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写书“犯贱”

　　“你喜欢看易中天的书吗？”在一次采访中，《英才》记者曾随口问一位喜欢研究历史的企业家。“不太了解，他好像是电视里说书的先生吧”——这明显是一句调侃。

　　当记者把这句调侃转述给易中天并问他感想时，他的回答直接到令人意外：“我是没有想法的人，想那么多干嘛？我也没有社会责任感，更没有历史使命感，少给我戴高帽子，也别对我进行使命感绑架，我不吃这套。”

　　从2005年通过《百家讲坛》一举成名后，关于易中天的争议就没有平息过。文化超男、明星学者、麻辣教授……喜欢他的人奉他为偶像，不喜欢他的人不屑一顾。而易中天早练就了一身应对质疑的超强内功。

　　有媒体评价他说：嬉笑怒骂，这个老辣之人已经身经百战。明星化带给他超人气和高收入，但也导致他的一切言行被娱乐化、被快速消费。他是受益者，也是受害人。

　　不过，易中天乐此不疲。近期，他频繁在媒体上亮相，大部分时候为自己的新书《易中天中华史》做宣传。

　　在中央电视台他还与李蕾搭档主持一档民生类谈话节目，在节目中，他唱京剧、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讲段子自嘲……据说，这个节目自今年2月开播至今，收视率一直不错。

　　易中天笑言，自己主持的节目的收视率曾被“假易中天”打败。“假易中天”是指花儿乐队主唱大张伟，他在《百变大伽秀》中模仿《百家讲坛》版的易中天，大受观众欢迎。不过，大张伟模仿的形象早已过时。易中天剪短头发，已经不再以《百家讲坛》中的造型出现，也很少再提这个让他走红的节目。

　　从年轻折腾到老

　　5月4日青年节这天，易中天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主题为“新青年易中天”的视频。一身黑衣的他，用80秒时间对着镜头娓娓道来。

　　“我是易中天，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六，非不寿。回顾我这大半生，好像一直在转型，或者说一直在变，这也许跟我的名字有关系，因为‘易’就是‘变异’的意思。我18岁的时候，就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一个学生娃娃变成军垦战士，忍受着知识的饥渴，还有性的饥渴……我觉得，国家要安定，个人可折腾。年轻人，折腾，因为他来日方长，老年人，折腾，因为他机会不多，一个老年人，如果不断地刷新自己，那么就能做到，66岁的年龄，46岁的心脏，26岁的心灵。”

　　最近，他折腾的事情就是用五年时间写一部三十六卷本的《易中天华史》他的新书《易中天中华史》在北大百年讲堂首发式之后，他对活动现场的“入座率”表示不满意。不过，别人告诉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容纳2000人的讲堂，他的演讲已经算是高 “入座率”了，上一次周杰伦来，也就这么多人。

　　易中天对《英才》记者说，这是他近几年来唯一没有爆满的一次演讲。几年前，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因为来听的人太多，不得不推迟40分钟。“本来主办方以为我讲先秦诸子，题目太枯燥，没有多少人会来听，也没做充分准备。结果来得人太多，临时加椅子。还是有人站着听，场面非常热烈。”

　　采访期间他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可能想约他见面。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抬头问坐在对面出版社编辑：“我哪天有时间能见下我弟弟？”易中天说，他不缺名气，不缺“粉丝”，也不缺钱，但真得非常忙。

　　从女娲写到邓小平

　　“那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精力写书”？《英才》记者刚抛出问题……“犯贱！”易中天脱口而出这两个字，“找不自在。当然，你们可以写我犯贱，没关系。”随即，他又一本正经的说：“其实我这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以前是不自觉的，后来就是自觉的。”

　　“现在市场上讲中国历史的书已经很多了，你不担心写完没人买吗？”“没有任何担心，我的书跟他们不一样。”易中天的回答底气十足。

　　比易中天信心还足的是这部书的出品人，果麦文化传媒董事长路金波：“我对这个项目的市场预测是：在全书出齐后的那一年，《易中天中华史》累计实现销售100万套，3600万册。平均定价35元，码洋12.96亿元。”

　　不是所有人都被他们的信心影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直接表达了对此书的担心：“到魏晋之后，特别是隋唐以后史料量太大。如果易中天早年没有史料的准备，往哪查都不知道，浩如烟海。”

　　关于这本书，在网上的评论也已经分为极端的两派，支持方说：《易中天中华史》不一样的学者角度带你了解中国，受益匪浅。反对方说，千万别买，开篇头一段就把人恶心了，简直是胡言乱语。

　　易中天曾发表过一篇博文“易中天：我为什么要从女娲写到邓小平──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致读者”，直抒胸臆，其中最后一句话是“在历史的深处相见”，也许有些事情，也只能用历史去证明。

　　士最好的年代

　　易中天认为东周西周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期，制度上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真正是在追求独立、自由、平等。

　　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好的时期是春秋战国。他特意强调要在“知识分子”上打引号，因为“知识分子”是现代语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准确的称呼应为“士”。

　　“士”这个阶层，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当时“士”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到了春秋战国，士需要依附于君主和权贵生存的。“士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君主和权贵似皮，但皮的状况也是不能没有毛的依附。”

　　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有实力也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有才干的人便受到特殊重视。

　　“那时候是皮多毛少，而且毛可以随意飘动，所以皮要想尽办法吸引毛来依附。皮和毛的关系，相当于现在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只是战国时期是企业多，员工少，所以员工都比较牛。”

　　易中天仍然用他一贯通俗易懂的风格谈论历史，不过当记者问“这些士应该算是古代的‘公知’吗”？他立即又开始发挥“打太极”的功夫。

　　“我不懂‘公知’这个概念，也不喜欢、不使用这个概念，但在那个年代希望用语言改变国家命运的比比皆是。而且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孟子有句话：‘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员工在见到老板的时候，要先藐视他，如果他不听你的话，拔腿就走，甚至可以痛骂老板一番”。

　　别拿境界忽悠我

　　易中天拒绝对比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我没研究，没办法对比”。不过，他又苦笑了一下：“现在哪个知识分子敢‘说大人，则藐之’？教授做学问要申请国家级课题，钱都是人家给的，还敢藐之？”

　　这番话让人联想到他的经历。1978年，易中天以同等学历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说：“人才难得”，突破重重阻力，坚持要把易中天留下来。留校不到一年，易中天被提拔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不过，戏剧性的是，易中天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十年时间里，尽管受到学生的欢迎，但迟迟评不上副教授，科研经费申请困难重重，一家人常年蜗居在面积仅10平米的简陋住房内。最后，迫于学术发展及生活压力的考虑，1991年，易中天选择了离开武大，去了厦门大学。

　　易中天说，他是教育等级制度的受害者。“中国教育就是毁人不倦。我是有幸没被中国教育毁掉的人。当然比中国教育还恶劣的教育也毁不掉我。但凡要改变个性才能得到的好处我都不要。我曾经在教授分等的时候，拿最低等的工资，这又能把我怎么着呢？”

　　他还坚定地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从古至今，明确的没有，不明确的也没有。面对《英才》记者追问，“你有信仰吗？” 易中天回答：“应该说，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信仰。我觉得，只要我们做认为不错误的事情，守住自己的底线就行，我是底线主义者。别拿什么境界来忽悠我。”

　　易中天并没有说他的底线是什么。他曾私下跟朋友讲：自己被抬上去了，已经下不来了。也许，真的没有人能用什么概念或者其他东西“绑架”或者“忽悠”他，但是，他可能已经用某些东西“绑架”了自己。

　　文|本刊记者 修思禹/图|本刊记者 孟杰