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上市之路欲速不达

　　农商行A股排队上市仍旧是“有花无果”，除了较为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严格的上市门槛，农商行自身面临的战略定位、资产质量、行政干预、风险内控管理、人才储备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2012年9月24日，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行”）10万股股权转让挂牌期已满，却依然无人问津。挂牌者是北京农商行的第三大股东--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融”）。

　　这是该行自今年5月以来的第四次股权挂牌。5月14日，北京华融以15.5亿元转让北京农商行5.23%股权，这相对于两年前的转让价格来说，并无变化，除了这次股权转让成功外，其余都未果。

　　这并非个案，近段时间，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广州农商行、漳州农商行等多家国内农商行股权被转让，从而引来各方关注。

　　“参股的股东在参股的时候心理预期是很高的，在这种上市无望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抛售，因为预期达不到了。”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办公室主任汤烫接受《小康》采访时说，他本人同时也担任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2012年初，商业银行首次公开募股（IPO）之路开启，有传言将迎来农村商业银行的上市年，但年关将近，农商行A股上市仍旧是“有花无果”，这对于上市热情高涨的农商行来说多少有些失望。

　　横亘在农商行上市前面的，是较为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严格的上市门槛，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产物，农商行面临的战略定位、资产质量、行政干预、风险内控管理、人才储备则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北京农商行上市“渐行渐远”

　　作为全国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商行在2011年总资产规模达到3768.33亿元，700亿的上市资产规模门槛自然不在话下。2011年12月6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就提出成立北京农商行IPO领导小组及工作组，其董事长乔瑞在该行2012年改革发展研讨会上也表示，2012年是全面研究推进上市工作的起步之年，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尽快上市。

　　但北京农商行的上市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这其中资产质量被公认为是影响上市的一大内伤。同样受到困扰的还有资本充足率。

　　“北京农商行股权结构本来就比较分散，资产质量也不尽人意，再加上内控如果不完善，恐怕离上市会渐行渐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对《小康》表示。

　　10月10日，在经历两年的调查取证后，北京农商行高达7亿元的骗贷案终于审结。这起北京市银行界最大的骗贷案牵出了原北京农商行的8名高管，此案造成的损失高达3.6亿元。

　　汤烫认为，北京农商行机制体制存在各方面问题，内部派系斗争非常严重，一直存在一种不稳定状态，它面临的更多是自身的问题，有一定程度上的个案特点。

　　上市面临“拦路虎”

　　“前期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都上市了，由此产生了示范效应，加上前几年各个地方政府推动农商行增资扩股后，很多民营企业成了其股东，都想上市。”徐洪才说，“但是目前股市低迷，二级市场的银行股都很便宜，农商行这时候一窝蜂地上市，可以说是生不逢时。”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在今年两会提案中指出，应降低农商行上市门槛，700亿元资产规模的隐形门槛，只有东部地区农商行容易达到，西北地区较难达到。对资产规模要求较高，容易导致银行盲目追求规模，忽视对区域内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服务。

　　而严重超标的股东人数，则是阻碍农村商业银行上市的又一拦路虎。

　　截至5月10日，证监会披露的IPO申报企业信息显示，常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江阴农商银行、吴江农商行已经处于上市初审及落实反馈意见中，而在上市前夜，4家银行都在忙着清理股东超标问题，这4家农商行不仅职工持股普遍，高管持股超标现象更为严重。

　　另外，不良贷款率是业界公认的上市银行敏感指标，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564亿元，农村商业银行上升了52亿元，不良贷款率由一季度的1.5%上升到1.6%，农商行不良贷款的“双升”幅度最大，引起了业界的重视。

　　有分析人士认为，农商行不良率回升的因素多重，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不良贷款的上升与宏观经济下滑致使银行业普遍受影响有关，而三农和小微企业本身所蕴含的风险是不良贷款上升的根本原因。

　　“不良贷款还将面临上升的趋势，明年是比较集中的时期，这需要我们引起重视。”汤烫分析说。

　　在“务农”和“进城”之间徘徊

　　在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苦练内功比徒手等待更有筹码。

　　“农村商业银行首先要在战略定位上引起重视，不能总想着通过上市扩大网店，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徐洪才说，“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在城乡结合部挖掘潜力，应该服务于区域经济，重点是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服务。”

　　然而，很多农村商业银行都在“务农”和“进城”之间徘徊，农商行农味不浓，这种尴尬局面由来已久。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到农村商业银行，再到农商银行，“农”字还在，却日益沦为“花瓶”。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胡平西就有这样的烦恼，他认为该行与上海当地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经营业务范围并没有区别，他曾多次呼吁有关方面将“农”去掉。在他看来，上海第一产业农业GDP占比极低，如果一味刻板坚守三农业务，业务空间会大大受限，而各地农商行的情况不同，如何定位还是要因地制宜。

　　让农村商业银行普遍感到无力招架的是，来自各个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有些地方政府对一些搞得比较好的农商行想方设法把它国有化，比如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而在人事上的问题也会干预很多，重监管轻服务。”汤烫说。

　　农村商业银行可控的是，拓宽现有的业务渠道及领域，当前，农村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业务总收入中占比不足2%，远远低于其他商业银行，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的空间很大。有专家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国际业务、信用卡业务、分期付款、保函等新的高收益业务品种和表外业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来源，开发新的金融服务。根据客户需求，大力开展代保管、代收费等业务，努力增加服务性收入。“天津滨海农商行等中小银行2011年中间业务收入比达到了29%。中小银行不是做不了中间业务，而是我们没有好好去研究。”汤烫说。

　　农村商业银行人才短缺和不稳定性，是摆在其面前的又一“软肋”，基层人才素质普遍不高，在汤烫看来，农村董事长行长快速轮换，很不利于银行的发展和经营，银行高管不是政府官员，不能做值班官，要沉下去与地方经济紧密合作。很多好的中小银行，高管人员都是十年甚至二十年长期扎根一个地方，与当地百姓和企业打成一片。

　　徐洪才则表示，地方政府干预会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增加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在农村金融改革中，一些农村商业银行也在尝试开辟独特的发展路径。

　　近几年上海农商银行走出上海，在全国各地批量设立村镇银行，成为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服务县域经济的一股新力量。目前，这些村镇金融的新生力量发展势头良好。上海农商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已开业的31家村镇银行，实现业务存款36．4亿元，贷款16亿元。

　　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李晋表示，村镇银行贴近市场、决策链条短、机制灵活、全部信贷资金投向县域，这些都是大银行不可比拟的优势。

　　“农村商业银行办成城镇银行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农村商业银行就是农资当头，两者的服务对象是一致的，业务熟、人熟、地熟，信息相通，习俗相同，相通性很大。”汤烫对《小康》说，这或许为正摇摆在“务农”与“进城”之间的农商行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发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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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月底，15家地方银行在排队上市，其中包括4家农商银行。15家银行IPO融资的总规模在450亿~750亿。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实习记者 殷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