估计会下降到7%至8%。如果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5%左右，就是正常的。

　　另外，在全球经济和外贸减速、我国经济和引资减速的综合作用下，外贸增速将从过去的20%以上下降到个位数。对此，相对按照外贸增加值计算的结果，我国“大进大出”的外贸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外贸和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减速已基本成为定局。即使各地采取更激进的招商引资策略和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更努力追求GDP优先目标，也只会延缓减速进程，同时更趋近增长极限。对此，东部地区只有把握危机调整的机遇，加快推进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才可能迎来东部地区新一轮的增长期。与此同时，重化行业、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装备制造业也将进入调整时期。

　　当前宏观经济四大谜团

　　一是“工业之谜”。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其中股份制企业增长11.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0%，发电量增长3.6%，钢材增长5.7%，水泥增长6.7%，十种有色金属增长7.1%，乙烯下降2.9%，汽车增长7.3%，其中轿车增长8.4%。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是周期现象还是结构性现象，是需要政策扶助还是加快转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是“就业之谜”。2012年前三季度GDP减速而就业形势依然很好，这是为什么？如201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7.7%，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接近“十一五”的平均就业水平。仅仅用就业是滞后变量的说法，难以解释2012年就业弹性变化。

　　三是“收入之谜”。2012年前三季度GDP减速而民生得到更好的保障和改善。不仅城乡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农业人均实际收入增速高于城镇，这用收入变量是滞后变量也是难以解释的。

　　四是“转型之谜”。2012年是我国企业的转型和调整年。中国内地已经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但入围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金属产品、公用设施、采矿与原油生产、工程与建筑、商业储蓄银行等领域，基本上还都属于传统产业。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缺订单、缺技术”的转型之痛。解决“缺订单”问题，需要创造条件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建立新渠道、完善售后服务等，努力和措施配套。特别是解决“缺技术”问题，需要重视产学研、大中小、国内外、军与民合作研发，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技术公共服务体系等。当前的问题是，小企业的“转型之痛”缺少系统的配套措施。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

　　综合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我们要以2012年为转折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

　　一要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高标准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

　　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功能边界，从制度上改变教育、医疗卫生、政府及事业单位过度商业化的逐利倾向，从根本上解决好政府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国家安全、规范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保持宏观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包容性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发展模式；建立法治和基于规则行事的制度，从“摸石头过河”向法治和规范转变，包括建立以破除垄断、规范市场、制约权力、机会公平为中心的新制度框架。

　　二要推动不平衡发展战略向平衡、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

　　要加快推动过度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向扩大内需战略与经济国际化战略互动的方向转变；要加快推动从“先让少数人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要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转向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要从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三要加快实施供给管理政策。

　　首先需要采取大幅减税的政策，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促转型；其次，要减少政府过度管制或干预，让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加快转型；再次，鼓励研发和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大中小企业合作、军民合作、国内外合作，提高研发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效率；最后，提升人力资本，重视教育和培训，为培育和提升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打好基础。

　　四要大力发展知识型高技术现代服务业。

　　提升我国研发设计、制造工艺、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商务和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能力，满足制造业对现代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五要大力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研发代工与制造代工并举，服务进口与出口并举，人才国际化与服务本地化并举，市场导向与政府统筹协调并举的经济国际化新优势。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文｜张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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